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农民工培训管理体制和机制

加强对农民工培训组织与管理工作，必须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创新一个涵盖组织、法律、政策、投入、师资、资源“六到位”，社会广泛参与的农民工培训新机制。

（一）整合资源和完善培训市场的监管与运行

调查显示农民工整体素质偏低，70%的农民工只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近六成无任何特长，近九成无任何职业资格证书，可见农民工的初始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普遍不佳。而培训教育是提升农民工技能、增强就业机会和取得收入来源的前提，同时也是提高产业竞争力和整个国民素质的突破口。目前，各地尽管从企业安全生产和岗位基本技能出发，短、平、快开展了一些培训，但总的来说培训范围覆盖小和培训效果有限，政府的规划、统筹、监管薄弱。因此，整合资源，完善培训市场主体的监管和运行十分必要。

1.强化政府主导作用

加强组织领导、规范培训市场是健全培训体系完善、高效培训、取得培训实效的首要条件。为此，应建立由城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财政、建设、教育、工会、卫生、计生、妇联、民政和文明办等部门组成的农民工培训工作领导小组，专责培训政策、培训机构、培训经费和培训质量的统筹，以打破部门格局、规范市场运作、强化培训公益、提高资金效率、保障培训质量为己任。要创新以下制度和机制：

（1）定位好职责和角色。尊重市场需要，尊重农民工和用人单位需要，不搞强迫命令和包揽一切，也不当“甩手掌柜”。农民工培训的体制和机制建设既要发挥政府权威性协调作用，强化其在农民工培训中的组织、宣传、布局、规划、投入、资质和质量等方面的规划和统筹，明确划分和严格规范政府的责权，加强标准的制定和落实、财政投入和使用绩效、培训主体的市场准入和退出、舆论导向和政策宣传等方面机制建设，以制度建设规范市场、保障质量和维护公平。

（2）履行“服务为本”责任。作为公仆的政府及公务员，不能高高在上和闭门造车，应坚持“按需办事”和“依法作为”。按需办事就是要注重市场调查研究，充分听取农民工和用人单位的意见和建议；依法作为，就是要在调查研究基础上，预先制定好规则，按法律法规和政策程序作为和不作为，不搞“拍肩膀”“拍脑袋”和“法外情”。

（3）实行“管办”分离。管办分离是职责分工和市场分工，专业化运行和规范化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优化培训资源配置，充分调动不同主体的积极性，全面调动学校、企业、中介、社区、监管部门和农民工本人的能动性，实行“契约制”“外包制”和“购买制”的管理和运行机制。

2.构建完善的培训体系

农民工培训体系既包含实施监管的政府主体，也包括开展业务的培训市场主体。培训体系的建立应坚持以“全面整合、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为原则。

创新培训机构和各级劳动就业培训中心联动的农民工培训机制。

农民工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发达地区大城市、特大城市，这些地区的教育培训资源发达。以广州为例，当地集中了300多万农民工，仅市属职业中学和高等学校就分别有近30所和8所之多，还不包含广州地区密集的中央和省属高等学校。发挥好现有职业教育资源和市、区、镇（街）的劳动和就业指导机构的体系化作用，是构建农民工培训主体体系的重要任务。这里的关键是政府责权到位，包括以开放态度包容农民工，把农民工的教育培训纳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人力资源建设规划和公共服务规划。

建立服务农民工和服务社区的“数字化学习港”网络。

数字化学习港就是一个“教育超市”，是聚集和传播学习资源、向市民和农民工开放以远程辅导和自我学习为主的技能培训、继续教育、终身学习的平台和体系。这个“超市”集聚配送的不是工厂货物，而是文化科技知识。为此，政府应统筹规划在小区、在社区、在企业，甚至在居民家庭建立学习点，完善软硬件建设，提供各种人性化服务，使学习者不仅能学习，还能长见识、逸情志。为此，首先．要解决两大问题，即谁来建和怎么用的问题。学校、社会团体、企业行业，甚至包括政府部门都是提供学习资源的主体。政府应统一规划，给予资金扶持，并建立准入机制。“怎么用”问题的核心是使用效果，提高使用效果，必须在学习资源的形式、内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建设上下功夫，必须在学习资源使用的示范、宣讲、推广和激励上下功夫，最终使农民工对学习资源产生“好学、便学、可学、趣学、乐学”的动力。

其次，充分利用现成的数字化学习港。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就是一个很好的数字化学习港。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在邓小平的亲自倡导和关怀下，从1985年建校以来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0多年来，无论在体制机制建设、制度建设、教学资源建设，还是在人才培养规模、质量和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等方面，可谓成果卓著、世界公认。近年来，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在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方面更是独树一帜，领先全国高等教育系统。以广州广播电视大学为例，率先在全国电大系统中建立了专门为农民工服务的“工业区奥鹏数字化学习中心”，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及免费上网、数字化学习、数字影院体验等服务，并结合农民工实际，分期、分批举办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其掌握职业技能，提高其就业的成功率和稳定性。

