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旅行史

第一章　旅游的产生与发展

旅游作为人类的一种活动，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然而，在古代自给自足、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中，我们只能把少数贵族的外出称为旅行，谈不上旅游或旅游业。旅游是从早期的旅行活动中发展而来的，当近代产业革命成功之后，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中产阶级甚至普通阶层利用闲暇时间外出参加旅行，并同旅游产业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这样的社会现象我们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旅游活动。

第一节　世界古代旅行史

一、古代旅行史

所谓“古代”一词因世界各地、各民族的发展历史不同而在使用上并无统一的界定。本书所指的古代是指19世纪中叶以前，具体指1840年以前。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为了获取生产和生活材料，躲避自然灾害，经常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这种迁徙完全是被迫的，是为了生存的需要，根本不具有任何意义上旅行的含义。到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社会分工和交换。伴随商品经济的产生和日渐发展，交换作为一种社会职能有了明显的加强，原始社会也就开始瓦解，奴隶社会开始形成。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道路和交通工具的改善，人类社会中出现了小范围的游动和旅行。当时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为了了解其他地区的生产与需求状况，为了到异地他乡交换产品，就成了最早的旅行者。

人类早期的旅行活动是和人类早期文明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最早进入人类文明的古中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希腊、古罗马等被认为是世界旅行活动最早的发源地。四千年前，统治着乌尔的巴比伦国王舒尔发誓，他要为那些尊贵的游客们扩建道路、修建花园和庭院。早在公元前28世纪到公元前23世纪，埃及确立了以法老为首的中央专制政体，开始大规模兴建金字塔和神庙。吉萨金字塔、卢克索神庙、阿希·西姆贝尔神庙等的建成，吸引了无数前来旅行的人们。到新王国时代(公元前1567年～公元前1085年)，埃及已是闻名世界的旅游胜地。当时埃及与邻国的关系十分密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赏金字塔。公元前1490年，埃及荷赛特女王访问旁特地区(可能是今天的索马里地区)，这也许是世界上第一次以和平游览观光为目的而进行的旅游活动。埃及卢克索神庙的墙上刻着这次巡游的经过。埃及的宗教旅行很发达，每年都要举行几次宗教节日聚会活动，其中规模最大的称为“巴布提司市的阿尔铁米司祭”，前往参加的人们乘着游艇表演节目，当游客们最后到达巴布提司时还要献上供品。

公元前23世纪至公元前21世纪，两河流域出现了苏美尔、巴比伦等奴隶制国家，其中巴比伦的商业尤为发达，商人成为最活跃的旅行者。曾游历过巴比伦城的著名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赞誉巴比伦的“壮丽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城市”。被后人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是巴比伦当时享有盛名的旅游胜地。生活在地中海、爱琴海的腓尼基人，约在公元前20世纪初建立奴隶制城邦。腓尼基人以航海、贸易、殖民著称，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旅行者之一。他们到处游历，西越直布罗陀海峡，东到波斯湾、印度，北至波罗的海，南达亚速尔群岛。之后，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朗高原等地相继出现一群奴隶制国家。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0世纪，中国、印度等一批东方国家进入奴隶制社会阶段。国家的统一，奴隶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无疑为古代旅行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不仅是商人，一些从事艺术、科学、教育、宗教的文化人也渐渐加入旅行的行列。

希腊、罗马作为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化。进入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古代旅行出现了空前繁荣。公元前8世纪左右，古希腊产生了雅典、斯巴达、亚哥斯、科林斯、底比斯等一批奴隶制城邦国家。当时提洛岛、特尔斐和奥林匹克山是著名的宗教圣地。在宙斯神庙举行的奥林匹亚节是最负盛名的。节庆期间，举行宙斯神祭祀，同时还有赛马、赛车、赛跑和角斗等体育活动。开创于公元前776年的奥林匹亚竞技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体育和旅游盛会。这些活动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全球大聚会——奥运会。城市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城市游览和娱乐活动十分活跃，市场、剧场、神庙、学园、凯旋门、纪功柱等成了市民和游客常去的地方。在古希腊时期，宗教旅行和商贸旅行最为活跃。

古罗马时代是世界古代旅行的全盛时代。罗马帝国于公元8世纪兴起，由于幅员辽阔，国家统一，并建立起了以罗马为中心的发达交通网络，加上铸币的使用，在一部分贵族阶级中，超越宗教界限的以寻求乐趣为目的的旅行活动日益增加，出现了鉴赏艺术、疗养、徒步行走、观赏庙宇、欣赏建筑、游览古迹等各种各样的旅行活动。例如，英国北部美丽的湖泊、希腊雄俊的顿泊河谷以及作为古文明标志的尼罗河、莱茵河和小亚细亚河流山脉，都成为极富有魅力的旅游胜地。并且，为了给旅行者提供方便，罗马在去那不勒斯沿途中，建起豪华别墅，专供旅行者享用。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1324年)，在元朝忽必烈时期，他随其叔父来到中国，得到忽必烈赏识，令其在朝中为官，共计17年。回国后，他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为主要素材，口述并由他人代笔写成了《马可·波罗游记》。

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寻求国外更广阔的市场，扩大商品销售，他们的海上航行探险、掠夺等活动日益增多。从15世纪中期到16世纪中期前后，曾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航海家和探险家。如发现新大陆的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1451～1506年)，发现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抵达印度洋航线的葡萄牙人达·伽马(1498年)等。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于1519年奉西班牙王室之命，率船队由圣罗卡起航，越过大西洋，沿巴西海岸南下，经南美洲大陆和火地岛之间的海峡(现在的麦哲伦海峡)，入太平洋至菲律宾，因干涉岛上内争，被当地人所杀，只有其他人乘“维多利亚号”回到西班牙，完成了第一次环绕地球的航行。这些航海家、探险家的任务虽有不同，历史的贡献大小不一，在此对其探险的目的不作评述，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都是伟大的旅行家。

