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历史的制衡
再有一点叫历史制衡。这也是中国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张岩的书《从部落文明到礼乐制度》里面谈到,史官是由巫师转变而来的。史官这种独立传统和当初的巫师传统有关。巫师是干什么的?巫师是向神汇报的。大家知道,我们过去有政治领导人,同时有巫师的,当然有一段时间可能是巫师兼政治领导人,后来巫师和政治领导人是分开的。巫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就是向神汇报这个政治领导人做得怎么样。那么这种汇报是什么意思?假如他信有一个神的话,它对政治领导人会产生某种约束。如果这个政治领导人做了坏事,巫师就汇报说他干了坏事,那这个政治领导人会有担心,就要约束自己的行为。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传统的原始宗教逐渐瓦解。在那个时候,中国出现了去魅过程,大家不信这些神了,“你别拿这个蒙我了,我根本不怕”。那个时候乱臣贼子,杀父弑君者,都出来了。这个时候巫师也逐渐转变为史官,但独立史官仍然继承着巫师的传统,他是在向神说话,他是独立的,他说政治领导人什么,这是领导人不能干预的。
春秋战国时期有知名的史官故事,如文天祥的《正气歌》里讲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齐国的崔杼弑君,太史就记录“崔杼弑君”;崔杼就把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也是太史,仍记“崔杼弑君”,又被杀了;太史的第二个弟弟还这么记,又听说“南史氏”从外地赶过来接着记,就不敢杀了。这种史官传统就这么强,这是一例。这两句诗讲的是两个故事,表现了史官忠于职守,不怕权势人物。这种独立史官传统,在中国应该说是绵延不断的,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最重要的作用叫作历史制衡。就是说,君王做了错事,就给他记下来了,这叫历史污点,这个污点不仅约束他,还会对他的子孙产生影响。如果一个人的祖上有这样一个错误,就会感到羞耻。如此,就会约束政治权势人物。我记得何怀宏在他的《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谈到了这样的历史故事,就是一个人做了件错事,史官记下来了,过了几代,他的后代对这件事还很心虚,说明历史在起作用。
与此相关的是谥号制度。人死了,有个谥号,就是追封的一个名称。谥号是后人加的,根据一个政治领导人或权势人物生前做得怎么样来确定。如果做得好,就有好的谥号;做得不好,就有坏的谥号。比如:商纣王,他生前不叫这个名字,不叫商纣王,这是死后起的,“纣”是个坏词,还有名字不太好听的,如周幽王、周厉王,这都是坏词。做得好的,如汉文帝、汉景帝、汉昭帝等。在中国历史中,有历史制衡这样一套基本原则。这个史官独立的制度一直延续到清。在唐代时,唐太宗非要看历史是怎样记的,反复跟史官要,史官不给,最后软磨硬泡,说想看看记了他什么不对的地方,好改正错误,史官才给他看了。他其实就想看玄武门之变是怎样记的,但也没敢提出要改。到清代,有这样的记载,有一天康熙在紫禁城溜达,走到一个去处,有几个人在那儿写什么呢,他问这些人是干什么的?这些人说他们就在记他呢。康熙说,他来错地儿了,赶快就走。这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史不是皇帝自己写。什么时候皇帝自己写史,他就什么顾忌都没有了,他可以随便改历史,把什么优点都归到他自己身上,把做的所有坏事都删掉,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史官独立,是一种历史制衡的宪政原则,这一原则对中国的政治结构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
现在这个传统没有了,但这个传统应该是要恢复的。当然了,自己记自己的历史是有很多问题的,也不见得对他自己有好处。比如像“文革”时期,正史说法就是毛泽东永远正确。我们在“文革”时所接受的共产党党史和后来我在人大上大学听到的党史就不是一回事。当时宣称的所有正确决定、正确路线全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但后来我上了人大才知道,好多决定并不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它能变化那么大。但是有一个疏漏,即在于此一时彼一时。“文革”时期认为正确的事,后来认为不正确,所以这种记史也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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