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的农村调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次不平常的调查。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广大农村刮起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农村生产力被严重破坏，农民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8日，党中央先后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他要求所有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必须全面彻底调查几个公社，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
1961年1月20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要他与胡乔木、陈伯达3人在3天之内组成3个调查组，每组7人，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调查。其中，每个调查组再分为两个组，一个小组调查最差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最好的生产队，时间为10~15天。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田家英领导的调查组迅速组成，第二天就离开了北京。1月22日到达杭州以后，田家英立即向省委领导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经过商量，决定省里也派人参加调查组，在富阳选一个好的生产队、在嘉善找一个差的生产队作为调查对象，由田家英统一领导调查工作。这两个调查组随即迅速行动，于1月24日到达两个生产队。
调查组进村之前，田家英向全体调查人员提出要求，必须实事求是。他说，调查研究有两种，一种是科学态度的调查研究，一种是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我们主张科学态度的调查研究，这就是要了解真实情况，并且如实反映；而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比不调查更可恶，因为它是摘取片面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者是迎合上级，不敢讲真话。他针对当时基层干部和部分群众还有顾虑的情况，提出要“打开脑筋，打破思想框框，敢于和善于发现问题”。他要求调查组的同志在生活上和群众同吃同住，打成一片，集中精力做好调查，而不搞那些流于形式的劳动；同时，在调查组内部提倡“敢想敢说”，“敢于提出问题和不同意见”，但是这些意见应该通过组织向当地领导提出，不许向外乱说，不准对基层干部指手画脚，以免干扰地方工作。他非常注意同基层干部搞好关系，强调要耐心地教育他们，遇事多与他们商量，体谅他们的困难，不能有任何居高临下的态度，这样才能增强调查组和基层干部的团结，做到“同心同德，忧国忧民”。两个调查组在田家英的正确指导下，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田家英先在嘉善县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调查了一个星期，接着到富阳县东洲公社五星生产队进行了同样的调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工作，这两个队的基本情况，特别是“五风”造成的严重危害基本上被搞清楚了。
和合生产队地处杭嘉湖平原东部，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历来是鱼米之乡。新中国成立后头几年，农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每年都为国家提供大量的商品粮。1958年“大跃进”中，上面的高指标逼出了“浮夸风”，这个生产队的早稻亩产从200公斤报到300公斤、400公斤、500公斤，实收只有219.5公斤。1959年“反右倾”一来，包产指标定到489.5公斤，实收只有218公斤。1960年，公社党员干部宣誓大会上定的粮食生产指标是保证900公斤、争取1 200公斤，而实际只收了145.5公斤。高指标带来了高征购，挖了农民的口粮。1961年春天，每人每天只有半斤米，只能吃三餐稀粥；有的小队甚至断粮，出现了饿、病、逃荒和非正常死亡。一天黄昏，调查组的同志闻到一阵烟味：“农村已经食堂化了，谁家还在烧饭，难道老百姓家里还有余粮？”他循着烟味进入几户农家，揭开锅盖一看，锅子里是羊头草、胡萝卜加上从食堂打回来的稀粥。事实说明这里的农民已经无米下锅。调查时还了解到，近三年来，这里的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猪、牛、羊大批死亡，农具被损坏，土地肥力下降，劳动者体质变弱；社员一年收入只有21~27元，辛勤劳动一年，到头还成了“倒挂户”。出现这些严重问题的原因何在？许多基层干部讲不清楚。田家英在同嘉善县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从和合生产队情况来看，生产破坏是严重的，为什么生产年年下降？怪天，天没有灾害；怪人，老百姓是好的。”“不能怨天尤人，也不是什么民主革命不彻底，病根子是‘五风’问题。”田家英一语道破了当时农村问题的症结。其实，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同志，对此并非一无所知，只是因为怕反“右倾”“拔白旗”，闷在心里不说而已。田家英说出了他们不敢说的真话。这不仅是尊重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是他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表现。