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完成，资产阶级提倡个性解放和浪漫主义运动，人们向往大自然，回归大自然形成时尚。许多文学家、艺术家都到大自然中寻求题材和灵感。许多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也都喜欢利用假日到大自然中休息和消闲。阿尔卑斯山、多瑙河等都是人们向往的地方。随着社会的发展，旅游活动也不断地发展起来。

作为古代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古代旅行与现代旅行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旅行活动的发展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历史时期，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旅行活动的范围、规模、内容和形式不同。人类旅行需要的萌芽和有意识的外出活动由于商品交换活动的出现开始于原始社会末期，并在奴隶社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实际意义上的旅行需要和活动。到了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有了更大的提高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旅行活动的形式更为多样，内容更为丰富。封建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是旅行活动的前提条件;国家分裂，经济衰退，旅行活动就会处于停滞状态。

第二，商务往来是古代旅行的主导。古代旅行之所以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旅游活动，就是因为古代旅行主要是商务往来，真正以观光游览为目的的旅行活动还只是古代旅行中的几朵浪花。西方和中亚由于政教合一，宗教旅行较为活跃;东方的帝王和文人旅行对社会影响较大。

第三，古代旅行参加人数有限。在古代，尽管生产力水平在不断的提高，但总的来说，生产力水平较低。广大人民在奴隶制度或封建制度的统治下，受到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基本上没有机会外出旅行。因此，古代旅行活动可以说是贵族及其附庸阶层的专利活动。

第四，宗教旅行在古代旅游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纵观古代旅行史，我们不难发现，自古代旅行产生起，宗教旅行就是最常见的方式，特别是三大宗教创立后，宗教旅行几乎遍及全球。

尽管古代旅行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旅游活动，但是，伴随着旅行的发展和旅行人数不断增加，为旅行服务的交通、旅店、饭馆和各类商贩都在不断增加，所有这些都成为现代旅游业的前身。

二、中国古代的旅行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她是东方最早开始旅游活动的地方之一。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迁徙、游历、考察、研究等活动中留下了无数的名胜古迹、诗词歌赋，使中国成为现代人的旅游胜地;同时，先人们在旅行过程中还开拓了旅游路线，积累了地理资料，创造了旅游文化，这些都成为今天旅游业发展和旅游学研究的重要财富。

(一)中国古代旅行的形式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中，关于旅行活动的传说始于原始社会。《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早在“三皇五帝”时期，汉民族的始祖黄帝就曾: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迁徙往来无常处。黄帝的旅行揭开了中国古代旅行的画卷。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类旅行的步伐在不断加快。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古代社会各阶层的旅行游览活动，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帝王巡游

帝王巡游是指中国古代帝王或历代最高统治者对自己的国家和领土所进行的巡视游览活动。古代历代帝王大都有巡游的经历，其目的有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也有纯游览性质的。据《左传》记载，早在3000年前周穆王(约公元前1001年～公元前947年)就西行万余里，“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有车辙马迹焉”。秦始皇在公元前220年到公元前210年的10年中就曾5次出游，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得中国古代帝王旅行有显著的封禅和祭祀的特点。据记载，仅仅是到过泰山祭祀、封禅的历代君王就有72位。像汉武帝、隋炀帝、康熙、乾隆等就有很多佳话留在民间。一方面，古代帝王巡游饱览了华夏胜景，巩固了封建统治;另一方面，帝王出游也给地方百姓带来巨大的负担，加深了封建统治下人民的痛苦。

2.官吏宦游

在古代，国家重臣受帝王的委派，为了达到政治、经济、军事等目的而到各地进行的旅行活动称之为宦游。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时代的需要，宦游突出地表现为各诸侯的外交活动和说士的游说活动。其中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都是当时著名的游说家。西汉时期的张骞也是著名的外交家、探险家、旅行家，他曾两次出使西域，到达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安息等国，打开了中国通往西域的大门，开辟了长达七千多公里，连通中国和西方各国的古老的丝绸之路。明朝的三保太监郑和，于1405～1433年间，曾七次下西洋，他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先后到达印度支那半岛、马来群岛、波斯、阿拉伯等地，最远到达非洲东岸和红海海口，访问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去宣扬东方文明古国的大国威严，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加深了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扩大了对外贸易交流。

3.士人漫游

士人漫游主要是指文人学士为了各种目的而进行的旅行游览活动。士人漫游起始于先秦，各个时期的士人漫游的目的又各自不同，各有侧重点，其形式和内容也有相应的变化。如先秦时期的士人漫游主要是从政，故游说之士较多。魏晋南北朝主要是政治上不得志而追求适意娱情，消愁排忧，故而寄情山水，啸傲林泉。唐朝以后因科举制度调动了中下层知识分子从政的热情，因而为谋取官职的旅游和考察旅游非常盛行。他们一方面欣赏山水，验证史书的正误;另一方面，广交朋友，谈诗论画，提高学问。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漫游的士人中，不乏气质高雅的大名士，他们立志济世，却也不贪慕荣华，他们自负满腹经纶，却不愿参加科考，但他们又不消极隐逸，也常远游。现代我们看到的很多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托物言志”就是一种层次较高的旅游活动形式。为后人所熟知的陶渊明、李白、杜甫、柳宗元、欧阳修、陆游、苏轼等就是古代士人漫游的杰出代表，他们从对自然风光、山川景物的游览观赏中，赋予山川景物以理想性格，从而寄托自己的志向和情怀。即通过对自然界中事物拟人的描写，间接表白或赞美某种品质和节操。

4.学术考察旅行

学术考察旅行主要指一些专家、学者或矢志求学之士为了考证先贤遗著的正误或探索客观世界的奥秘而进行的治学与旅游相结合的实践活动，它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许多矢志求学之士，崇尚实学或深知，所谓的“尽信书不如无书”，或为了获得“读万卷书”所无法获得的知识信息，都热衷于“行万里路”，来弥补“足不出户，读万卷书”的不足。他们通过长期艰苦的实地考察旅行，在取得学术和科学上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成为著名的旅行家。司马迁、李时珍、徐霞客、顾炎武等都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5.宗教旅行

