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给世界产业发展带来的新趋势

第三节　金融危机给世界产业发展带来的新趋势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经济运行过程中会呈现一定的周期规律性，经过长时间的摸索，逐渐形成了经济周期理论。根据时间的长短，经济周期大致被划为以下几种：短周期，也称基钦周期，认为大约每3至4年经济运行就会出现一次衰退；中周期，也称朱格拉周期，认为每隔9至10年固定资产就需要进行一次更新换代，要经历繁荣、危机与萧条三个阶段；长周期，也称康德拉杰夫周期，认为每三十到四十年要经历一次新产业的形成、成熟、应用与衰落的过程，导致经济出现一次大的繁荣与衰退。这次金融危机，更确切地说是经济危机，依据经济周期理论是经济运行长周期决定的，是世界产业经济格局和价值链体系出现了问题。因此，要想摆脱金融危机必须从世界产业结构体系的调整入手，为经济发展找到新的支撑点。而“历史经验表明，走出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出路就是新技术带来的增长，此次世界经济要想彻底走出经济危机，新技术的运用同样非常重要。环保技术和节能技术及相关的投资将是重要的突破口和增长点”⁽²⁾。世界各国陆续出台了一些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在这个背景下，世界产业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本章从新产业技术的发展，国际产业转移与分工的新动向及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地位的变化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金融危机推动全球科学技术新发展

金融危机下，为经济寻找新的增长点成为各国产业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IT技术将继续向产业领域深度渗透，全球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以新能源技术、绿色节能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逐步酝酿突破性发展。在这其中，“低碳经济”由于自身的特点被普遍认为是下一轮经济增长的热点，被世界各国寄予厚望。低碳经济的概念最早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提出来的，作为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英国首先意识到能源短缺和气候变化给世界带来的威胁。2006年10月英国政府发布了《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斯特恩报告》，对全球变暖的经济影响作出的定量评估报告认为，如果当前全球按GDP1%进行投入将可避免未来每年5%到20%的损失，呼吁全球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2007年美国《低碳经济法案》的通过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巴厘岛路线图”的制定标志着低碳经济正式从理论走向了操作阶段。

对于什么是低碳经济，目前还没有权威公认的界定，一般认为低碳经济是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的经济模式，低碳经济的核心是新能源技术及节能减排技术的发展与应用。金融危机下，低碳经济之所以得到各国的热捧是有其客观理由的：

首先，发展低碳经济是世界能源短缺现状的必然要求。工业革命以来维持世界发展的化石经济已经走到尽头，据科学家预测，如果化石能源仍按当前的开采速度保持不变，则世界已确定的石油储量可供开采42年，天然气储量可供开采65年，煤炭可供开采179年，化石能源在不久的将来就消耗殆尽，能源危机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由不得回避。原油价格的不断上涨是世界能源危机的反映，现实要求我们必须早做打算，寻找新的能源提供途径；另一方面，化石能源利用过程中带来了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和全球变暖威胁，化石燃料燃烧过程中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由此造成全世界每年约数百亿以上美元的经济损失，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全球变暖将最终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其次，低碳经济产业规模巨大，有望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战略主导产业。低碳经济内涵丰富，既包括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海洋能、生物质能等形式的新能源产业，还包括以环境保护为核心的环保产业。低碳经济相关产业的规模将超过现有的任何一个产业，据估计，2050年单独一个太阳能光伏产业将实现100万亿元（人民币）的总产值；低碳经济是对工业革命以来所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一次颠覆，向低碳经济转型涉及众多产业领域，低碳经济相关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度强，其迅速发展将对其他产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低碳经济产业价值链较长，从最上游的新能源开发到消费环节的节能减排再到最后环节的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都可能派生出新的完整产业链，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从传统经济模式向低碳经济转型所需投入巨大，低碳经济产业吸收就业能力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发达国家已宣布的低碳经济发展投入总规模已经达到5000亿美元。奥巴马政府已承诺，将在未来十年投入1500亿美元用于替代能源开发，并已成立总额约30亿美元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基金。欧盟推行可再生能源计划，将新增投资300亿欧元，创造35万个就业机会。德国计划在2020年前，使可再生能源领域就业规模超过汽车产业的就业规模。英国政府计划在2020年前提供1000亿美元建立7000座风力发电机组，新增就业16万人。世界各国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措施，更是出于占领未来经济制高点的考量。