通过数字化学习港项目建设，广泛带动、推进了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城市等学习型组织创建活动的开展，起到了普惠性、便利性、长效性培训体制机制保障作用。广州在这方面之所以取得实效，关键是遵循两条：一是政府要重视，明确权责和给予支持；二是组织要到位，通过加大政策宣传和示范推广，提高农民工参与的积极性，让其尝到甜头、得到实惠。

建立特殊行业和企业的农民工培训机制。

针对行业和产业特殊需要，建立有企业、学校和培训中介参与的现场化、工地化、基地化的业余培训学校，在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大型建设项目工地、大型厂矿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以政府为主导，引入优秀师资、成熟课程和职业资格标准，把学校、企业、培训中介和农民工积极性调动起来，把招工、用工、生产安全和技能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实施“短平快”立竿见影的精准化培训、培训就业的无缝对接。

（二）规范培训机构的管理和运行

农民工培训不同于高考、职称和公务员考试等方面的培训，在性质上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具有消费上的非排他性，使得没有为其培训做出贡献（付出成本）的人也能够获得这种准公共产品，造成培训效益外溢，产生众所周知的 “搭便车困境”。而搭便车困境是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有效解决的，必须借助“政府经济人”功能的发挥。这就是说，政府既不能直接开展培训，也不能置身事外，而必须起主导和规范作用，既要避免直接包办带来的成本高、效率低、职能错位的问题，也要避免对“准公共产品”的管理缺位，使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相得益彰。因此，这里讲的“政府经济人”责任不在于政府直接参与，而在于对失灵的市场进行规范引导和政策支持。

培训机构作为市场主体赚取培训利润无可厚非，其本身是无力也无心来规范经营业务的，只有通过政府建立制度和监管运行的他律行为才能确保培训主体培训资质和培训质量，才能把培训主体的经济利益和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结合起来。在实际中，培训市场的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乱收费、挂羊头卖狗肉现象并不鲜见，尤其是在研考、高考、中考和国考（国家公务员考试）等方面的培训辅导中。农民工的培训要好些，农民工毕竟收入低微，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但是农民工培训是国家的一项民生工程，是政府购买培训机构运作的机制。与此同时，民工培训市场大，投入不高，培训标准和考核监管不太规范。因此培训市场主体也看好其中的商机，为了从政府那里取得市场份额，必然各显神通，在制度约束还不健全的大环境中培训市场失灵、培训环节失控极易发生，不仅使政府投入起不到作用，反而引起腐败、民愤和其他社会负面问题。所以建章立制，规范培训市场的管理尤为重要。在一些地方，农民工培训成了培训学校和官员谋私的敛财工具。例如 2008年以来，贵州省查处农民工培训造假案件150多起，涉及官员上至省级部门下至乡镇，骗取国家补贴金额多达上千万元。

综上所述，对农民工培训的规范管理十分必要，主要还是要从制度上着手。

1.制定培训主体准入退出标准

培训主体资格准入和退出的规范是培训市场监管的首要手段。要确立独立法人资格、注册资本到位、技能培训条件、财务监管制度、培训师资聘用、推荐就业资源和安全卫生管理等方面的准入标准，并向社会公布。要把培训运行过程中的师资管理、教学管理、学员管理、财务管理、安全管理、就业推荐、培训质量和学员投诉等纳入滚动考核和市场退出标准。

2.培训运营过程中的标准化监管

（1）师资队伍建设标准化。师资是培训质量的基本保障。农民工的培训除了文化、法律、科普、文明和公民教育等引导性培训外，最主要的是立竿见影的技能培训。师资要求和常规的学历教育、职业教育明显不同，并不在于学历、职称多高和学识多强，关键是技能操作和表达能力过硬，善于演示和传播显性、隐性的知识技能，如高级技师、能工巧匠和技术能手等。因此，政府要依靠行业和职业院校分类制定师资资格准入标准，不能任由培训机构随意安排，要建立分行业产业的农民工培训师资库，培训机构从师资库聘请教员，并对入库师资进行常态化培训，以更新其技术、技能、授课艺术和技巧。

（2）培训教材建设规范化。教材是培训知识技能的必要载体，好的教材是提高培训质量的有效保障。这里讲的教材具有广义性质，不仅包括纸质教材，也包括各种音像教材和网络教材，还包括各种教学实验实操的教具和器具，内容十分丰富。因此，政府部门要动员行业、产业、机关、学校，分门别类制定标准并实施教材开发，以确保教材质量。

（3）培训效果评价制度化。以实现高质量就业目标为导向，制定评价标准。定期开展对专业设置、培训内容、课程安排、收费标准、招生情况、鉴定通过率、结业率、就业率、用人单位满意率、学员满意率、培训后农民工工资水平、职业发展等状况的问卷调查，并及时向社会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