宗教旅行是以朝拜、寻仙、取经、求法、布道为目的的一种自古就有的旅游活动形式，至今仍然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古代中国的国际性宗教旅游，主要是佛教徒以朝拜、学佛、传法为目的的旅行活动。唐代的玄奘、鉴真是最著名的代表。玄奘于贞观元年(627年)从长安出发，西出玉门关和阳关而去印度，历时18年，行程5万里，在贞观19年(645年)回到长安。根据他的口述和记载，其弟子写成了《大唐西域记》，记述了他在28个国家的所见所闻。鉴真于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东渡日本，历经艰苦，前5次均遭失败。天宝十二年(753年)与弟子36人第六次东渡成功，于第三年抵达日本京都、奈良。他不仅将佛教传入日本，同时也将中国的文化、艺术、建筑等传入日本。

6.佳节庆游

在中国古代各族人民的生活习俗和佳节庆典中，都伴随着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地方特色的旅行或游览活动。中华民族的习俗中，春节庙会、元宵灯会、清明踏青、端午赛龙舟，中秋赏圆月、重阳登高等，都是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节庆活动，这些活动是古代旅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常具有代表性又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节庆活动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维吾尔族的古尔邦节、肉孜节，壮族的对歌节，白族的三月街，傣族的泼水节等，自古以来都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参与者，到现代旅游迈向全球化的今天，这些节庆活动已经成为现代旅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是宝贵的文化旅游资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

(二)中国古代交通和旅馆设施的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交通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反映出当时的旅行发展情况。水路交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春秋时代便有水运的记载。随着汉朝清运政策的实施，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也大都将清运纳入国家的重要政策，从而使水路交通运输成为中国封建时期重要的交通方式。其中隋唐时代开凿的大运河最负盛名，贯通江南，江南物资顺流而上，直抵长安。元、明、清三朝均建都北京，为了弥补内河漕运之不足，遂又发展海运。由江苏太仓起，过长江口北上，绕山东半岛至天津，然后再经通县(通惠河)至北京。封建时期水路交通的发展虽由国家发展漕运所致，但客观上也便利了人们利用水路旅行往来。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陆路交通建设也有很大的发展。首先是秦朝“驰道”和“直道”的建设。“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汉书·贾山传》)“直道”从威阳北的云阳至九原郡(今包头西南)，全长1800里。秦以后历代的道路建设也不断有新的发展，这一点可以从历代驿站制度的发展中得到体现。

我国古代的旅馆设施建立较早。根据甲骨文的考古发现，殷商时已有驿站。西周时，驿站制度已设立。《周礼》中对驿站设施作了这样的介绍:“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当时镐都四周尽设备宿供膳设施。

驿站是历代政府沿陆路、水路所设立的馆舍机构，主要用于传递官方文书、国家物资，招待来往的公务人员，供给宿舍、粮草、马匹、车船、脚夫等。驿站名称在各朝代不尽相同。秦代以后，驿站制度有较大发展。唐代时已相当发达。唐玄宗当政时全国共有1639个驿站，其中陆驿1296个、水驿260个、水陆混合驿83个，每30里设一驿。随着各朝代疆域不断扩大，驿站设置范围也不断延伸。清代时已达到内外蒙古、新疆、西藏等地。

除驿站外，还有各种旅馆设施。西汉时在京都长安建起了各郡会馆，专供天下八郡商旅寄宿之用;另外还有专供外国使者和商人居住的“蛮夷邸”。北魏时出现了专门供外国人居住的宾馆。洛阳御道东侧有四馆，金陵馆(专接南朝来客)、燕然馆(专接北夷来客)、扶桑馆(专接东瀛使者)、崎雌馆(专接西藏商旅)。由于当时佛教已传入中国，故建了不少寺庙，供善男信女膳宿之用，全国有寺庙约三万多处。

唐代既有官办的旅馆，如显赫一时的国宾馆——四方馆，还有地方开办的旅馆，如扬州的扶桑馆、楚州(今淮安)的新罗馆，此外还有民间旅馆。宋代的旅馆已发展得相当完善。京城汴梁，旅馆盛极一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如实记录了当时闹市中的旅店情景。明代的官办驿站每况愈下，民办旅馆却是一片繁荣，服务项目林林总总，如代请导游、代办交通、代雇行脚、代传信件、代订酒肆、代洗衣服、代付税款、代找保镖等。到清代，曾是中国古代旅馆经济的支柱、备宿供膳的一种重要设施的驿站，日趋没落，最终与封建制度一起消亡。

19世纪世界近代旅游业崛起，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逐渐形成，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旅游业发展的主导力量，曾一度领先的中国旅馆业则大大落伍。

第二节　世界近代旅游史

一、近代世界旅游

近代世界旅游是指19世纪中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历史阶段的世界旅游发展状况。就整个世界而言，到了19世纪中叶，旅行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已经开始具有今天的旅游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因消遣目的而外出观光旅行或度假的旅行者在人数规模上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商务旅行。旅游(tourism)一词也因此而问世。这一时期世界各地的旅游都有了很快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资产阶级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厂手工业的产业革命影响是分不开的。

(一)产业革命对旅游业的影响

产业革命既是生产技术的巨大变革，又是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它促进资产阶级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程度，使中产阶级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从而居于统治地位。毋庸置疑，产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对世界旅游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产业革命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产业革命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性质。产业革命带来的机器大工业使很多人的生活和工作中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里，原先的那种忙闲有致的农村生活被枯燥单一的工厂工作代替。这一变化导致人们需要适时逃避节奏紧张的城市生活和拥挤嘈杂的环境压力。产生了回归自然，回到原先宁静的大自然中去休闲的强烈的需求。产业革命打破了旅行游览活动一直以来都是以个人为主的局面，出现了有组织的旅游活动。英国人托马斯·库克(1808～1892年)最先将旅游与运输直接挂钩，并于1845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旅行社。此后，欧洲各地出现了很多类似的组织。