最后，新能源及环保技术经过多年的研究，目前技术上已经有长足发展。风电技术已经较为成熟，如果考虑风电的碳排放成本、用水成本的话，风电上网已经不需要财政补贴。国家能源局的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第三季度，我国风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1585万千瓦，开始进入风电大规模商用阶段。混合动力汽车目前已经进入商用阶段，国内外汽车厂商陆续推出了混合动力汽车，随着技术的进步，未来成本将进一步降低，在不久的将来有望占据市场主导地位。除此之外，太阳能光伏技术、核能技术以及烟气脱硫、污水处理等技术也都日趋成熟，在政策的推动下产业发展将会出现爆发式增长。

对于我国而言，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我们的必然选择。发展低碳经济是我们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不二选择。在金融危机下加大对低碳经济相关产业的投入不仅是从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复苏，拉动就业的角度作出的政策选择，更是从战略高度出发，把握世界产业经济发展趋势，争夺全球气候变化斗争的话语权与主导权的要求。政府要在低碳经济的发展上有所作为，因地制宜，制定完善的政策法规，为低碳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要积极引导企业进行相关技术创新，促进商用技术的研发推广，占领技术制高点。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国在未来的世界经济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二、金融危机引起国际产业分工与转移新变化

总结这次金融危机，美国也充分认识到必须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过分地依赖虚拟经济只能带来暂时的非理性繁荣。要恢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平衡，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降低虚拟经济的规模，二是增强实体经济的发展。再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大幅度降低虚拟经济的规模不具有现实可能性，且可能给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增强实体经济成为摆脱金融危机的必然选择。

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提出“再工业化”发展战略，重振实体经济。奥巴马表示，“美国要制定长期的经济增长政策，以塑造美国以出口和制造业主导的经济增长，尤其是要在具有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上与其他国家一争高下”。可以预见，随着美国重振制造业计划的实施，制造业由美国向其他国家转移的相对难度将会增加。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展开对于高端制造业领域的抢占和竞争，这都将给国际产业分工与转移带来新的变化。

从国际产业分工的角度来看，再工业化一方面意味着要增加传统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另一方面是要为经济发展寻找新的增长部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在金融危机中提出要发展包括新能源、混合动力汽车在内的低碳经济，这些策略对于国际分工体系造成的影响是多元的。首先，美国提出的再工业化是增强具有高附加价值的制造业，不会改变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体系的优势地位；其次，低碳经济代表了未来世界产业的发展趋势，只有把握了低碳经济带来的机遇才能掌握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话语权，使自身在未来的国际价值链体系中处于优势，发达国家凭借原有的优势在低碳经济上先行了一步，发展中国家总体上暂时居于劣势；最后，发展中国家能否改变在国际分工上的不利地位，关键是要掌握核心的生产要素，其中知识和技术是关键，金融危机带来了一次产业地位洗牌的机会，能否借助这个机会实现产业升级，从微笑曲线的中间走向两端，取决于能否认清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从总体上讲，这次始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也对发展中国家改变国际分工地位带来了重要的机遇。

金融危机给国际产业分工带来变化的同时，对国际产业转移也产生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

第一，国际制造产业转移的步伐有所放缓，但仍将处于较高的水平。金融危机下，发达国家出现再工业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对发达国家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生不利影响；另外，不确定性程度加大，跨国公司的投资趋向谨慎，减少了对外投资；国际市场需求整体萎缩，项目盈利降低，使得跨国公司推迟了原有的计划也是造成国际产业转移步伐放缓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也有诸多积极因素促进国际产业转移继续向前发展，首先，推动国际产业转移的根本力量没有发生变化，产业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转移这一必然趋势不会因为金融危机而变化，跨国公司仍在坚定地推行国际化战略；其次，金融危机下，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较大困难，吸引国际产业转移的需求更为迫切，为国际产业转移提供了更为宽松的条件；最后，新的投资热点伴随着金融危机涌现，低碳经济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刺激了国际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从数据上看，外商直接投资（FDI）虽然有所下降，但依然保持了较高的水平，2008年全球FDI达到1.7万亿美元。

图2.4　全球FDI

资料来源：国研网数据整理。

第二，金融危机促进制造业向更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产业转移浪潮中，西方发达国家、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将低端的制造业也转移到中国的东南沿海、墨西哥、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随着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环境保护要求的提高等原因，原有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出现了制造业向经济更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越南、柬埔寨、印度、非洲开始承接大规模的制造业国际产业转移。以越南为例，最近几年，越南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急剧扩大，即使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达到80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20%，这种增长在2009年上半年并没有放缓的趋势。

