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医学模式下的护理伦理新观念

一、生态医学模式下的护理伦理新观念

医学模式是一种医学的整体思维，是一定时期内人们认识和处理疾病和健康问题的依据。医学模式伴随着人类健康需求的变化和提高而不断发展、完善，并且具有决定医学发展和医学实践效果的作用。生态医学模式这一科学理论是为解决环境污染、生态危机频发给人类健康带来的危害和威胁而提出的。生态医学模式从生物、心理、社会、生态四个维度审视健康与疾病，以人和自然和谐的新视角审视医疗卫生事业，其终极目标是运用生态医学模式思想不断充实、深化和完善医学理论与实践，满足人类对健康的追求。

医疗卫生服务关系到亿万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老病死，与人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坚持以人为本，维护人民健康，是卫生部门的基本职责，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护理工作是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服务人群广泛，集临床护理、预防保健、康复及健康教育一体化的特点。而护理伦理是护理人员的道德纲领，生态医学模式视域下护理伦理观念的更新将指导护理工作、提高护理质量、完善护理体系，最终更好的实现维护并促进人类健康的卫生服务宗旨。

(一)医学模式的内涵及作用

1.医学模式的内涵

所谓模式(model)是指在某一领域中科学地指导人们获取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概念、假设和法则。模式影响、指导着人们分析、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实践方式和对问题的基本看法，是人们形成惯性思维的重要影响因素。因人们对医学模式有不同的理解，对其从不同角度的表述也有所不同。如:纪明堂、石玉修主编的《现代医学模式》中将其定义为:“医学模式是指人们对于健康和疾病现象的总的看法、基本观点和实践原则，亦称医学观”;邹成效、何天云主编的《论医学模式的演进》中将其定义为:“所谓医学模式，是指关于人的身心健康和疾病的主导理论系统以及与之相应的主导的实践方式。简单的说，医学模式就是指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居于主导地位的医学理论和医学实践方式”;李宁秀主编的《社会医学》认为:“医学模式是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科学发展水平条件下，人类为保护健康而与疾病作斗争时观察、分析和处理各种问题的标准形式和方法”;龚幼龙、严非主编的《社会医学》将其界定为:“医学模式是在医学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和医疗服务实践中人们在某一时期形成的健康观，是人类在认识生命和与疾病抗争的过程中得出的一种医学总体认识”;陈晓阳、王云玲、曹永福主编的《人文医学》中将医学模式定义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关于健康和疾病的概括性观点和标准实践方式。也可以称为医学观或健康观。”综上所述:医学模式是人们对健康、疾病、生命和死亡的总体原则、范畴、本质和特点等的一种理论框架和概括。它反映一定时期人们对医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对疾病的认知和评价方式;反映一定时期医学研究的领域和范畴。

2.医学模式的作用

医学模式是人们对健康、疾病与病因的精炼性和总结性的看法，既影响着医学的思维方法，决定着医学的发展方向，也指导着医生的临床实践活动、制约着医疗实践的效果。在数千年的人类医学史中，医学模式几经变迁。医学模式的每一次演进都代表着人类对健康与疾病问题更深刻的认识。在当代医学中，对医学模式变迁的主动适应，体现了医学的进步。

医学模式决定医学的思维方法。医学模式是一种关于健康和疾病居于主导地位的概括性观点和标准实践方式，其本质上就是一种医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为人们提供理解人的生命、生理、心理、病理、预防保健、治疗等问题的一般理论框架以及对待和处理这些问题的一般方法论原则。医者研究医学问题的思维方式是由其所在时代的医学模式指导的。

医学模式决定医学的发展水平与方向。追寻医学发展的历史轨迹，探究医学模式的历史更迭，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医学模式虽不是哲学，但它的形成不可能摆脱和超越该时代的哲学对它的制约和影响，医学模式的历史演化归根到底是哲学思维转化在医学领域的具体体现。医学模式中蕴含关于“人”的一般观念。不同医学模式对“人”的不同理解，从而决定了人对健康和疾病的治疗、预防的理解和处理。这就意味着，医学模式也必将影响并决定医学的发展水平、方向。

医学模式决定医疗实践的效果。人类在与疾病作斗争、争取健康的历史长河中，总是期望获取好的成果。不断与时俱进的医学模式指导和推动着医学实践的革命性飞跃。在生物医学模式下，医护人员在诊断、治疗和护理病人时，仅注重引起疾病的生物因素，而忽略了人的心理、社会因素，导致只见“疾病”不见“人”的不佳的狭窄的医疗实践效果。而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不仅要注重致病的生物因素，还要考虑人的心理和社会属性。在疾病治疗和护理过程中，不仅给病人提供药物和技术治疗，还提供心理安慰、社会方面的支持，取得了更好的医疗效果。这就说明医学模式决定医疗实践的效果。因此，只有与时俱进的医学模式，才能促使好的医疗实践效果出现。

(二)医学模式发展的历史脉络

医学模式是人类与疾病作斗争、获取健康的经验总结，它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与人类健康需求的不断变化而转变着。在医学模式演变史中，医学模式历经了古代医学模式即巫医医学模式和朴素的整体观医学模式、近代医学模式包含机械论医学模式和生物医学模式、现代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三个阶段。

1.古代医学模式

古代医学模式包括巫医医学模式(神灵主义医学模式)和朴素的整体观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两种形式，其中神灵主义医学模式是古代医学模式的初级阶段，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是古代医学模式的高级阶段。这两种古代医学模式都各有其自身特点。

巫医(神灵主义)医学模式(Spirtualism medical model)。神灵主义医学模式产生和存在于远古时期至奴隶社会时期，是一种在鬼神致病观念支配下的，通过运用符咒、仪式以及药物等手段进行的旨在治疗人体疾病、恢复人体健康的医学模式。在远古时期，人们对自然、人体和疾病的认识都处于蒙昧状态，几乎对疾病的诊疗无能为力，因此神灵主义医学模式盛行。人们认为神灵主宰着人的疾病与健康，保护健康和诊疗疾病要靠神灵保佑，疾病的性质和原因的原始概念是恶魔致病观(Demoniaced)。人患病是被神灵的惩罚或者是妖魔鬼怪附身所致，医者(实际上是巫医)则是神灵的人间象征，治疗的效果也被视为是神灵的圣迹，如果无效则说明病人得罪神灵过于严重或是有法术极大的鬼怪附体，以至于神灵的方法不能奏效。神灵主义医学模式把医学与迷信、宗教、魔术、经验的因素奇妙的结合在一起，从而被后世人视为一种巫术。尽管其欠缺科学依据、理论荒诞，但其为新医学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反映了人类对于疾病的认识和处理的一个发展过程。