其次，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蒸汽技术在交通运输中的应用，使近代旅游业迅速发展起来。1769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后，蒸汽动力轮船便随之问世，主要用于内河航运。19世纪后，蒸汽动力轮船迅速普及和发展。1820年，正式办理定期航班业务。1838年英国“亚留斯”号横渡大西洋成功。轮船的大型化，使得北美和西欧之间的海上旅游盛行起来。但是，对旅游业贡献最大的还是铁路运输。蒸汽火车为旅行创造了更多的机会。由于乘火车旅行要比当时的公共马车费用低廉，使得一些较低收入的人也有了外出旅游的机会，而且旅行的速度较快，旅行时间也能大大地缩短。随着交通网络不断扩大，运载能力不断提高，大规模外出旅行成为可能。人口和财富的增长在很短时间内便开辟了一个庞大的新市场，大众旅游因此得以出现。旅游的要求也越来越多，海、陆兼程的环球旅行也出现了。

最后，产业革命带来了阶级关系的变化。过去往往只有地主和贵族才有时间和金钱从事非经济目的的消遣活动。产业革命造就了工业资产阶级，从而产生的财富不再只流向封建贵族和大地主所有者，也流向了资产阶级。最终，由于工业资产阶级的加入，使得旅游人数增加，使旅游活动在广大人民中得以开展起来。

(二)托马斯·库克对世界近代旅游业发展的贡献

托马斯·库克被誉为世界近代旅游业的创始人，正是凭着他敏锐的观察力，开辟了近代旅游的新天地。托马斯·库克首先察觉到了工业革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感受到了人们对改变生活环境的需求，这才有了世界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团体旅游活动。

产业革命促进了交通运输的发展，到19世纪中叶火车已经成为重要的旅行工具，当时英国已有一些城市的技工协会为自己的会员组织火车旅行。托马斯·库克就是受到这些先例的启示，于1841年7月5日利用“包租火车”的方式组织了一次从莱斯特前往洛赫泊勒的团体旅游，这次活动参加人数达到570人，行程往返24英里，目的是参加一次当地举行的禁酒大会。尽管火车旅行早已有之，但人们普遍认为托马斯·库克组织的这次活动标志着近代旅游和旅游业出现的开端。

第一次组织团体旅游取得成功后，在今后的几年里，托马斯·库克又组织了多次类似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旅游活动的商业意义。1845年，托马斯·库克开始开办商业性的旅行业务，并于当年夏天组织了从莱斯勒到利物浦的旅行团，350人，历时一周。1846年，他又成功地设置了旅游向导，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导游。1851年，库克组织了16.5万多人参加在“伦敦水晶宫”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1855年，他组织了到巴黎的旅游团，全程采用一次性包价，使旅游业第一次打破了国界，走向全世界，被当时《曼彻斯特卫报》称为“世界铁路旅游史上的创举”。到1864年，托马斯·库克组织的旅游人次已经超过100万。1865年，托马斯·库克父子公司正式成立。1872年，库克亲自担任导游，组织了10人参加历时70天的环球旅游。1878年，库克退休，其子接替其工作，库克完成了在近代旅游史中辉煌的里程。

托马斯·库克对近代旅游的特殊贡献在于对全程旅游的组织，包括旅游过程中的交通、膳食安排和在旅游目的地的游览娱乐活动。他创造了旅游的基本服务方式——包价旅游、散客旅游;他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旅行业务和旅行方式;他编写出版了最早的旅游指南《利物浦之行手册》发给旅游者，这个旅行手册曾被译为七国文字，再版达17次之多。1872年，托马斯·库克创造出一种代金券，旅游者持这种代金券可以在同托马斯·库克旅行社有合同关系的交通运输公司和旅游接待企业中用于支付，并可在指定的银行兑取现金。这种代金券据说是当今旅行支票的雏形，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最早的旅行支票。总而言之，托马斯·库克对旅游业的贡献是功勋卓著的，是他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创造力促进了近代旅游业的诞生，因此，库克被史学界誉为近代旅游业的先驱者。

在托马斯·库克的倡导下，19世纪的下半叶开始，近代旅游业蓬勃发展起来，欧洲和世界其他很多地方建立起了许多类似的旅游组织。尤其是旅游俱乐部更是成为当时旅游组织发展的典型代表。1857年英国出现了登山俱乐部。1885年又成立了帐篷俱乐部。1890年，法国和德国也相继成立了观光俱乐部。而在美洲，美国“运通公司”于1850年开始兼营旅游代理业务，并且在1891年的时候最先发售了与现在旅行支票在使用方法上完全一样的旅行支票。到1939年为止，托马斯·库克创办的通济隆旅行社在世界各地设立了超过350家分社。20世纪初，美国“通用公司”、以比利时为主的“铁路卧车公司”和托马斯·库克父子公司并称为“世界三大旅行代理公司”。

总之，由于产业革命的发生使得人们对旅游的需求逐渐成熟，这才有了托马斯·库克组织的旅游活动的产生。

(三)近代饭店业的发展

在饭店业方面，近代社会也是饭店业逐渐兴起的阶段。随着近代旅游的发展，旅游活动的数量和人次不断增加，过去仅仅为特权阶层提供服务的豪华饭店和普通的客栈都不能再满足社会旅游活动发展的需要。并且，由于近代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阶级划分的变革，社会中出现了中产阶级阶层，他们负担不起豪华的饭店，但是也不满足于简单的客栈，又属于旅游活动进行频率较高的阶层。这就促进了一种新型的，以中产阶级服务为主，既可以使客人感到舒适方便又追求经济利益的食宿服务机构——商业饭店的产生。