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制造业向更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的根本原因。金融危机下，企业盈利能力降低，高劳动力成本劣势凸显，纷纷加快转移步伐。香港、台湾等地的厂商纷纷将新投资项目设在越南：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陆续投入50亿美元，在越南河内地区建立基础电子元件工厂；台塑集团在河静省投资的兴业钢铁项目，协议额达78亿多美元；韩国三星电子计划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丰工业区建设手机工厂，这个新工厂初期能够制造3000万部手机，后期产能将达到1亿部，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柬埔寨和印度等国家。此外，在一个国家的内部，金融危机也促使着产业向相对不发达的地区进行转移，这种一国国内的产业转移从宽泛的层面来讲，也属于国际产业转移的一部分。以我国为例，珠三角、长三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些地区日益失去原有优势，而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丰富，市场广阔，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条件成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日趋明显。广东省即顺应这一趋势，提出了“腾笼换鸟”的双转移政策，将珠江三角洲的部分丧失优势的产业向粤北和东西两翼转移，粤北和东西两翼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素质高的劳动力向珠江三角洲转移。

第三，金融危机对国际服务业产业转移也产生了一定影响。2008年，全球跨国并购额为1.21万亿美元，比上年减少29.1%。约占世界FDI存量3／5的服务业部门，2008年跨国并购销售额缩减了33.4%。绝大多数服务行业受到严重影响，如占比最高的金融业，2008年跨国并购销售额减少了36.1%。这主要是由于追随型的服务业FDI，即向已经从事跨国生产经营的客户（多为制造业跨国公司）提供服务的服务业跨国投资，会因为制造业FDI的下降而相应缩减；自主扩张型的服务业FDI也会由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剧烈、投资风险加大、融资条件恶化等原因，暂时搁置或减少。但从长远来看，世界服务业FDI持续增长的趋势并不会改变，FDI仍是未来世界FDI的主导力量。从2010年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服务业FDI迅速增长，其在总FDI中的比重也已经超过了制造业。

第四，金融危机后跨国公司逐步将更多的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跨国公司才是主导产业发展的最重要主体，它们的利益取向决定着国际产业转移的根本趋势和方向。金融危机后，世界产业的竞争格局日益激烈，新兴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跨国公司为占领更多的全球市场，不断增强其产业链的全球布局和竞争能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部分高端产品、关键环节、先进技术转移及外包的力度，同时也逐渐增加了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国际转移。

三、金融危机推动中国经济国际地位新变化

这场始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对当代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新兴市场国家所受的直接性影响较轻，世界经济表面力量对比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发达国家经济纷纷陷入负增长，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依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中国经济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强劲，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成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力量。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中国政府果断采取措施，推出了包括4万亿投资在内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遏制了经济下滑的势头，2008年GDP同比增长9%，远高于世界同期经济增长率，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20%。在形势更为严峻的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已经从第一季度的6.1%反弹至第三季度的8.9%，全年实现8.7%的增长率，使中国成为率先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的国家，从而向世界传递了“中国信心”。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稳定高速增长为世界贸易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坚持奉行开放自由的贸易政策，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国际贸易继续向前发展。

其次，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提升。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受到重创，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继续提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力对比加速消长，新兴国家要在国际上获得与其实力相对应的地位，就要改变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话语权，金融危机成为推动世界金融体制改革的契机。二十国匹兹堡峰会正式宣布G20将成为商讨全球经济的主要平台，并就发展中国家增加在IMF的投票权达成共识，10月23日闭幕的庆州会议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达成“历史性协议”，确认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超过6%的投票权。据预计，份额改革完成后，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金砖四国”将进入成员国份额“前十名”，中国持有的份额将从现在的不足4%升至6.19%，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这预示着中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得到提升，在未来国际金融事物中将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和作用，这也将为中国实体产业经济的发展带来积极有利的影响。

最后，中国在世界产业体系中的比重迅速提高。199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巴西，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约占全球比重的2.7%，全球排名第8位；200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全球占比达到7.0%；2004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份额上升到10%，取代德国进入三甲；2007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占比已升至14%，在全球制造业排行榜上中国与日本并列第二。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制造业发展仍将保持较快发展趋势，相对于传统工业化强国而言，规模领先优势仍将持续。据美国研究机构环球透视（GlobalInsight）预测，2015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将超越美国。在全球产业规模中比重的提升，一方面增强了中国产业的全球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将使中国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产业体系，从而使其面临更多的现实问题和挑战，产业体系整体竞争力和核心控制力的提升刻不容缓。

【注释】

(1)见于丹：《美国服务业的经济“稳定器”作用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世界经济研究》2007年第5期。

(2)吴晓灵：《国际金融危机背后的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