朴素的整体观(自然哲学)医学模式(Nature philosophical medical model)。它是在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具有科学意义的医学模式，是古代医学实践经验和古代自然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朴素的整体观医学模式是古代医学模式的高级形式。它把人体视为一个整体，根据经验及古代自然哲学理论发展出一整套病因学说及治疗思想，成为系统的医学体系。中医体系和希波克拉底学说是其代表。中国的《黄帝内经》根据阴阳五行学说所阐述的哲学思想来阐明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等辩证论治的原理，阐明人体与外界环境是统一的朴素整体观念。将这些哲学思想引入医学领域并进行论述促使了中医医学模式的产生。在古代西方，古希腊的朴素唯物主义自然哲学理论为当时医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希波克拉底不认为疾病由神灵引起，而是自身原因。他提出“四体液”学说并认为疾病与其有关。无论中医学说还是古希腊医学都把健康、疾病与人类生活、自然和社会环境联系起来，应用自然现象的客观存在和发展规律来认识疾病的健康问题，都体现了朴素整体观医学模式的朴素、辩证和整体等特点。

朴素的整体观医学模式虽然过分依赖直观经验而缺乏对直观经验以外细节的探求，但其是继巫医医学模式后第一个具有真正科学意义的医学模式。一方面，朴素整体观医学模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具有相当解释力的理论体系。如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西方医学的“四体液”学说。另一方面，朴素整体观医学模式的整体观念和思维方式在今天都仍然具有重要价值。现今医学发展逐渐细化、具体化、专业化，往往忽略人的整体性，缺乏整体观念的思维。而朴素整体观医学模式不仅给后世以整体观思维方式的遗产，还从人与环境的整体性、人本身的整体性角度把预防的重要性提升到显著地位。这对当代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近代医学模式

近代医学模式包括机械论医学模式和生物医学模式两种形式。

机械论医学模式。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尤其是牛顿力学的高度发展，使人们在观察和说明自然现象时，总是从力学的观点出发，用机械运动的模式来类比生命，形成了以医学物理学派为代表的机械论医学模式。笛卡尔在《动物是机器》一书中，把动物和人体描绘成具备各种生理功能的自动机器。法国医生拉美特利在其名著《人是机器》中写道:人是爬行的机器。机械论医学模式把复杂的人体简化为简单的机器，却忽视了生命的复杂性，人的社会属性及生物属性，存在缺陷。但机械论医学模式批驳了唯心主义的生命观和医学观，把医学带入实验医学时代，对医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医学模式发展史中起到承接作用。

生物医学模式。16世纪中叶实验科学兴起，引起了医学的革命。维萨里的《人体构造》，塞尔维特和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的创立，清晰的说明了人体生物学结构和生命过程。18世纪，病理学开始发展，细胞学说兴起，显微镜也逐渐应用到医学领域。魏尔啸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细胞病理学。科赫和巴斯德发现了致病细菌，医学进入细菌学时代。这些都为形成生物医学模式提供了可能性。此外，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等一系列重大发现，为辨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医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法，使医学获取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中世纪欧洲自然科学高速发展的时候，也正是中世纪医学在当时正大肆流行的各种传染病面前表现乏力的时候。这些都促使生物医学模式在欧洲崛起。

生物医学模式认为，每一种疾病都能够在器官、组织、细胞或生物大分子层次上找到形态或化学的变化，都可以确定出生物的或理化的特定原因，并据此找到相应的治疗措施。生物医学模式把人体看成一个生物有机体，从生物学角度认识健康和疾病，认为生物有机体的生物学变量的异常导致人体疾病，认为每种疾病必有一种病因，病原体能被提纯培养出来。把病原体用于动物试验，同一病原体可发生同样的疾病，个体对病原体反应物和病原体有特异反应，形成了疾病与病因的单因—单果模式。它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急慢性传染病的流行规律，即健康是宿主、环境、病因三者之间动态平衡，平衡被破坏则发生疾病。

生物医学模式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虽然现今看来，生物医学模式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即它仅从纯生物学角度来研究健康与疾病现象，病因是生物学病因，环境局限于自然环境，宿主仅从生理病理角度考虑，忽视有意识的人的社会属性，即心理和社会因素。但总体来说生物医学模式在人类预防、治疗与保健生活中还在发挥重要作用，是医学模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历史意义具体为:

首先，生物医学模式确立以彻底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排除宗教、神学对医学的影响，使医学在自然科学方面得到长足发展。生物医学模式以严密的逻辑、完备的理论否定了神学的唯心论、机械唯物论和笼统的整体论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现象的解释，为医学实践提供了具体、明确的指导。生物医学模式坚持以事实为依据，坚持以实验观察的方法来认识生命和治病原因，使医学彻底摆脱了唯心主义观念和宗教神学的束缚，也克服了把生命现象的原因归结为超物质的生命力的活力论的影响。

其次，生物医学模式确立以精确观察和科学实验为研究方法，摒弃了仅靠哲学和逻辑推理的不精确推测式研究方法，使医学日益向精密科学方向发展。生物医学模式通过对病因及发病机制，生理和病理等的深入研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医学科学体系，揭示了多种疾病的致病因素，发现了多种疾病的发病机制，并建立了大量的科学诊疗方法。

再次，在生物医学模式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大批精细学科群增强了医学对疾病治疗、预防、保健的能力。生物医学模式以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为指导，还原论在近代科学发展中发挥了基础的作用，占有统治地位，影响深远。还原论改变了整体思维方式，开辟了研究部分、掌握细节的道路。以还原论为指导的生物医学发展起了一系列精细的学科，如生理学、病理学、胚胎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等基础理论学科以及肿瘤科、消化科、呼吸科等临床理论学科，使现代医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知识规模。

3.现代医学模式

现代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指从生物、心理和社会等方面来观察、分析和思考，并处理疾病和健康问题的科学观和方法论。