商业饭店的开端是在1908年，被后人誉为“饭店业开山鼻祖”的斯塔特勒，在美国纽约的布法罗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商业饭店。斯塔特勒不但将饭店的300间客房都配备了独立的卫生间，还铺设了通向每一间客房的供排水、暖气和输电线的管道，所有这些，都被后人称为“斯塔特勒管道”，他还在每一间客房内安装了电话和标准壁橱，给卫生间安装了穿衣镜和毛巾钩，在客房里还为客人安置了床头灯和提供客人用的文具纸张。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出于以顾客为中心的考虑，尽可能地为顾客提供方便。这些具体做法和这种思想，都是现代商业饭店的基本模式。可以说，斯塔特勒开辟了饭店发展史的新时代。

托马斯·库克旅行社的问世标志着世界旅游业的产生。随着交通工具的不断改进，饭店业也逐渐壮大，世界旅游业发展越来越迅速。

(四)世界近代旅游发展的特征

(1)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财富的增加扩大了旅行和旅游的人数。当然，真正能参加旅游的毕竟限于少部分人:一是少数正在成长着的中产阶层，他们要求到就近的山地风景区和海滨胜地作短暂的旅游;二是那些中上层人物，有比较多的金钱和时间到异国去旅游，如到地中海游览，或是欧洲人到北美去旅游;三是伴随着对外殖民侵略和扩张到国外的部分人。

(2)近代旅游产生于近代交通工具发明之后。陆地旅游除继续使用以马车为主的交通工具以外，铁路成了主要的旅游交通工具。铁路的发展，不仅能运送更多的人，而且可以花少量的钱到更远的地方去旅行。轮船的大型化、高速化极大地便利了海上旅行。

(3)近代旅游开始成为一项经济活动。托马斯·库克开始的旅行代理业逐渐确立其地位，成为旅游事业中的重要环节，旅行和旅游这项古老的社会活动，开始变成一项经济活动。

(4)旅游景点和旅游设施得到了迅速发展。紧靠城市的山地风景区和海滨，逐渐建设起具有先进娱乐设备和怡人环境的综合企业，那些原有的专供上层社会享受的游玩风景区、海滨浴场，变成了常年开放的旅游点。

近代，虽然旅行、旅游活动已有很大发展，但还未发展到能称之为独立的经济行业——旅游业的地步，从整个时代来看，它只是一种局部地区个别人经营的旅游代理业。

二、近代中国旅游

近代中国旅游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新中国成立的100年间的旅游。这一时期中国由封建国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国家性质的变化使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旅游也不例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入侵，使得中国人的旅游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平民阶层开始步入旅游队伍。二是随着现代化交通的发展，旅游的空间形式也得到进一步拓展，参加旅游的人数越来越多，去的地方越来越远，国际旅游频繁。三是为适应这种旅游形式的发展，为游客服务的民间旅游组织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行业。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国门，中国社会开始了深刻的变革时代，西方的商人、传教士、学者和一些冒险家纷纷来探寻这个东方古老文明的发源地。如今在中国很多风景名胜区都还留有他们的印迹，如在庐山、北戴河海滨、青岛海滨等地有为其建造的别墅，供其享乐。与此同时，中国人也开始走出国门，国民出国旅行的人数大大增加。第一次有了公派留学生，驻外使节，组织了出国考察团，中国商人出国经商人数也增加了。19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为了培养人才，先后派了许多留学生到欧美国家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出现了公派“留学热潮”。

英国的通济隆、美国的运通旅游公司也于20世纪初先后来中国建立旅游经营机构，为来华的外国人和中国出境人员办理各种旅行手续。

虽然旅行和旅游在中国自古有之，但作为经济事业的旅游业在中国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1923年，在上海商业储备银行担任经理的陈光普为适应旅行游览的发展需要，在该银行中附设了“旅行部”，其业务范围是代办国内外火车票、轮船票，并在苏州、杭州银行分行设立旅行部柜台，由于能满足一些人的旅行需要，业务有一定的发展。到1927年7月，他将附设在自家银行内的旅行部独立出来，正式成立了中国旅行社。这是中国第一家旅行社。中国旅行社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旅游业的形成。

中国旅行社以扩大服务范围为宗旨，以提倡中国旅游事业为己任。中国旅行社的经营纲要四原则是“发扬国光”、“服务行旅”、“阐扬名胜”、“改进食宿”。由于旅行部成立以前，中国人出国要托外国在华的旅行机关，如英国的通济隆和美国的运通等办理，对国人多有不便。而外国来中国旅行的旅游者也由外国的旅行代理商来接待，而外国商人对中国并不熟悉，不能正确地引导和介绍，以致对中国的名胜、古迹、历史、风尚、物产、文化艺术，不能有适当的接触，并产生了很多误会，影响了中国旅游事业的发展，因而中国旅行社首先提出要“发扬国光”，要发扬国家声誉。“阐扬名胜”是希望通过旅行社的组织，使得游客的观赏更加有意义，使中国名胜得以名扬天下。

中国旅行社成立后一直努力经营，适应了当时中国游客增多的需要，同时也满足了出国者的需求，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业务由最初的代办车船票，扩展到代运行李、接送旅客、组织个人和团体的旅游活动，还办理留学生的出国手续、设立避暑区服务站、组织短程的团体游览、组织境外旅游等。为了扩大经营范围，中国旅行社在全国15个城市设立分社和支社。甚至还把业务扩展到海外，先后在纽约、伦敦、河内设立“中国旅行分社”，承办外国人来华旅游事宜。

中国旅行社成立后，把国内、国际旅游事业的管理，纳入有组织、有领导的企业经营范畴，成为一种新兴的企业，并能“有补于国民经济”。(唐渭滨《中旅二十三年》，见《旅行杂志》1946年1期)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社会各种基础设施条件差，中国的近代旅游发展是十分缓慢的，单纯的旅行游览活动只能是少数人的事，旅游活动还未能普及。所以中国近代旅游作为产业，虽已经形成，但事实上，它的水平低、规模小，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很有限的。

