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淡化与家族竞争

六、血缘淡化与家族竞争

随着家庭规模的逐步扩大，家庭主义方法的条件就越来越弱。为什么呢？家庭传代的时间越长，家庭规模越大，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越淡。变成了大家族后，最终会走到一个家庭关系的边缘。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血缘关系很淡了，第五代家庭成员之间最远的只有3%左右的血缘关系，很小了；还有一点就是家庭组织越大，组织成本越高，而这个成本抵消了家庭规模所带来的好处，所以一般来讲家庭有边界。在中国，大家知道汉族家庭是有一个边界的，叫“五服”。我们过去经常听人讲，“出了五服”就不是一家人了。什么叫“五服”？我理解就是你这代到高祖父母，就是你的前四代祖先的所有后代，与你都可以是一家人，再往后血缘又递减了，就不是一家人了。这就是汉族定的大致家族边界。所以家庭不可能无限向外扩展，家族是有边界的。

社会中有许多这样的大家庭，家庭之间是有竞争的，这种竞争包括市场的、宗教的、政治的，也包括战争的。但是它们的特点是什么呢？一个是家庭主义的取向比个人主义的取向更喜爱市场这样的竞争，而不喜爱那种暴力竞争。因为暴力竞争是有不确定性的，一个人可能打输，那他的家庭无法演进；他也可能打赢，但是打赢也不能持续。这很简单，你就看中国古代的历史，像汉以后的三国，像曹家，曹家虽然打赢，最后还是输了；再有司马家，他们赢了，但他们又输了，因为他们一家人在那里互相残杀。战争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所以从注重血脉延续这个角度来讲，家庭比个人更愿意采取和平的交换方式，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第二点就是，家庭有比个人更长远的眼光。假定家庭的时间视野是无限的，那么贴现率就是零。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和他的后代消费的效用的价值是一样的。个人主义的个人想象，他现在的消费和二十年后他儿子的消费是不相等的，现在的消费比二十年后子女的消费更有价值。但从家庭延续的眼光来看不是这样的，他必定会认为他的消费和他的儿子的消费是一样的。个人主义的看法就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寿命有限，他以后消费就不如当今消费，这是正贴现率的来源，而家庭主义的贴现率为零。说白了，家庭主义的社会可能会更有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因为它更注重子孙，而可持续发展就是更注重子孙的效用，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当然还有，家庭主义的社会，尤其在最初，它更容易组成团队进行生产，所以在人类的近代之前，基本上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进行生产的。现代公司只有在其他的那些制度安排都成熟以后才能够存在，才能够发展起来。比如有很成熟的产权制度、法律制度、市场制度，才能有现代公司，陌生人组成的团队才能产生。这是在市场竞争中。

宗教竞争，其实就是不同的家族有不同的祖先，祖先比较远古一点儿，就被提升为祖先神。人变成神这种事情大家能看到的，大家知道有些地方是祭祀毛泽东的，那天有谁曾说过有个地方祭祀十几个解放军战士，因为当时有特殊的事件，这都是有可能的，从宗教学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是经常有这种情况的。那么祖先更有可能被提升为神。有些家族成功，它的祖先神显得很灵验。这个成功包括很多东西，包括一代一代的祖先神可能在技术上不断地创新，在制度上不断地变革，能够找到更有效的更适宜的制度，使得他们的家族发展起来。这样别人就会认为这个祖先神特别灵验，大家可能就会祭祀这样的人。所以神之间是在竞争的，他们的家族在竞争。他们在崇拜，崇拜就要有供奉，这在人类社会早期就产生了。有些部落的崇拜和供奉最后就变得很灵验，别的部落的人就到这些部落来崇拜和供奉。供奉实际上就要提供粮食和牲畜等物品。应该说，这种情况在上古社会是经常可以看到的。在很多考古发现中，就发现了一些供奉，它当时叫“积”，就是从一个部落送东西到另一个部落，供奉那个部落的神，到最后形成了一种制度结构，就是有等级的，如天子级的、诸侯级的。各个部落都要把一些物品供奉到天子那里去，天子对诸侯也有回供，但总体会形成天子的供奉更多的局面，形成最初的国家运转的经费。最初不是税，最初也不是政治上的“贡”的含义，而是供奉于神的那种供奉，来支持政治的运转。所以这是家族间竞争的情形。

家庭间的政治竞争，在先秦是靠政治资源的竞争，来获得政治权利、政府职位，可以世袭，先秦以后，逐渐改变为一种选举制和科举制，大家族要培养家族子弟，去进京赶考，去获得功名。战争也有，但是战争不是决定性的，在获得政权以后要靠其他的方法来维护政治统治，包括更突出自己的更遵循道德规范、更有所谓的利他行为，来获得其他大家族的支持和认可，来形成自己的道德文化。最后能够搞定这个社会，才能形成自己真正合法的统治。仅靠暴力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在中国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所谓道德竞争。陈明经常强调，“上古竞于道德”，就是说上古是没有什么武器的，石器时代武器的效率是非常低的，但是当时形成的国家是很大的，像禹的时代在黄河流域形成了很大的国家，你说禹是靠暴力统治的吗？不可能。实际上到了禹的时代，开始了一个去魅的阶段。所谓“去魅”，就是大家不太信神了，要形成另外一个替代，就是政治领导人比别人更有道德，所以他们要在道德上竞争。这种竞争到了夏商周才显现出来，那些更有道德的部落，最后能够成功崛起，比如像武王伐纣，就成功崛起了，就可以获得天命。所谓天命就是政治合法性，所谓政治合法性，第一要对老百姓好，第二要有道德约束。当然这种竞争激发了东周时期，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发展，他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道德体系，他们也在这些道德体系中互相竞争。这时不仅是在家族之内生成文化精英。原来像文王、武王和周公是周族内部的政治领袖，他们在家族内脱颖而出。而后来在统治集团的外部，也形成了诸子百家，它们也在竞争。某一道德体系最后可以被某一家族接受，比如后来儒家被汉武帝接受。这很有意思，这里的故事很多，大家可以依据这个框架去思考。

家族竞争的结果就是有些家族兴旺发达，另外一些家族衰落了，甚至灭亡了。这里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周族。大家可以去探索这件事情，可以看看自己的姓有什么渊源。有一本书叫《百家姓考略》，是明代王晋生写的。大家可以在里头看看自己的姓在哪儿。我发现，大约有28%的常用姓氏与姬姓和姜姓有关。姬姓是周族的父系姓氏，姜姓是周族的母系姓氏，这说明周族相对是很成功的。在中国，存在一个家族竞争的格局，历史上也是这样。以家族为基础，它就形成了政治结构，大家要理解，state是国家，国和家是联系在一起的，其实这个国是以家为基础的，这是大家要特别关注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