随着医学科学的进展，生物医学模式逐渐暴露出其片面性与局限性，促使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意识到，生物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健康和疾病，疾病也不仅仅是单纯由生物因素所致;疾病与治病因素的关系不再是单因单果或单因多果而是多因单果和多因多果。然而，生物医学模式仅注重生物因素，却忽略了心理和社会因素对疾病发生、发展及预后的影响。在疾病治疗过程中，病人仅如医学流水线上的一个样品，医护工作者只见疾病，对病人的恐惧、焦虑、忧郁等不良情绪熟视无睹，这些负面情绪得不到良好的疏泄，严重影响了疾病的临床治疗的效果。此外，美国精神病学家和内科专家恩格尔(G·L·Engel)1977年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bio-psycho-social medical model)概念。他认为:①生物医学模式有局限性，不能作为医学科学的标准;②生物医学模式的应用一旦超过其限度，就没有科学性可言，鼓励这种模式的应用就会助长教条，且反科学;③20世纪的医学模式应该把人类的维度作为努力探索的方向;④允许生物医学模式后继者的到来。他的观点得到医学界的关注和认同，促进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产生。

同时，疾病谱和死因谱的改变促使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产生。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国的疾病谱和死因谱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下面表1显示我国城市人群前五位的死因变化趋势，表2则显示了2005年我国部分市、县前10位疾病死亡率及死亡构成原因。很显然，生物医学模式难以解释疾病谱和死因谱的巨大变化。传染病对人类的威胁已被逐渐解决，而慢性疾病取而代之，跃居威胁首位。慢性疾病治疗费用昂贵，后期治愈效果差，给病人及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和极大的影响。这些都让人开始思考如何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疾病。此时，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显现出其优越性，也逐渐被大众所接受。

表1　中国城市人群前5位死因谱变化趋势

表2　2005年部分市、县前10位疾病死亡率及死亡原因构成

医学心理学特别是社会医学、精神病学的成就，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医学心理学、社会医学的发展揭示了精神因素、社会因素对人的健康和疾病的影响，生物医学模式的还原论思维方式、唯物主义因果观的单因果理论对此则已无法诠释。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提高了社会学、心理学在医学体系中的地位，更好的促进了人类的身心健康，且从生物、心理、社会三维角度来治疗疾病，使医者意识到:医生治疗疾病的手段有三种:药物、刀械和语言人文关怀，使医学回归人文。

人类对健康需求的增加，健康影响因素的多元化，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来诠释、满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认识逐渐深入，对健康的需求与日俱增，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卫生服务的需求增加。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建立，要求卫生服务系统为人类提供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医疗、保健和健康服务，满足大众的健康需求。20世纪70年代布鲁姆提出环境健康医学模式，指出影响健康的主要因素为:环境因素、生物遗传因素、生活和行为因素、医疗服务因素。下面表3为我国人群前10位主要死因及主要危险因素。其说明除生物因素外，其他因素对健康的影响。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则从多维度诠释健康，指导医务工作者满足人类健康的多维需求，符合当代医学的发展需求。

表3　我国人群前10位主要死因及主要危险因素

注:以上表格均是同济医科大学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所做的调查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在生物医学模式的基础上不断扩充、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产生的。目前仍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医学模式，它克服了单纯强调人的生物因素，忽略人的心理、社会因素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其应用系统论，全面、系统的从生物、心理和社会三维角度去研究健康和疾病。在医学模式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首先，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采取多元思维方式，进一步完善、提升对人、健康、疾病之间关系的认识，促进医学的多维发展。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注重生物因素，同时也重视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疾病与健康的影响，主张在一个多层次的等级系统中研究人体。它全面把握生命的价值，充分考虑人的生物属性(内在价值)和社会属性(外在价值)，使二者有机的统一起来。把人的心理属性和社会属性作为重要的医学因素纳入对疾病和健康的考量，使病人的主体性在医学活动中复活。

其次，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卫生服务工作产生重要影响。表现在:①疾病预防意识提升;②人文医学受到重视，医患关系由被动转向共同参与。疾病治疗不再仅考虑生物因素，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被纳入致病、治病范围;③医疗技术服务不仅局限于医院内。医务工作者的职责不仅是帮助患病者治疗疾病、康复身体，更重要的是指导大众“治未病”，倡导、宣讲健康、科学生活方式。

(三)生态医学模式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运动是标志宇宙间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变化的哲学范畴。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统一。运动是永恒的、无条件的，因而是绝对的;静止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因此，医学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与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亦步亦趋，随之不断的拓展更新。在医学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有与之相应的不同的主导医学模式，反映着医学发展水平，影响和决定着当代人们对医学研究对象的思维方式，并促使人们自觉运用医学模式的理念来指导对健康与疾病现象的认识和实践。那么，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也只是医学发展中一个阶段性产物，并不是医学模式发展的终点。目前，人类健康仍然面临着双重疾病负担，一是传染性疾病，包括SARS、肺结核、AIDS、乙肝等;二是慢性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恶性肿瘤等。尤其近几年，非典、甲流、手足口病、疯牛病等大型传染病的爆发流行，使人们开始高度关注生态问题，并意识到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已成为危害人类生命健康与制约未来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因全球环境变化而不断拓展变化的疾病谱，旧的医学模式明显无法从理论高度上给予医学实践以指导。在这种情况下，生态医学模式应运而生。

1.生态医学模式的内涵

生态医学模式是生物—心理—社会—生态医学模式的简称，较之以往的医学模式其拓展了生态这一维度。其中生态指的是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由此生态可以分为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两个方面。生态医学模式认为人的疾病与健康受生物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与生态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涵盖了自然环境对疾病与健康的影响。其核心思想是人的健康不仅包含身体、精神和社会方面的完好状态，而且包括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生态医学模式并不是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全盘否定，它是在生态维度上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补充、完善、丰富和发展。早在十几年前，山西中医学院陶功定教授在《大生态医学模式论—医学未来发展战略之哲学和伦理论证》著作中就已提出“大生态医学模式论”的思想。他指出，“如果我们接受大生态医学模式的思想，并把它视为超越既往生物医学模式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新医学模式，那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前者与后者对立割裂开来。事实上，大生态医学模式是对既往两种医学模式的包容和升华”。

