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许多的学者对影响农民工培训意愿的因素做了孜孜不倦的研究。
尹华扬(2008)选取人口学特征因素,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农民工的培训意愿进行研究,得出性别、文化程度、培训经历对培训意愿都有影响并存在差异。
潘冬宁(2008)分析研究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资水平、所在单位属性等相关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态度的影响并进行了差异分析。
谢勇、黄承贵(2011)对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意愿的代际间差异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民工对预期收益和成本的比较是决定农民工参加培训意愿的主要因素,并得出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的净收益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因此参加培训的意愿也更加强烈的结论。
杨晓军和陈浩(2008)在研究中考虑了个体特征的六个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打工年限、目前收入、技能培训经历。研究发现了性别、年龄、打工年限和培训经历对培训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
柳菲等(2010)针对四川省农民培训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中,进一步将影响因素扩展到农民个体特征、农民家庭特征和农民对培训要求的选择等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特征变量中多数变量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仅有年龄和是否接受过培训两个变量具有显著性结果;家庭特征变量中家庭人数、家庭劳动力人数以及家庭土地规模经营规模三个变量均有显著估计结果;农民对培训要求的选择所包含的变量估计结果均为显著,具体包括农民对培训信息的需求、农民对培训地点的选择、农民对培训时间的选择以及培训费用承担比例。
丁煌(2011)证实了受教育程度、性别以及家庭收入对培训意愿的影响作用。
汪传艳(2012)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外部环境的影响也引入了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意愿的影响分析中。影响因素由四个部分构成:
(1)人口学个体特征:包括实际年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以及性别;
(2)社会学个体特征:包括教育程度、婚姻、月工资水平以及工资满意度;
(3) 农业背景:包括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对农业劳动的熟悉程度;
(4) 务工背景:主要包括行业、务工年限以及换工作次数。
研究结果表明,仅实际年龄、初次外出务工的年龄、性别、婚姻以及收入状况等因素对培训意愿产生显著影响作用。
赵艺文等(2013)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在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以及打工年限等变量的基础上,还引入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职位以及外出打工原因等变量。研究证实了性别、受教育年限以及外出打工原因的显著影响作用,其他因素则未发现显著结果。
以上简单地介绍了几个代表性研究所选取的培训意愿影响因素。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来看,现有研究已经对个体特征的影响作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总的看来,对“90后”农民工培训意愿影响显著的个体因素归纳如下:
1.在个人个体特征上: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培训经历、收入状况等因素。
(1) 性别。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由于社会分工不同,女性相对较少参加劳动,而且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还存在性别歧视,对女性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比较大。因此性别会对农民工的培需求产生显著的影响,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参与培训。
(2)年龄。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生命周期理论,年龄的增加意味着工作年限的减少,可以回收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时间相应减少,所以随着劳动者的年龄增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会出现下降的趋势。同时,随着年龄的增加,劳动者可能趋向于追求更稳定的工作,不断增长的年龄会抑制投资需求。再次,年龄较长的劳动者记忆力和理解能力下降,重新学会一门技艺的难度也会增加。因此对于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来说,年龄较小的劳动者的培训需求和参与意愿比年龄较大的劳动者更加强烈。
(3) 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和培训是劳动力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一般而言,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民工的市场竞争力也高。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工为了提高自身竞争力,可能会有更高的培训需求。但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可能更能意识到培训的重要性,因此有着更高的培训需求。因此,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培训需求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
