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培训效果调查设计方案

在国内，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我国第一次“民工潮”的出现，我国农民工培训研究初现端倪。进入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们开始对农民工培训的状况进行调查。经济转型时期“民工荒”“招人难”等问题的出现，促使人们对农民工培训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如前所述，目前对“90后”农民工进行研究的文章不多，而“90后”农民工属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一个分支群体，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将有助于“90后”农民工研究工作的开展。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领域：

1.新生代农民工现状的研究

一是对生存环境现状的描述性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侧重描述新生代的生活和工作的环境。

如何奇飞在《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分析》中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拥有独立的人生见解，相比他们的父辈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其主要面对的问题是：政治不平等待遇导致身份的尴尬、经济收入相对不稳定，难逃廉价劳动力的命运、社会保障上不能享受平等的待遇，社会福利难以保障、工作选择空间小、工作环境较差、安全系数小、社会就业压力大、适合其工作的岗位很少。

孟艳艳在《新生代农民工现状调查及对策探讨》中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是自我意识强烈的一代。他们渴望在城市留下来，拥有和城里人一样的户口、住房、医疗条件和职业发展空间，对文化认同、阶层流动、政治参与也有更多的诉求。

二是从制度障碍的角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困境产生的原因。

如仰澄、甄月桥在《基于“推拉理论”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问题探析》中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问题历来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是我国特殊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物，他们生活在城市，主要社会关系却在农村。职业上，他们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地域上，他们是来自农村的民工；户籍上，法定赋予其身份的仍是农民。新生代农民工最多只能说是事实上的城市人口，却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正式居民身份，面对制度强制性认定和市民习惯认定，“农民”成了他们身上挥之不去的标签。

三是从文化素质和对文化需求的角度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

如吴炜在《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福利支持机制》中提到新生代农民工很多具有在城市长期就业和定居的预期，提高自身素质，适应城市生活，实现自我发展的主观要求使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长，而对其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总量供应的不足，成为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获取文化福利的一个主要矛盾。

以上研究侧重于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的整体性研究，对90后农民工城市生活经验的描述很少。对90后农民工生存现状的分析不仅要涉及其生活、工作领域，还应涉及其成长环境的变迁，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研究90后农民工现状有利于分析现状变化的趋势。本书除了分析制度、企业管理、个人等因素对现状的影响外，还从90后农民工成长环境变化的角度分析现状产生的历史原因并研究现状的发展趋势。

2.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研究

一是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

在这个领域，学者多采用定性分析形式，以具体区域为研究参照点，进行阐述性的分析与描述。涉及的领域也相当的广泛，包括价值观、劳动权益保障、教育观念、犯罪心理等诸多方面。

何瑞鑫（2006）梁宇（2007）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取向上认为，相比传统的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被贴上了“市民”的标签，但同时又具备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念，从而使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具有矛盾的价值认知。

夏丽霞（2009）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进城农民工的主体，他们强烈的市民化需求却因社会保障的缺失而严重受阻。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社会保障缺失的现状及原因、社会保障和市民化需求的迫切性、社会保障与市民化的关联性，提出应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探索，推进其融入城市的进程。

这些研究充分表明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领域逐步多元，研究视觉逐步发散，这对于能够尽可能全面把握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特殊而意义重大的群体，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二是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既有从社会学宏观层次方面进行研究，得出新生代农民工在自我认同、闲暇时间、消费习惯等方面逐步呈现城市化特点，但农民工在深层次的市民化进程中存在障碍，如经济障碍、社会障碍、制度障碍及文化障碍等。也有从个别地区领域出发，对农民工适应城市化的状态进行实证分析。

如鲁萍（2007）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现状研究—基于武汉市的调查分析》中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文化水平局限，政府制度的“两面性”，市民偏见和利益冲突。这些研究中，都重点突出了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加强其适应城市的能力，对于加快其市民化进程，具有重大意义，这也证明了我们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意愿需求分析的意义所在。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已经逐步在农民工群体中成为“另类”的存在，但其存在的普遍性以及发展的必然性是客观的，反观之前的研究，大多研究集中在对“民工荒”现象发生的原因解释层面，且有不少研究重点在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现阶段生存状况以及心理状态上，只有少量探索新生代农民工培训需求的文章，且研究内容多数为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已接受培训的人数比例、培训内容合理性以及培训绩效影响因子。

郭根山（2007）将新生代农民工分为嫁接和原生带两种类型，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一定的知识与技能素质，但还欠缺很大一部分，同时由于缺失心理素质，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思想道德素质也达不到社会发展的要求。针对这方面，他提出，必须从制度角度出发改变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素质提供制度保障和法律规范。还要从意识形态层而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素质，结合企业、工会、政府三方力量，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综合素质，建立健全培训体系。