2.生态医学模式产生的背景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局限性的暴露促使生态医学模式产生。1977年，G·L·Engel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一经提出就受到世界的关注，现已成为众多学者认可的主导医学模式。但如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局限性也逐渐暴露在大众视线之内，主要表现在:一是无法体现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的最新成果，致使对疾病和健康的审视缺乏时代高度。21世纪，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进入高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其基本原则就是协调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途径。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却奉持“人类中心主义”，即仅以人的疾病和健康为中心而展开的对生物、心理与社会的直接影响因素的现实性分析和研究。它忽视了对人与其他生命形式的关系、生命和生存环境的关系以及生命问题的探索。致使医学只专注于解决当前的威胁人类的生命与健康的问题，而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长远问题则明显忽视。二是SARS的爆发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人们认识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已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去审视健康、疾病和医学问题，不能最充分的反映更深层、更广泛的疾病病因。三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局限了医学目的和医学职能的拓展。它无法体现人类基因组研究以来，对生物医学再认识的大趋势，并缺乏与现代伦理学发展如生态伦理学的内在联系。

生态危机的出现和生态科学的兴起促使生态医学模式的产生。近些年，因为科学技术的滥用而带来的生态环境危机越来越严重。全球变暖、大气污染、水资源匮乏和自然资源破坏;地震、海啸、泥石流和洪水等自然灾害频发等一系列问题无不威胁到人类的健康、财产乃至生命。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1990年公布的研究结果认为，自19世纪以来的100年间全球地表气温上升0.2℃～0.6℃。因全球变暖，以蚊虫为传播媒介的疾病在大肆的增加。到21世纪末，蚊媒介疾病流行面积占全球人口居住的45%的地区将增大到60%。同时，全球气温升高使某些物种锐减甚至灭绝，某些微生物、病毒滋生，从而打破了物种间的生态平衡使人类的疾病谱发生变化。非典、手足口病、甲流等新型传染病的暴发流行就是最好的证明。此外，“人类中心论”使人在自然灾害后仅注重人的“家园”的重建，而忽略了“生态家园”的重建，进一步加重了生态的失衡。生态危机从实质上来讲是人类存在方式的危机，是人类文明的危机，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生态危机的出现也是因人把自己视做自然的统治者和主宰者的观念与态度。“这种统治、征服、控制、支配自然的欲望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在这种观念的制约和影响下，人们追求的主要是使自然界来合乎人的需要、目的和特性，却较少考虑如何使人的需要和特性等适合和适应自然的特性、法则和生态规律。在医学发展中也如此，人类只关注疾病治愈，却忽视疾病治疗过程中是否对生态平衡带来危害。医疗行为是否能使人与生态和谐共生、共存、共同发展亟待解决。因此，生态危机的出现呼唤生态医学模式的产生，呼唤新的医学思维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生态科学的高速发展促使生态医学模式的产生。面对着生态灾难的巨大危害，人们开始省思自身的行为，开始关注生态问题。生态科学和环境科学高速发展，生态学相关学科都成为人们关注的新兴热门学科。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学研究的重点由生物界转向人类社会，逐渐形成与其他学科交叉结合发展的趋势。生态学与医学相结合形成了生态医学，而生态医学强调以人为本，以保护人类与不同层次的内外环境来保持生态平衡为目标，达到生理、心理及社会适应完好状态，使人的寿命达到理想水平。生态环境问题迫使人类不断地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其中生态伦理的思维方法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生态伦理以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和谐为研究对象，其主张以朋友身份善待自然，善待自然中的一切动物和植物，强调人和自然是“我和你”的和谐关系。主张融合“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将二者的精华结合起来，来解决人类与自然的矛盾。

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局限性逐渐暴露，生态危机频繁出现，生态科学的兴起并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开始探寻新的、先进的医学模式，以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给人类健康带来的影响。此时，生态医学模式走入人们的视野，帮助人们站在时代的高度下去审视现有的疾病谱变化，帮助人们树立新的医疗护理观念来指导疾病的治疗。所以，后SARS时代应由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向生态医学模式转变。

3.生态医学模式产生的理论基础

每一门学科的兴起、科学概念的提出、科学理念的产生都有其理论基础和来源，否则就是空谈、妄想，也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由医学模式的历史脉络我们可知，每一种医学模式都有其理论基础作支撑。那么，生态医学模式这一科学概念的提出也是有其理论基础的。它的理论基础包括“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科学发展观、生态自然观、生态伦理思想和系统论。

“天人合一”哲学思想是生态医学模式的历史渊源。“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就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人最基础的信仰。“天人合一”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为当前的生态危机提供独特的伦理视角，也为生态医学模式的产生提供历史理论基础的渊源。其基本内涵是:人为天地所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有普遍的规律，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也应遵循这个规律;人类的道德法则与自然规律一致，具有先验的神圣的真理性;人应该遵循以天赋的善良本性自居的法则，不断提升道德涵养。“天人合一”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理论，为生态医学模式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核心理念提供传统性、渊源性理论支持。也可以说生态医学模式是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现代医疗护理领域的继承、发展和应用。

科学发展观是生态医学模式的现实理论基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不能片面发展、不计代价的发展、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温家宝总理曾说过:改革开放以来，各项社会事业虽然取得明显进步，但总体上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存在着“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非典”疫情的蔓延，集中暴露出这个方面的问题。科学发展观要求从宏观把握医学的发展，要求医学对健康、疾病及其诊疗和护理等理论构建时，要注重人和生态的和谐，承认自然有其自身内在价值。对导致不平衡的因素采取多元化方式解决，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去除或回避。科学发展观持续、协调、和谐发展理念为生态医学模式倡导从生态学、社会学的角度防治疾病提供了可能性。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要求医学应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基础之上，以提高生命质量，改善生存、生活环境为宗旨。也可以说生态医学模式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医疗卫生领域的演绎。

生态自然观是生态医学模式的直接理论来源。生态自然观是人类在反思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过程中和总结现代生态科学的最新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世界观和伦理观。其核心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关注人类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发展。生态自然观把生态系统看成由各相互关联部分构成的一张生命之网，而人是这个共同体中平等而又关键的一个构成要素，人类和大自然其他构成者在生态上是平等的。但人类又是共同体中唯一的具有能动性的要素，人在发挥自身能动性的同时将影响生态共同体的平衡，因此人具有维护生态共同体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当然，维护生态平衡不仅仅是保持其原来的稳定状态，也不是单纯地、消极地适应和回归自然，而是遵循生态规律，放弃人类日益膨胀的自我重要性和对自然征服的要求，与自然界其他生命、与自然环境协调平衡，自觉地、积极地保护自然。生态自然观的核心思想与生态医学模式的主要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即二者共同倡导人应与自然环境和体内环境保持和谐一致，共生、共存、相互适应、和谐发展。