第三节　现代旅游的发展

一、战后现代国际旅游发展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世界经济的普遍恢复和持续发展，各阶层人们收入增加，闲暇时间增多，旅游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

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1950年全世界国际旅游人数为2528.2万人次，国际旅游收入为21亿美元;截止到1999年全球跨国旅游人数达到7.56亿人次，与1950年相比增加了29倍，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达4550亿美元，比1950年增加216倍，这显示了50年来世界旅游的迅速发展。第二世界大战结束后至20世纪60年代大众旅游形成，旅游活动不仅重新恢复，而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以国际旅游为例，在1950到1960年的10年间，无论是全世界的国际旅游人次，还是国际旅游消费额，都增长了3倍。

战后世界旅游发展迅速的因素很多，但归结起来最重要的是两点:一是战后相对持续的和平环境;另一方面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科技的发展，进而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前者是后者的先决条件，后者是现代旅游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世界现代旅游迅速发展的具体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战后局势相对稳定和世界经济迅速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世界局部地区战争和边境纠纷、小战不断，但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战乱，在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范围内有较长时间的持续和平环境，和平与地区间的相对缓和占据着主导地位，特别是在欧美地区更是如此。世界和平符合全世界人民需要，这为世界旅游迅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保证。

在战后相对和平的环境中，世界经济开始迅猛发展，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几乎所有的国家国民经济增长都大大超过了二战前。由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使得各阶层人们的经济收入普遍增加，生活得到大幅度的改善，人们的支付能力不断提高，除了对物质生活提出更高的要求，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起了急剧变化。人们收入的增加和政府能力的提高对旅游的迅速发展和普及无疑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刺激作用。1990年，世界国际旅游消费前32个国家和地区共支出2207.87亿美元，其中，美国为386.71亿美元，德国为301.36亿美元，日本为248.85亿美元，英国为197.79亿美元，意大利为138.26亿美元，法国为134.76亿美元。

(二)旅游者规模不断扩大

在二战初期，全世界人口仅有约25亿人，但是，在战后和平以及经济快速增长的大环境下，全球人口飞速增长，到60年代，已增加到36亿人。在短短20年中，全球人口增加了44%。1975年达到40亿人，1987年达到50亿人，1999年已经达到60亿人。全球人口这样的增长速度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然而人口的增加对于旅游业来说却带来了更大规模的旅游人群，从现代旅游来说，世界人口增加的基数成为世界旅游人数增长的基础。

(三)闲暇时间增加及带薪假日的出现

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各产业生产过程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并且日益普及，生产效率因而不断提高，同时也大大减少了生产同样数量的同样产品所需要的时间。虽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有些国家便已开始以立法形式规定就业人员享有带薪假期，但是，一方面这样的国家仅属个别，另一方面这种闲暇时间也只是短短几天，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人们的旅游活动和外出旅行的距离。战后生产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使劳动时间有条件得以缩短，加之劳动阶级坚持不懈的斗争，从而使人们的带薪假期有可能得以增加。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很多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规定了带薪假期制度。这种变化使人们的闲暇活动得以更多地开展。作为闲暇活动重要形式之一的外出旅游有了时间上的保证。参加旅游活动的人数迅速增加，并且出游的距离和在外逗留的时间也大大加长。以美国为例，65%的美国人每年至少有一次假日旅游，很多人还有多次较短的假日和周末旅游。闲暇时间的增多使人们能够充分安排自己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

(四)城市化进程加快

195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比重为28.7%，1980年上升到42%，1999年更达到50%，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已超过80%。城市化还导致城市规模扩大，出现了特大城市和城市带。但高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使人们的生活空间缩小，环境质量下降和远离自然，而且也使人们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压力加大和生活内容单一枯燥。这些都促使人们适时调节身心健康的要求日益强烈，从而激发了人们外出旅游消遣度假的主观愿望。

(五)交通工具的改进

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交通工具的现代化，使国际和洲际远距离旅游空间运输工具成为普通人也能享用的快速、安全、廉价的工具，使旅游活动的空间在全人类和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这是使旅游活动趋向群众性的基本物质条件。进入20世纪70年代，西方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实现了家庭汽车的普及，汽车成为家庭中、短途旅游的重要交通工具，具有方便、灵活、自由等特点，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与乐趣，因而促进了中、短途旅游的发展。同时，战争期间以军事目的研究的飞机也转为民用。尤其是喷气式客机在民航中的使用，则对旅游，尤其是跨国旅游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飞机的票价随着技术的进步、成本的降低也一直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人们出行的经济限制。总之，现代旅游的发展与交通工具的巨大进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六)战后教育事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战后，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各国都更加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全球教育水平都获得了相当大的提高。人口素质高的人群中求知的欲望也表现得更为突出，更多的人愿意选择以旅游的方式去了解世界，探索知识，开阔眼界，满足对外面的世界的好奇心。加之信息技术进步的影响，这种好奇心的增长增强了他们的求知欲。这一情况对于战后旅游热的兴起和发展无疑也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七)政府的支持促进旅游发展

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壮大和发展，越来越多的政府意识到旅游业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亮点，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大量的收入。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开始在政策、财力等各个方面对旅游业的发展加以支持，出台很多有利于旅游业发展的政策，很多地区在人才、经济上对旅游业的发展实行更加宽松的政策。同时，国家对于假期的变化，也使得人们有更为充裕的时间进行旅游活动。为了促进消费，国家对公共假日和带薪假日进行适当的调整，为国民出游提供时间上的方便。

二、战后西方旅游发展的新变化

(一)大众旅游兴起

战后，稳定的政治环境，高速增长的西方经济，交通、教育、信息等共同促进了大众旅游的兴起。战后旅游活动的普及可以说是现代旅游业最显著的特点。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大众旅游几乎成了旅游的代名词。这个时期，旅游在世界各工业化和富裕的国家有了巨大的发展。

