一个家庭模型

二、一个家庭模型

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有一个朋友叫徐滇庆，他是一个很活跃的经济学家，现在在加拿大任教，经常回国，回国后经常发表一通言论，然后引起了一些反响，就又回去了。他是20世纪80年代去北美的，当时他们家是四口人，他和他太太，还有一儿一女，是龙凤胎，看样子这人是很幸运的。当时，他去国外读书，去国外打天下还是很艰苦的，不像今天有些人的父母很有钱，送孩子到国外读书。当时他们面临一个困境，不能所有的人都去读书，他们没有钱，必须有一个人打工，来支持其他三个人读书，他说：“我们就开了一个家庭会议，最后决定我太太去打工，我们三个人读书。”我当时立刻就说，他这个决定要么就是独裁的，要么就是民主的：“独裁的”，是因为他是男性家长，大手一挥说谁谁谁打工去，就把他太太发配打工去了；“民主的”，很简单，他们三个人一举手，一投票，“我们三人读书，你去打工”，他太太就去打工了。我说决策程序大概是这样的。徐滇庆说：“你错了，这个决定是我太太做的。”我当时大吃一惊。

但是这样一个故事确实很启发我。这个决定似乎是损害他太太利益的，为什么他太太要做这样的决定？这是什么道理？这启发了我对家庭的研究。

假定一个家庭有三口人，平均每人有100元的财富，但是如果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每个人需要120元。这时候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个人主义的态度，每个人谁也不借谁，每个人都不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但还有一种态度，就是有一个人做出牺牲，让另外两个人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他暂时不要这样的人力资本的投资。再假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后，大学毕业的人，年收入40元，没有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人年收入是10元，结果很简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家庭从总额来讲就比较多，每年90元，就是两个人是40元，一个人10元，共计90元，平均分配每人30元。对于没有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那个家庭，每年的总收入30元，平均每个人还是10元。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粗略的家庭模型，但是它说明一个问题，即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按家庭利益最大化的标准去分配财富的话，可能导致更有效的资源配置。如果不是以个人为单位去计较当下的成本和收益，而是从整个家庭的角度去考虑，这种家庭主义的分配模式是更优的。这也可以解释徐滇庆他们家的例子。那么在这个时候，“受损”一方可以主动地提出这样的建议，这种建议的结果是使整个家庭得到改进，也使自己得到改进。

顺便说一下，我前些日子见到徐滇庆，我又跟他慎重地提起，我说，“我把你写进论文里了。”我的意思是，第一，你看我能不能写进去，提你的名字；第二，我的含义不是能不能写，我是怕他的家庭会不会有变故，我写进去了，他又离婚了，我就很害怕。他说，“你写，没关系，挺好的，你看，我太太不是坐在边上了吗？”那天他太太也去了。“现在我儿子和女儿都成家了，都过得非常好，他们在硅谷，挣了很多钱……”我想太好了，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当然这个故事就是个实例，作为模型是不够的。徐滇庆的这个例子是作为儒家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很好案例。现在家已经齐了，他已经在治国平天下了，经常回国给政府提出很好的建议，至少在治国呢。他又是国际型的学者，他在国外也提建议，如“加拿大怎么对待中国”，也在平天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当然，对这个模型会有一些疑问。比如：个人主义的个人之间会不会互相借钱？这当然是可以的。只是，第一点，在人类社会的初期，缺乏一些制度安排，使得“借”的成本很高，比较复杂。借款需要有两个制度安排，一个是金融市场，一个是法院，才能使借款这件事变得成本很低。有了金融市场，我才知道借的成本；如果赖账不还，还必须有法院来强制执行。大家也知道，其实直到今天，亲戚之间借款的含义就是白给，哪天还你都很难说。在早期没有金融市场、没有法院的时候，借款成本很高，所以这样的行为可能不能实现，不如家庭里头那样的分配，不像徐滇庆家里那样的家庭会议有效率。即使在今天有金融市场和法院的情况下，这对家庭内部的影响也是很小的。我刚才讲过，今天的亲戚之间借款是很困难的事情，反过来讲，因为借款成本很高，所以说我讲的这个模型是非常现实的。

然而这个模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如果家庭里有人做出牺牲，家庭的所有成员，尤其是获得了支持的那些成员是不能退出家庭的。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要问徐滇庆，我怕徐滇庆跟他老婆离婚，没有离婚很好。这是个前提。如果一个人预期别人要退出家庭的话，那么这种牺牲是不能做的。其实这种事情在中国古代就有，像秦香莲的故事，这是有人退出家庭。秦香莲之所以能做成一个戏，说明这种事情在中国既非常罕见，又不时地出现。总体来讲，由于人们对家庭成员继续会留在家庭里坚信不疑，对未来有预期，因此她能做出这样的牺牲。我觉得徐滇庆太太做的决定非常正确。我用这个故事引出这个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