生态伦理思想是生态医学模式的伦理基础。生态伦理是处理人、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的一系列道德规范。生态伦理是人类对资源过度开发和环境破坏、生态危机等问题深入反思的产物，对人与自然的矛盾进行理性思考的结果。生态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它要求人类既要关注和追求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也要尊重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既要重视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平衡，也要重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即摆脱人际道德主宰天下的局面，促使人际道德和自然道德分野局面的出现，从道德视角审视和关注人、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生态伦理思想拓展了人类的道德领域，包含着许多特殊的道德观念和伦理思想，其对当代医学模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生态医学模式继承了生态伦理的思想精华，摒弃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糟粕，摆正了人在自然界的正确位置，认为人类应与不同层次的内外环境保持生态平衡，达到生理、心理、社会和生态适应的完好状态。所以，生态伦理思想为生态医学模式提供直接的伦理基础支撑。

系统论思想是生态医学模式建立的哲学基础。系统论是研究自然、社会、人类思维领域及其他各种系统的系统原理、系统联系和发展规律的学科。它是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Bertalanffy)提出的，他认为有机体是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活动系统，同时又是一个开放系统，并和环境组成一个大系统。它主要解释了事物整体及其组成部分间的关系，以及这些组成部分在整体中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系统论思想已渗透入各学科，为各学科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当然也为医学模式的发展、研究奠定了系统论的哲学基础。生态医学模式把健康与疾病放在“大生态系统”背景下去考察，认为人是“大生态”系统下的一个子系统，人这个子系统要与“大生态”系统下的复杂的、多层的子系统相互制约并相互联系和作用。而人这个子系统的健康和疾病则取决于“大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及与各层次和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以及人体与外界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

4.生态医学模式的作用和意义

生态医学模式是符合时代需求，为未来医学发展指明方向的医学模式。它超越既往的医学模式，对卫生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其具体表现在:首先，生态医学模式丰富了健康观念，推动了预防医学的发展。生态医学模式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重新界定健康的定义。指出健康是人在生物、心理、社会和生态四个维度的和谐。由新的健康观引导人们树立新的健康道德观念。新的健康道德观念倡导:人人参与即只有人人都有保健行为，人人方有健康生存环境。其次，生态医学模式提供新的医疗护理思维。生态医学模式认为在疾病治疗过程中应采取多元、系统的手段，既帮助人恢复健康、促进健康的同时注重人的内外环境的健康，以求人与内外环境的和谐共处、共生。且人有责任维护内外环境的动态平衡，只有这样，环境才能反过来促进、维持人类健康。再次，生态医学模式为医疗卫生改革指明方向。生态医学模式的大生态、大卫生及新健康观都给医疗卫生事业改革提供动力及发展方向。

(四)生态医学模式视域下护理伦理新观念

生态医学模式要求护理伦理必须从整个人类出发，面向社会，面向未来，必须把护理人员个人伦理扩大到社会伦理，必须把护理人员从某一方位的道德观念引向全方位的道德观念。护理伦理不仅要求护理人员从人生命的角度，而且还要从生命的质量、价值和社会意义，以及从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方面来考虑护理人员行为的道德性质。传统的护理伦理仅以护理人员与他人的关系，护理人员之间，护理人员与社会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其以“人类中心论”为指导，关注核心仅是“人”，其研究范围狭窄，缺少生态对护理伦理道德的作用，缺少对“生态和谐，健康永续”的另一构成元素—病人的道德研究。在生态医学模式视域下，护理伦理的研究视野应拓展到:生态环境与病人防病治病的关系，生态环境对病人生命健康的影响，病人的健康道德等方面。生态医学模式拓展了护理伦理的研究视野，势必要求护理伦理树立生态价值观念、新健康道德观念、生态安全观念和新整体护理道德观念，以利于科学指导护理实践，并在与护理实践的相互作用中逐步被厘清、认同并转化为自觉的行为。

1.生态医学模式要求护理伦理树立生态价值观念

价值观是关于何为价值、如何评价和创造价值的根本观点。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目标、价值标准。正确的价值观决定人们选择正确的价值取向，追求正确的价值目标，以正确的价值标准评判自身、他人和社会行为。生态价值观是生态自然观的引伸，体现了对人类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更深一层的认识。从历史的角度看，生态价值观是对科学万能论与人类中心论进行批判的产物;从现实的角度看，生态价值观是对人类所面临的环境、生态危机的理性思考的结果。生态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即标志着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又昭示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路标。生态价值观主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个人身心和谐相处，和谐共生，和谐发展的价值观点。它认为，历史的车轮行进至今，人与自然的冰冻关系已突破“人类中心”的禁锢零点开始融化。人类既不是自然界的绝对中心和主人，也不是自然的奴隶，人与自然是共生、共存的和谐伙伴关系。人与自然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命运，亦子亦友。人类若想保持协调、可持续的永久发展，就必须充分认识并肯定自然的价值，尊重、善待自然，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同维护和促进地球这个生命共同体的长久稳定与繁荣。生态医学模式正是以生态价值观为价值基础的。

传统的护理伦理的理论基础有生命论、美德论、道义论和功利论，这些基础理论为护理伦理的观点提供理论依据，为其对护理实践的指导提供科学来源。但传统的护理伦理理论基础缺少生态科学元素，无法与生态医学模式相匹配，无法给护理实践以最新、最前沿的科学指导。所以，生态医学模式要求护理伦理树立生态价值观念，只有生态价值观的核心理念“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存”才能帮助护理人员摒弃“人类中心论”，才能摆正人和自然的关系是“我和你”的和谐共处、同步发展的关系，才能让生态和平、生态正义和生态幸福成为护理人员道德的基本纲领之一。

2.生态医学模式要求护理伦理树立新健康道德观念

健康道德是关于人类健康的一种道德观念。它的提出和研究是人们谋求健康利益、追求幸福的一种要求。在中国古代就有“见素抱朴”、“柔弱不争”、“俭啬寡欲”等养生之“德”的朴素而神秘探索。健康道德理论的迅猛发展既是护理伦理学进一步发展的理论要求，也是在生态医学模式中的一种现实诉求。在生态医学模式背景中，使健康道德摆脱了神秘、狭隘观念的局限，使其视域更宽，眼界更远。