现代旅游活动参加者的范围已扩大到了普通的劳动大众，不再是特权阶级，普通劳动大众也有权利进行旅游休闲，旅游成为人们在现代飞速发展的社会中的基本需要之一。大众旅游的兴起还体现在现代包价旅游模式的普及和规范化，并且这种形式的旅游已经在广大群众的旅游方式选择中占主导地位。

大众旅游还体现在旅游行业的专业化。旅游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由于国家的重视，在旅游产业的发展上的投入越来越多，推出的旅游产品更具有针对性和专业性。旅游的投入建设对旅游的发展起到良性循环的作用，即大众出游推动了各国对旅游的投入，对旅游的投入建设又进一步提升了对旅游者的吸引力，激发了旅游者的旅游动机。

(二)投资的影响

战后，大批新建的度假区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欧洲地中海地区。同时，加勒比海地区及世界上一些位于温带的发展中国家也兴建了许多度假区。这些海边的“度假城市”里高楼大厦林立，与城市的建筑风格极为相似。它们当中的一些已经遇到了麻烦。随着追求质量已普遍成为更加重要的消费者偏好，这些度假城市的魅力开始与“绿色环保运动”以及人们寻求环境质量和避免污染的强烈愿望发生了抵触。商务旅行和专业旅行的发展，对高标准城市中心饭店的需求不断增加。便捷的民航运输出现使得人们之间的联系和远距离旅游变得较为容易，且更加便宜，并因此刺激了上述需求。用于大规模新开发项目的资金和技术保证了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

(三)市场细分化

不同的细分市场开始显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一些细分市场不易受到经济衰退和结构变化的影响，例如老年人旅游市场。对老年人所青睐的服务项目的需求，如乘游轮旅游仍在持续地增长。从整体上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持续增长的10年，同时也是增长比较缓慢的10年。但是，诸如日本和远东等发展迅速的地区却是例外。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的新趋势，不同于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现在西方社会的趋势。市场营销，而不是更先进的技术，正在成为更重要的因素。人们不再将总体增长视为是理所当然之事。

由于人们趋于每年多次度假旅游，而且参与性很强的度假和专门的度假促进了全年的旅游活动，所以旅游的季节性问题不断地得到改善。更为流动的人口享有灵活的度假机会。城市旅游不仅由于举办会议而使会展流行，并导致对大型会议中心的巨额投资，而且还可以带来大量参加特殊活动的客流。人们对于娱乐、文化和健身的兴趣极大地增强了大城市在购物、饭店、餐馆、完善的交通和通信等方面所具有的魅力。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的短途旅游和周末包价旅游，极大地改变了旅游的季节性模式，并使得各相关服务行业从中获益匪浅。

(四)政府和行业机构

战后初期，旅游行业的结构和组织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革。在分销渠道、大型批发和零售网络中，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电脑预订系统)而发生的变化正在变得显而易见，欧美的旅游业各部门已出现了全球化的迹象。跨国公司已从航空运输业扩展到了连锁饭店和旅游公司。托马斯·库克旅游公司为一家持有大量旅游股份的德国银行所拥有，一些原本在国内经营的法国公司都扩展到全世界。

在战后初期，旅游在国家政策和拨款方面享有很多优惠。为战后欧洲重建而制定的美国马歇尔计划促使政府通过欧洲经济开发组织，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前身，干预旅游营销和对旅游业的投资。

因此，政府近年来在制定旅游政策方面缺乏一致性。国际旅游的成功依赖于制定长远的战略。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各富裕国家的政府越来越质疑国家在目的地市场营销中所起的作用，并将其视为是商业部门或私营部门的任务。

三、中国现代旅游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经济迅速复苏，世界旅游业已经进入现代发展时期，世界范围旅游人数迅速增加，使得旅游业成为世界三大朝阳产业之一。然而，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实际上，我国旅游的发展是从1978年后才真正开始的。

总的说来，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

新中国建立初期，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国内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由于特殊的国情，我国旅游业这一时期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增进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宣传我国的社会主义。因此，新中国旅游业首先经营的是国际旅游业务。

新中国旅游业的诞生是以“华侨服务社”和“中国国际旅行社”两个旅游机构的建立为标志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省厦门市由于战争影响，海、空民间交通陷入瘫痪，陆路交通也极不安全。为了帮助留在厦门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出境，接待回国观光、探亲的华侨，新中国第一家华侨服务社于1949年12月正式成立。1950年，广东省也先后在深圳、汕头、拱北和广州设立“归国华侨接待站”、“归国华侨服务所”。1951年，福州市和泉州市华侨服务社成立，并在各地建立分站、办事处。1954年，福建省华侨服务社成立。到1956年，全国十几个城市相继成立华侨服务社。这样，以福建、广东两省为首的全国主要城市、主要的出境口岸初步形成接待网络，为开创新中国旅游业奠定了基础，起到了带头作用。

为了扩大外交新局面，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一些有中国参加的国际会议也扩大了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1952年，我国成功地举办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到会代表来自37个国家，共378人，会议增进了各国代表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此后，来华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接待任务也越来越重。为了适应日益繁重的外宾接待工作，1954年4月15日，新中国第一家面对外国人的旅行社——中国国际旅行社(简称“国旅”)在北京诞生。这是新中国经营国际旅游业务的第一家全国性的旅行社，并在各地设立分社。主要任务是处理访华外宾的食、住、行、游等事务，并发售国际铁路联运客票。1954年以后，该社开始接待外国自费旅游者。到1957年底，中国国际旅行社已经和11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旅行社有业务往来，另外还与西方国家113旅游机构建立了联系。据不完全统计，自1956年到1957年的两年间，国旅共接待了自费旅游者四千余人，其中主要是苏联及东欧等国家的旅游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旅游者只占其中的17%。

各地华侨服务社和中国国际旅行社的成立，以及之后华侨服务社改为华侨旅行服务总社，并接待自费旅游者，说明新中国旅游业已有初步的发展。

(二)开拓阶段

新中国旅游业在中国国际旅行社和华侨旅行服务总社的共同努力下，在外宾接待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1958年开始，中国旅游业向纵深发展，在完成“民间外交”任务的同时，注重经济效益，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一段时期，是中国旅游业的开拓阶段，它的标志是“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的成立和中国客源市场的逐渐转移以及来华旅游者结构的变化。