经过10天的调查研究，2月6日在杭州，毛泽东听取了田家英的汇报，在场的还有当时任浙江省委的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和薛驹等。田家英如实地汇报了所见所闻，恳切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建议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条例。田家英的汇报震动了毛泽东，他当即就纠正“五风”问题、退赔问题、生产队规模和体制问题、自留地问题、食堂问题、干部问题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并且采纳田家英的建议，准备起草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由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制定。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后，大批领导同志深入基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不仅促进了干部作风的转变，而且集中了群众干部的智慧，制定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政策办法。《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六十条”），就是调查研究的一个主要成果，也是广州会议的最大收获。
田家英在浙江的调查，从1961年1月23日开始到5月5日结束，历时100天。他在调查研究和制定“六十条”中所作的贡献，对党中央纠正1958年以来农村工作中的错误、扭转农村以至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局势起到重要的作用。尽管“六十条”还有不少缺陷，没有突破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公社体制，但它的历史作用仍然应当给予充分肯定，这其中田家英功不可没。
【问题思考】
1．秘书的调查研究与领导的调查研究有什么不同？
2．田家英的调查研究工作有什么特征？
3．田家英在浙江进行的调查工作对秘书人员有什么启发？
【案例分析及参考要点】
秘书调研与领导调研的区别主要有：第一，秘书调研是一种参谋行为，只能策划调研活动或拟订调研方案待领导定夺，因此，秘书调研活动必须征得领导同意或授权方可实施；领导调研是行使权力的行为，调研过程包含现场办公，可以直接决策并解决问题。第二，秘书调研是围绕领导工作开展的，必须领会领导意图，明确调研的真实目的，否则可能与领导工作的需要南辕北辙；领导调研则是实现领导决策的重要工作方式和推动决策落实的有效手段。第三，秘书调研所形成的结论或解决方案具有建议性质，仅供领导决策参考，是否采用取决于领导；领导调研所形成的结论或解决方案，领导有权决定取舍和决断推行。
田家英的调查研究工作主要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思想解放、务实求真。对于调查研究，田家英总是强调不要带框框，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让群众敢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和问题。在浙江调查时，田家英事先向全体调查人员提出要求，必须实事求是。正是带着一种求真务实的态度，田家英在嘉善县魏塘村调查时，就特别强调要说老实话。二是精心组织、合理安排。众所周知，调查研究在秘书工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主要作用是收集原始信息，以支持领导决策；或取得反馈信息，作为修订或重新决策的依据。收集信息就要下到基层，到了基层能否收集到真实可靠的信息，这就需要调查者精心组织、合理安排。田家英非常注重这方面工作，这突出表现在他1961年的浙江调查中。三是方法多样、灵活运用。在调查研究工作中，田家英采用了多种调查方法，并灵活加以运用。其多样的调查方法主要表现在：其一，采用典型调查、专题调查等调查方法；其二，采用对比的调查方法；其三，注重跟踪调查的方法。
1961年初田家英在浙江进行的调查工作对秘书人员的启示至少有两点：
第一，搞好调查研究工作必须运用科学的调研方法，并遵循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调查研究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科学有效的调查研究必须遵循客观性、科学性、实践性、群众性等原则，田家英在浙江进行的调查工作正是遵循了这样的原则。田家英的调查组在调查研究中准确、真实地反映情况，不带任何框架，这符合客观真实性原则。调查组的调查历时100天，注意调查全部事实，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这符合科学性原则。调查组从遏制“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等现实需要出发确定调查研究课题，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把调查研究的成果用于指导实践，这符合实践性原则。调查组深入浙江基层，走近群众，向群众学习，这符合群众性原则。
第二，调查研究能力对领导的决策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田家英长期在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能敏锐地发现当时农村工作中的问题，使得党中央能够纠正1958年以来农村工作中的错误，对扭转农村以至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局势起到重要的作用。这说明秘书的调查研究能力对领导的决策工作有重要意义。领导的作用就是要了解情况，制定和落实政策，但是，领导工作繁忙，不可能抽出很多时间搞调查研究。因此，调查研究就成为作为领导的参谋和助手的秘书人员的重要职责。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获取信息、了解情况，向领导提供情况和意见，为领导决策提供客观依据，并协助领导贯彻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所以，调查研究既是秘书工作的基本任务，又是秘书开展工作的基本任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