健康道德是围绕健康展开的，健康一般专指人的健康。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的健康观仅从生物、心理和社会三个维度进行定义的，缺少环境维度的描述，与生态时代脱节，不能给人以正确的健康导向。在生态医学模式背景下，健康不仅指人，还包括“社会健康”和“自然界的健康”。因影响健康的因素除个人生活方式之外，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生态因素也是极其重要的方面。人们对健康的认识是一个四维向度的考察，是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生态学意义上的有机统一。在生态医学模式背景下，健康不仅是人的躯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健康，健康还应是人的心、身与其生存环境的和谐适应与良性互动，即医学必须首先建立在人的心、身与其生存环境和谐适应良性互动的基础之上。这就要求医护工作必须把防病与治病统一起来;把调动人体内在的积极因素与疾病治疗结合起来;把影响人类健康的环境与人对环境的影响结合起来，树立新的大健康观。

生态医学模式下健康观的更新，必然带动健康道德的发展。生态医学模式理论以超前意识突破现有医学道德范围，重新认识和界定健康道德，强调人的健康与“社会健康”和“自然界的健康”共生共存。挪威著名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Naess)提出“生态自我、生态平等与生态共生等重要生态哲学理念”，强调人类应该“让共生现象最大化”。因此，在生态医学模式背景中，健康道德不仅仅围绕人的健康展开，还围绕“社会健康”和“自然界的健康”问题展开。被称作生态伦理学之父的美国哲学家莱奥波尔德于1948年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观点，即要把伦理关系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整个自然界。也就是说，一切人类的行为都要纳入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评价。现今怎样对待自然界，实际上不仅是一个利用的问题，而且还是相互依存的问题。同样，怎样对待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共生的问题。如巴西的医学家马丁斯耗费10年研究发现，屡犯贪污受贿罪行的人，易患癌症、心脏病、脑出血、神经过敏等症而折寿。这样健康道德的内涵和外延都被大大地扩展了，人们对健康道德的要求向着高层次迈进。健康道德的内容除个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生活环境、劳动环境外，还涉及生态环境、气象环境、地理环境、地质环境、星际环境以及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国际环境等客观世界。为此，有人把健康道德重新概括为“调整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之适应人类健康需要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因此，护理伦理应吸纳并树立新健康道德观念，以之为新的道德考量，促进“人人都有保健行为，人人方有保健环境”的理念形成，促进“我和你”和谐护患关系的形成等。

3.生态医学模式要求护理伦理树立生态安全观念

生态安全是指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是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健康的整体水平的反映，如果一个生态系统功能不完全或不正常，则是不健康的生态系统，其生态安全状况则处于受威胁之中。

生态分为微观生态和宏观生态两个方面:宏观生态是指人或生物体所处的外在大环境，包括地球上的水、大气和土壤等;微观生态是指人体或生物体内的寄生的正常微生物群、营养免疫系统等。以生态医学模式为指导的医学要求在治疗疾病过程中既关注人与宏观生态系统的和谐相处，又关注人体内在微生态的平衡。即采取多元方式来治疗疾病，使人与外宏观生态、内微观生态共生、共存，协调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在帮助人类摆脱疾病、照护病人恢复健康的过程中，护理人员应遵循整体性原则，成为人与生态构成的大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的一个动力源。因此，生态医学模式的大卫生观要求护理伦理树立生态安全观念。

抗生素的滥用就是人类忽略人与微生态的平衡，采取粗暴的手段强行去除病因造成的。近年来，非典、禽流感、手足口病、甲流等新型传染病频繁爆发流行，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健康。以非典为例: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统计数字，截至2003年8月7日，全球累计非典病例共8422例，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因非典死亡人数919人，病死率近11%。虽然现在尚无流行病学证据证实，此次感染人类的SARS病毒是由于滥用抗生素造成的冠状病毒变异的结果，但抗生素滥用及其带来的危害，间接提示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在医学界曾流行这样一句话:在美国买枪容易，买抗生素难，中国恰好相反。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抗生素在医院的使用率不超过30%，而我国的使用率却达70%左右。调查分析结果表明，青霉素应用于临床2～3年后，有75%的金葡菌对其产生耐药性;目前，对青霉素敏感的金葡菌不到10%;红霉素在临床上使用仅5个月后，就有70%的金葡菌对其耐药，耐药性产生的速度令人惊奇。此外，医疗抗生素的滥用导致“超级病菌”的出现，一些已经得到控制的传染病再度爆发流行如肺结核等。抗生素滥用已由人类医疗扩大到动物的饲料。而经常食用含有耐药细菌的食物会进一步加强人体的耐药性。这些耐药细菌一旦发生感染，将会导致人畜共患病，无药可救，如禽流感和疯牛病。因此，生态医学模式的大卫生观要求医护工作者树立生态安全观念，避免自身不当行为对生态平衡的破坏进而威胁到全人类的健康。

医疗垃圾处理不当是人类忽略人与宏观生态的平衡造成的。医护工作人员缺乏生态安全观念，会给生态环境及人类健康安全带来严重危害。除抗生素滥用之外，医疗垃圾处理不当也给人类健康带来危害。医疗垃圾在国际上被视为顶级危险和致命杀手，被列入控制危险废物转移的《巴尔赛公约》条款之中。医疗垃圾与生活垃圾相比，其传染性、生物病毒性和腐蚀性是生活垃圾的上千倍。因其携带大量、多种类的病菌，且急性传染、交叉传染和潜伏传染危害性大，被列在各种危险废物名录中首位。医疗垃圾若排放管理不严或处理不当，将造成对水体、大气、土壤的污染及对人体的直接危害。但现今医疗垃圾处理仍存在很多问题，仍有医院不遵循医疗垃圾处理法则，把医疗垃圾跟生活垃圾混排。甚至把一次性医疗垃圾贩卖给不法商贩，制成生活用品，严重威胁人类的身体健康。医疗垃圾的处理不当是人们只关注自身暂时健康，忽略宏观生态对人健康的重要性所造成的。