(4)参与培训的经历。以前是否接受过培训与参与培训的意愿影响复杂。一方面,以前参与过培训的农民,对某些技能有了一定的基础,对自己接受培训的能力更有自信,而且参与培训的心理成本也低,所以,他们会比没有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工更加乐意参与培训。但另一方面,参与过培训的农民工可能本身潜能在上次培训时已经得到挖掘,不再需要进一步培训了。或者培训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工对培训服务的评价不高,便不愿再参加培训。
(5)收入状况。培训的需求涉及对培训成本的承担,所以,经济状况应该是影响农民工培训需求的一个主要微观因素。农民工的现有工资收入越高,或者可以通过务农、家庭支持等方式获得的资金越多,可自由支配的资金也会越多,承担能力也越强,则对培训的需求也会越大。但同时考虑另一方面,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民工对现有状况一可能比较满意,通过培训来改善自身处境的动机较小,则其对培训的需求会更小。从一些调研可以看到,收入对培训意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结果表明,与家乡未进城务工的工资相比,如果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工资较高,则其参与培训的意愿则越不明显。工作满意度越高,则参与相关培训的意愿越弱。这反映出,有强烈参与培训的主体多是对工作不够满意的个体。
2.在个人家庭背景上:包括婚姻、家庭人数、户口所在地等因素。
(1)婚姻状况。对农民工而言,婚姻状况决定了他们对生活稳定性的追求态度。已婚的农民工因为有家庭负担,一般更倾向于追求稳定的生活,属于风险规避者,不愿意更多地承担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这就使得他们对培训的需求相比未婚者要低。“90后”农民工大多数未成家,因此他们的培训意愿比其他农民工要强。
(2)家庭人数。有研究表明兄弟姐妹数对月均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也即兄弟姐妹数越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均收入制约作用更为明显。另外,兄弟姐妹数多的农村家庭通常较为贫困,因此所能接受的教育以及相关培训支持也较为贫乏,这也能部分解释兄弟姐妹数多对培训意愿的制约作用。
(3)户口所在地。有研究表明,相比户口所在地在中东部的农民工,其他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农民工更不愿意参加相关培训。来自外地的农民工生活的圈子相对较小,信息交流有限以及人际关系狭窄,往往导致外地农民工更不愿意尝试工作之外的事务。
3.在务工背景上:主要包括行业、企业所有制、外出打工原因、务工年限以及就业途径等因素。
(1)行业。行业性质对培训需求产生很大影响,一般认为,技术进步快的行业的农民工对培训的需求也大,传统行业中农民工的培训需求可能较小。
(2)企业所有制。从我国的现实国情来看,农民工培训需求状况与其所在单位性质有较大的关系。一般来说,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的培训工作比较规范,劳动者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强,而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户很少对农民工进行培训。
(3)外出打工原因。农民工外出打工,一般原因为挣钱、寻求发展机会、稳定工作留在城市、学好技术回家乡等。为找到一份稳定工作以后留在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培训意愿要显著高于其他理由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现阶段,通过接受相关的培训而获取稳定工作,依然是部分外出务工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奋斗目标。与之相对应,留城意愿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印证了工作留城这一务工群体的培训意愿。结果表明,留城意愿越强烈,接受相关培训的意愿也越大,接受相关培训而获取稳定正式工作,是实现留城的重要通道。
(4) 打工年限。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打工年限的增长,其培训意愿也不断增强。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方面,有了一定的积蓄可以支撑相关的培训支出;另一方面,年龄的增长也带来阅历的增加,对于相关培训的需求感受也更为明显。
(5)就业途径。通过亲戚朋友介绍就业的农民工比较有培训意愿,因为通过亲戚或朋友、同乡介绍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并不具备相应的技能,也缺少相关的培训经历,无法通过就业市场顺畅地找到工作。
4.在培训相关因素上:培训本身的特征影响着农民工参与培训的意愿。具体有培训的信息宣传、培训内容、培训地点、培训时间的选择,培训效果以及培训费用的承担等。
(1)培训信息宣传。鉴于农民工获取信息的渠道比较有限,对信息的有效性也无从鉴别,他们对于就业、培训等信息的接受途径及信任程度多来源于老乡、同学、亲戚,因此,培训信息的宣传方式,要侧重口碑传播。
(2)培训内容及方式。培训的时间、地点安排是否合理,培训的内容是否多元化、选择余地大,授课方式是否符合农民工的实际水平,都会影响农民工参与培训的愿望。一般来说,培训时间、地点安排灵活,培训内容丰富,授课内容深入浅出,能够刺激农民参与培训的热情。
(3) 培训效果。如果培训效果好,农民工能够通过培训学到知识,提高收入,那么他们再次参与培训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也能带动身边的亲朋好友参加。但如果培训效果不佳,农民工及其周围人群的培训意愿则会大打折扣。
(4)培训费用。与其他正常商品一样,培训价格与农民工对培训的需求呈负相关关系。培训成本越低,农民工参与的培训意愿就越强。
当然,以上的研究揭示的主要是农民工群体整体上的一般规律。对于培训意愿而言,由于它属于人类心理主观范畴,意愿的形成来源于主观认知及价值观念的选择。因此,对于同一因素的感受及选择,会呈现出复杂的结果。比如,同样是收入高、学历高,年龄长,家庭困难等,不同的人会感受到优越感或危机感,对参与培训的意愿就会有不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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