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农民工的城市进入研究

有关“90后”农民工城市进入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们的就业方面，包括进城务工的途径、职业类别、职业稳定性的状况。

（一）进城务工的途径

第一、二代农民工的流动与求职通常通过传统的社会网络，即他们之间相互介绍所获取的，具体来说就是通过血缘与地缘的纽带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经常是一个带一个出来打工。农民工流入城市并不是政府计划运作的，而是农民工的一种自主选择，具有高度的自发性特征。农民工流入城市的途径与政府、单位的组织没有很大的关系，不管是第一、二代农民工还是“90后”农民工通过政府组织的途径比率很小，更多的是通过亲友或同乡介绍和自己到城里找活干。马玉花（2016）的研究表明，“90后”自己进城和亲朋好友介绍的分别占到48.70%和46.80%。

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在农民工找工作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由第一代的4.3%提高到“90后”的8.2%。但是，这一比率还是比较低的，也反映出现在的农民工获取职业的专业化水平还不高，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服务水平也不高。

（二）从事职业的类别

问卷调查资料表明，第一代农民工更趋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在进城之前主要是种地的，比率为41.8%，而“90后”农民工主要是在学校学习，比率为44.3%，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他们进城之后在职业选择等方面的差异。

农民工进城之后的职业情况，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一个被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城市人不愿从事的职业只得由外来务工人员干。但对于第二代的农民工而言，情况有所变化。现在的很多职业已经存在外来人员与城市本地人之间的隐性和显性竞争，第二代农民工对于自己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的要求更高，他们也希望从事轻松且待遇较好的职业。同时，他们也把工作作为一种开眼界和找机会的手段。朱永安（2005）的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从事服务业的比率最大，为41.4%，而第一代农民工从事这一行业的只有16.9%；另一方面，年轻一代农民工从事建筑、社区服务和家政服务的比率要低于第一代农民工。这一方面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取向，一些新生代农民工不再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也符合现阶段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市场的劳动力配置。

而“90后”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多种多样，有的是比较枯燥的工作，如搬运工、酒店服务员等，也有相对较轻松的办公室文职工作。他们对工作的态度各不相同。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约44%的受访者对目前的工作不满意，希望更换工作。他们的理由主要以收入与能力不相符为主（71. 71% ），只有不到30%的人觉得是工作性质不适合自己。过于自信、盲目高估自己的能力，使部分“90后”农民工不安于现状，随意地、频繁地更换工作，时常抱怨社会的不公，如果不加以引导，将可能导致心态的变化，甚至可能做出危害社会的行为。我们的调查结果证实，对现有工作不满的人群中35. 46%易发生心理问题，远高于对工作满意者的8. 17%。

（三）从事职业的稳定性

接下来我们按照 “主观工作稳定性”和“客观工作稳定性”来区别分析农民工从事职业的稳定性，前者表现为农民工对自身工作稳定性的感受和评价，后者反映农民工的换工行为和换工意向。

研究发现，三代农民工之间主观工作稳定性都较高，而且没有明显差异，都只有40%左右认为自己工作不稳定，但客观工作稳定性差异却非常显著。“90后”后农民工进城时间不长，换工次数却不少，平均起来几乎每年换一次工作（换工指数达到0. 94），而且高达65%的“90后”农民工有换工打算。“80后”农民工换工次数明显减少，平均起来大约每两年半换一次工作（换工指数0.39），但57%的“80后”农民工有换工打算。“80前”农民工工作明显稳定，换工次数较少，平均起来大约每五年才换一次工作（换工指数0.22），而且只有39%的“80前”农民工有换工打算。

这种主客观工作稳定性的反差反映了“90后”农民工的职业态度，他们并不将频繁换工视为工作不稳定，不再像老一辈农民工那样珍惜现有的工作机会，认为跳槽是一种正常职业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