只有人与“人—宏观生态—微生态”构成的“大生态”共生、共存，才能永续持久发展。那么，生态医学模式站在时代的高度，解决了这一问题，为未来医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必然要求护理伦理树立生态安全观念。护理工作人员只有以生态安全为己任，把其内化为自身道德才能在护理工作中时时强调人和环境的和谐共处，注重生存环境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才能把护理人员的照护对象不仅仅是“人”，还应包括“人的生存环境”，即宏观生态和人的内环境即微观生态的理念内化。尤其是那些工作在个体诊所和社区的护理工作者，他们落实生态医学模式的理念，树立生态安全观念将是有效解决抗生素滥用、医疗垃圾处理不当等危害人类健康行为的有效途径之一。

4.生态医学模式要求护理伦理树立新整体护理道德观念

整体护理是一种先进的指导思想、护理观念和临床实践，是伴着社会的文明、进步与护理学科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现代护理工作模式。整体护理(Holistic nursing)的具体科学定义是:整体护理是一种以互利对象为中心，视护理对象为生物、心理和社会等多因素构成的开放性有机整体，根据护理对象的需求和特点，为护理对象提供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全方位的帮助和照护，以解决护理对象现存的或潜在的健康问题，达到恢复和增进健康目标的护理观和护理实践活动。那么，所谓的整体护理道德就是指适应于整体护理工作模式的道德要求。

整体护理是护理人员解决复杂的健康问题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生态医学模式视域下的新整体护理道德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整体护理，推动护理伦理和护理专业的发展。其具体表现在:首先，新整体护理道德要求护理人员从“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维度出发，来为服务对象即人和生态提供服务。在服务过程中，把生物学的人放在大生态系统背景下去考虑，把人与其所处的环境视为一个整体，把人从患病到恢复健康并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为一个整体。其次，新整体护理道德要求护理人员在实行整体护理过程中要具备为人和生态高度负责的自觉性。最后，新整体护理道德要求护理人员具备刻苦钻研的进取性和独立思考的主动性。在护理工作中，新整体护理道德给护理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护理人员不仅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娴熟的操作技巧，完好的人文素养，更应具备生态学知识。在实行护理照护过程中还应具备独立思考自身行为是否有利于维护并促进人与生态的和谐健康的主动性。

旧整体护理的产生和发展是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相伴而生的，其道德是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为指导，强调“以病人为中心”。它仅把病人视为生物、心理、社会、文化和发展的人，缺乏对病人生存环境—生态和谐的照护的考量及道德要求。而生态医学模式是后SARS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医学模式，它站在的时代的高度给各医学学科导航。生态医学模式从生物、心理、社会、生态四维来界定“人”。弥补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伴生的整体护理道德的不足。因此，生态医学模式视域下，护理伦理应树立新整体护理道德观念以促进护理学科的发展，给护理工作以科学指导。当然，也必然起着落实生态医学模式的作用。

(五)护理伦理新观念对护理工作的指导意义

护理工作具有特殊性，其内容广泛且具体多样，是整个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拥有相对的独立性。随着医学模式的发展，生态医学模式的产生，护理工作的服务对象已由医院扩大到家庭、社区、社会、整个生态系统。服务的内容由传统的疾病治疗转变成现今的集临床护理、预防保健、康复及健康教育于一体化，服务的层面是生物、心理、社会和生存环境的新整体护理模式。护理伦理是护理事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是护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它是护理工作人员的道德纲领，而护理道德对提升护理质量，促进护理发展，协调医、护、患三者关系有重要意义。护理伦理与护理实践有密切的关系，它源于护理实践，并在护理实践中得到发展、受到检验，亦对护理实践有巨大的指导作用。生态医学模式对护理伦理提出的生态价值、新健康道德、生态安全、新整体护理道德等新观念是适应时代特点并与时俱进的护理伦理理念，已经并将继续指导和推动护理工作健康发展。因此，树立护理伦理新观念并以此重新审视护理伦理基本原则;倡导绿色护理;形成和谐护患关系，对做好护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护理伦理新观念要求重新审视和调整护理伦理原则

护理伦理原则是在护理活动中调整护理人员与病人、护理人员与其他医务人员、护理人员与社会、护理人员与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的出发点和指导原则。它是护理人员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选择良好的护理道德行为，进行护理伦理评价和护理伦理教育应遵循的原则，也是衡量护理人员道德水平的标准。护理伦理的具体原则主要有公正原则、不伤害原则、行善原则和自主原则。树立护理伦理新观念，并以此为指导重新审视和调整护理伦理原则，给护理人员以新道德标准，将会有助于推动护理事业的发展，并提高护理质量，最终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身心健康服务”，“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护理伦理要求。

(1)护理伦理新观念要求重新审视和调整公正原则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是依据全体成员的利益，使行为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汉朝班固在《白虎通义》中提及:“公之为言，公正无私也”。公正原则对护理人员的要求有:①公平合理的对待病人及有关的第三者。这里的第三者仅指病人的家属或其他相关受影响的人。而护理伦理新观念要求护理工作者视人及其生存环境为服务对象，强调生态环境为公正对待的对象，在治病救人的护理行为中要保护、不破坏生态—人的生存环境，为人类的健康提供持久保障和持续发展;②公正的分配医疗资源。护理伦理新观念要求护理人员在医疗资源分配中不仅做到人际平等，还应做到代际公正，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道德意识，指导护理工作。护理人员还应认识到人际平等，代际公平对人类生存、健康和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2)护理伦理新观念要求重新审视和调整不伤害原则

不伤害原则有时也可以被称之为“道德底线”，因其可以精炼为一个道德禁令:“首先，不要伤害。”在护理工作中，不伤害是指在护理过程中避免给病人带来完全可以避免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的伤害。不伤害原则除了指不伤害他人外，也指不把他人置于受伤害的危险情况中。在南丁格尔誓言中强调护理人员应“无为有损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护理伦理新观念要求重新审视和调整不伤害原则，在护理工作中应做到:①把为“人”和“人的生存环境—生态”利益和健康协调统筹考虑，并将这种动机和意向内化为护理人员的自身道德。如药品的使用即以治疗疾病为根本目的，但同时考虑药物对人体内、外环境的影响才是真正执行公正原则。②重视“人”和“人的生存环境—生态”的愿望或利益。在高科技护理手段广泛运用时，以人和环境的和谐共生、共荣，持续、协调发展为首要考虑因素。护理伦理新观念要求护理工作者树立生态安全观念，以其为道德底线标准，在救治病人，帮助病人恢复健康的过程中避免自身不当行为对生态平衡的破坏进而威胁全人类的健康。