任天鸣（2008）则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从个人意愿、就业特点、受教育程度、生活方式和消费结构5个方面着手，结合现阶段农民工就业面临的困境，指出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教育环境，为他们提供愿意读且能读得起的教育机构或培训学校是十分必要的。他特别提出，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相较于以前的传统农民工，具有服务意识较差、眼高手低的心理特征，所以特别要针对这方面提供培训，以为其提供正确的就业观念。

邓集林（2008）通过调研分析指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主要障碍因子：一是学习时间无法保障；二是流动性大，组织管理薄弱；三是学习便利性不够，这些都对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培训产生了障碍。针对他的研究，虽然能够反映出一部分影响参与培训意愿的因素，但与传统农民工培训而言，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个性因子分析稍显不足。

潘冬宁（2008）以态度与行为关系的研究作为侧重点，通过文献检索考察目前研究态度的测量方法及可能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态度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形成调查问卷，并在南宁市内随机发放问卷，使用SPSS11. 5进行统计，得出从总体来看，超过半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培训持矛盾或中立态度。这与新生代农民工获取到的关于培训的信息数量和质量及新生代农民工对培训了解的深度与广度有关。指出应当在信息传播途径与方法上加大力度，从而使新生代农民工对培训产生正确和积极的认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顺利开展。

这些研究为丰富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研究视角，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个性特征，丰富培训体系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对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必要性研究

大量文献研究表明，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进行探索的必要性在于：

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素质能力建设成为城市现代化发展当务之急。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国务院研究室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等所做的多项调查表明，3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占农民工总人数的60%以上（罗忆源，2006）。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第三次民工潮的主体，他们的素质能力建设、教育文化培养、意识形态养成直接关系着我国农民工群体的能力架构形态，同时，对于保证我国农民工就业率提升以及城市经济稳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识更强烈，也更容易市民化。他们渴望在城市里立足，其消费意识和生活形态已趋同于城市人口，如果能够通过培训提高其城市化特征，引导其逐步实现素质技能提升，我国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将大大加快，我国整体就业能力也将得到大幅提升。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其自身特征在农民工培训系统中更容易发挥作用，更容易对培训效果产生决定性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传统农民工，在职业技能培养与能力素质拓展方面，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因其自身年龄小，学习新事物的愿望迫切，又因其工作经验少容易接受教育改造，致使他们成为农民工群体中培训需求最强烈的群体，并且他们的年龄和心理特征更易接受培训。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经历、思想素质、受教育程度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新生代农民工由于与土地的关联性变弱，致使他们对土地依赖性也偏弱，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与老一辈比有着质的不同，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欲望也更强。他们开始关注个人价值，追求公正待遇，对城市的认同超过了对农村的认知（陈占江，2006 ）。只要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群体的需求进行合理的分析与提炼，并根据反馈及时调整培训系统，构建合理的培训模式，将更有利于引导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培训实施往更加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

另外，以往农民工培训实施的假设前提，已经不适应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个体特征，原有的需求分析与供给选择已经不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需要。分析指出，以往针对农民工培训现状的调查，普遍将农民工定位为文化程度低、技能水平差、缺乏城市生活经验、生活方式与城市居民差异大，这些假设显然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不符。伴随中国城市化发展，农民工已经成为现代制造业、城市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重要人力资源。社会应该重视对他们进行技术技能、现代农业技术知识、创业技能等方面的发展式培训，提升他们在城市发展中的综合竞争力（吴漾，2009）。

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严重不足。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的仅占总数的3. 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培训的占0. 13%，而大约76. 40%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技术培训。现行调查显示，虽然与老一代改革开放之初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年限、专业技能水平都有所提高，但其现有的文化程度和技术技能依然导致其就业困难、工资收入不高。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虽然不断增加对农民工培训投入，但从实际效果来说，依然有许多难尽人意之处，如培训质量不高、对培训认识不足、培训效果不明显等。新生代农民工较上一代服务意识较差，眼高手低且就业观念存在偏差，政府对这些问题缺乏正确的引导和培训，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与就业衔接不紧密，培训自主参与意识弱化以及培训层次单一等现象频发（任天鸣，2008 ）。

基于国内文献综述的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问题已经引起我国学者和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广泛关注。通过从知网中检索的文献资料整理归纳发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以及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方式等几个层面上。我国学者主要从社会学和教育学的角度研究以上几个层面，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的教育问题，根据调查研究结果，得出相应结论，并提出对策与建议。但是以上研究都以实际情况的调查为基础，缺乏理论基础，而且也缺少较为深入的针对性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研究，将为我们后面研究“90后”农民工培训提供良好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