(3)护理伦理新观念要求重新审视和调整行善原则

在伦理学中个人维护、完善和发展生命是善，毁灭和损害生命是恶。在医疗护理工作中，行善原则是一项基本的医护道德和义务，它要求护理工作者的行为不仅利于病人，而且利于社会人群及人类的健康。南丁格尔强调:“护理病人时，应关心病人的幸福，一方面应为病人做善事，另一方面则应预防伤害病人”。护理伦理新观念要求护理工作者做到:①积极做到对“人”和“人的生存环境—生态”有益的事。如护理工作者应以新健康道德观念为指导，从新健康道德观念为起点去考量自身的行为是否有利于生态环境，指导医务工作者以广视角去思考人和生态的健康和谐共生、共荣、共进，从而提升自身及他人的防病、治病理念。真正做到促进病人的健康和福祉，预防伤害，深刻、全面落实行善原则;②权衡利害大小，尽力减轻对“人”和“人的生存环境—生态”伤害。如在疾病治疗过程避免过度医疗，避免滥用药，尽量减少医疗行为的副反应，特别是防止医疗垃圾对人与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此外，在护理工作中，真正贯彻、执行生态和谐理念，积极宣传新健康道德观念。因为新的大生态健康环境不是仅仅靠医护人员就能够建设完成的，其需要全社会的人都认同这一新的健康观念，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共同保护生态环境，共同建设适应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才能真正促使人与环境和谐共处，和谐发展。

(4)护理伦理新观念要求重新审视和调整自主原则

自主原则是指尊重人自己所做的决定的原则。在护理工作中是护理人员在为“人”和“人的生存环境—生态”提供医疗照护活动之前，先征求意见，再由“人”和“人的生存环境—生态”自己做出决定。这是护理伦理新观念对护理工作中实行自主原则提出的又一要求。“人”有自主决定权，而“人的生存环境—生态”并无意识，没有自主决定的能力。这就需要“人”及护理工作者把“新健康道德”内化，在做出任何决定前，都能换位考虑到其安全、平衡。具体说是把“社会价值优先于个人价值”的道德和“不应满足人的欲求，而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人类健康道德内化。例如，在非典时期，患非典的病人必须隔离，限制其自由;又如，病人患有对他人、社会有危害的疾病而又有不合理要求和做法可以加以限制等。这就是“社会价值优先于个人价值”的道德内化后，对护理工作中自主原则执行的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医生扁鹊提出的“病有六不治”和中医的“十不治”就是对不健康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医疗方式的拒绝。如出于《友渔斋医话》的“中医十不治”中列举出“纵欲贪淫，不自珍重;窘苦拘囚，无潇洒之态;怨天尤人，广生懊恼;今朝预愁明日，一年营计百年;室人聒噪，耳目尽成荆棘;听信巫师赛祷，广行宰割;寝同不适，饮食无度;多服汤药，荡涤肠胃，元气渐耗;讳疾忌医，使寒热虚实妄投;以死为苦，与六亲眷属，常生难舍之想”等十种不健康的现象，我们应该引以为戒。护理工作人员不应满足病人的欲求，而应满足病人健康的需要。因人的欲求往往带有明显的功利性、现实性、享乐性。现实的欲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虚假的需要，最终导致人的健康的自我否定。人的欲求往往掩盖了人的本质需要，那就是人的健康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是“不应满足人的欲求，而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人类健康道德内化后，对护理工作中自主原则执行的又一审视。

2.护理伦理新观念倡导“顺其自然，道法自然”的绿色护理道德

高科技与医学嫁接，在帮助人类治愈疾病、延长寿命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伦理问题和困惑，如医源性疾病的增多，细菌和病毒耐药性的增强等，给人类健康带来危害。护理伦理新观念强调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护理行为要规整和协调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最终使人类顺其自然，回归自然。即护理人员在实践中应遵守顺其自然，道法自然的法则。因为护理行为是对人体的外在干预，仅靠医药就能够治愈好的疾病有多少，谁也没有定论。感冒这种常见的病，很多人认为不是治好的，而是主要靠人的自身抵抗力而痊愈的。这说明护理是外因，而外因只有通过病人体内的内因才能够起作用。护理人员的行为，重点在于恢复病人的健康，使人在身体、精神与社会等方面都处于完好的自然状态。因此，疾病治疗的过程就是人体生理机制回归自然的过程，而医道就是使人回归自然，从而纠正那种“为治病而治病”，忽视人自身的抗病能力和精神因素的片面认识。护理人员应避免过度医疗行为，注重调节人体内在功能，按照人体生理发展的自然规律，帮助病人恢复健康。尤其是慢性疾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应注重倡导有益于健康的“绿色生活”方式，预防疾病的发生，延缓疾病的进展，使护理行为成为顺其自然，道法自然的绿色护理道德行为。树立“绿色护理道德”观念是十分重要的，实施“绿色护理”使病人在恢复健康的过程中，减少了药物等医疗副作用对身体的影响;节约了医疗资源。治本之法在于改变人心，护理伦理新观念倡导的“顺其自然，道法自然”的绿色护理道德为绿色护理提供道德纲领。

3.护理伦理新观念使护患关系走向“我和你”

护理伦理新观念中的“人与自然”是“我和你”的关系，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对此，恩格斯也明确指出:“人们必须牢牢地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这一理念弱化了以往的西方的“人权”思想为基础的道德理念，弱化了“人类中心主义”。使护理人员和病人由原来的“我和他”的对立关系，转化成“我和你”的统一体关系。护患关系向“我和你”转化，也就减少了护患之间的纠纷，促进和谐、绿色的护患关系出现。新健康道德观纠正了医学、社会学在预防保健上的片面性的传统弊端，倡导从只有人人都有保健行为，人人方有保健环境，人人才有健康保证的生态思维角度，转变当代预防保健中只注重社会责任、义务，而忽视个人责任、义务;只注重医学技术措施，而忽视全社会的人人参与的多渠道作用。新健康道德观下的公益保健观，改变了传统中仅靠医护人员要求、宣讲健康保健的状况。在护、患共同参与，共同实行健康保健措施过程中，自然消除护患之间的对立关系，使护患走向“我和你”的关系，为和谐护患关系的形成提供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