1958年1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展国外自费来华接待工作和加强国际旅行社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指出:发展自费旅游不仅可以发展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而且可以为国家吸收外汇，积累建设资金;各有关部门对国旅组织自费旅游给予支持，积极采取措施，招徕外国旅游者。这一通知推动了自费旅游接待工作的开展，实现了旅行社业务向自费旅游方向的转变。

1964年6月，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1964年7月22日正式批准，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负责管理全国旅游事业。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的主要任务有:负责对外自费旅行者的旅游管理工作，组织我国公民出国旅行，负责有关旅游的对外联络工作和宣传工作等。另外，国务院还明确规定了发展我国旅游事业的方针:首先是为了学习各国人民的长处，宣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加强和促进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相互了解。其次才是通过旅游增加收入，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

1964年周恩来总理成功地访问了亚、非、欧14个国家，中法建交，中巴(巴基斯坦)、中柬(柬埔寨)、中阿(阿富汗)通航为中国国际旅游业的发展打开了新局面。国家旅游局成立后，从1965年开始，西方来华的旅游者开始增多，只1965年就比1964年翻两番，达到12877人，是新中国成立后十年来的最高纪录。这一时期，中日友好往来也很频繁。1964年8月中国国际旅行社与日本富士国际旅行社签订协议书，接着又和日中旅行社、日中和平观光公司签订协议书。日本政府当年宣布日本人可自由出国旅行，我国即接待了8批172名日本客人，到1965年，人数猛增至92批1658人，1966年为75批1175人。日本来华旅游者占来华旅游者总数的12.9%，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旅游客源国。

(三)困难时期

在世界旅游发展史上，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是世界旅游业发展的两个高峰时代，是现代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主要部门在工业发达国家得以确立的时代。而我国旅游业在60年代中期刚刚起步，在世界旅游业大发展的大气候下却面对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和干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四人帮”的错误路线歪曲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否定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否定了刚刚起步的旅游业，错误地认为旅游活动是“资产阶级”腐败的生活方式，打着“破四旧”的旗号，毁坏了大量的历史文化古迹，致使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古文明遭到后代子孙的践踏。“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旅游机构遭到破坏，国旅总社和各地方分社业务停止，华侨服务总社和地方旅游机构遭到撤销，难以开展旅游接待工作;大批的翻译和业务骨干遭到摧残和迫害。国内局势的动荡，使得来华旅游的旅游者急剧减少，1966年全国只接待了303名游客。60年代中期刚刚起步的中国旅游业短短几年就陷入了瘫痪，更大地拉开了与世界旅游业之间发展的差距。

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中国外交出现了大发展的形势。1972年2月中美《上海公报》的签署，开始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就在当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建交。在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欧国家也出现了建交的高潮。1971年2月，毛泽东指出:接待外国旅游者“人数可以略增加，右派也可以来一点”。周恩来也指示“通过自费旅行渠道，宣传自己，了解别人;要有针对性地工作，但不要强加于人。”1971年后，国旅和华侨服务总社相继恢复了工作。同年，国旅就接待了海外旅游者1599人次。比上年增加253.7%，其中有30名来自美国的自费旅游者，中美旅游交往实现零的突破。1974年1月3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旅行社，以便分工对口接待游客。华侨旅行服务总社和中国旅行社两者合署办公，专营华侨、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外籍华人的接待业务。1975年初，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全国形势开始好转，邓小平同志也非常关心外国旅游者的接待工作及中国旅游业的发展。70年代中期的几年中，来华旅游人数连年增加，到1977年全年接待海外旅游者高达55856人次。

(四)全面发展

我国旅游业真正的顺利发展实际上是从1978年开始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把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家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环境的改善，使我国的旅游事业有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到1986年，国务院正式把旅游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确立了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业地位。1988年，国家又成立了国家旅游事业委员会，以便加强对日益发展壮大的旅游业进行领导和协调。改革开放至今二十多年，我国旅游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旅游业全新起步，打开新局面

1978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召开，具体分析了我国旅游资源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旅游业“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3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改为“管理总局”，1982年，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简称“国家旅游局”。1979年4月1日，《中国旅游报》的前身《旅游通讯》创刊，8月，成立旅游出版社。1979年9月，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旅游专门人才的开始，同一时期，北京旅游学院、南开大学、西北大学和杭州大学等高校相继开设旅游院(系、专业)，至今，高校旅游专业教育成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强大支持。

1979年9月，在北戴河召开旅游工作会议，会议对我国旅游业今后的发展作出重大决定:第一，改革旅游管理体制，旅行社、饭店、车队逐步实现企业化管理，按经济规律办事;第二，充分利用现有饭店、宾馆，各地专门接待国宾和领导人的宾馆向旅游者开放;第三，发挥地方自主权，开展区域性旅游;第四，加强涉外价格管理，做到“生财有道，薄利多销”;第五，抓紧人员培训;第六，加强国际市场的调研和招徕工作，在日、美、西欧和香港建立旅游办事机构。这些重大决定标志着我国旅游工作从“政治接待型”转变为“经营型”。

2.旅行社、旅游涉外饭店的迅速发展

北戴河会议后，随着旅游者大量增加，使得旅行社和旅游饭店有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1979年7月，全国青联组织旅游部;1980年6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青年旅行社。至此，我国旅游接待形成了国旅、中旅和青旅三大旅行社的经营格局。外联权下放后，我国出现了大批新的一类、二类和三类旅行社。到1994年1月为止，全国共有一类社237家，二类社679家，三类社2000家左右。1996年，我国颁布了《旅行社管理条例》，对旅行社的分类进行了调整，划分为两类，一类为国际旅行社，另一类为国内旅行社。至2005年底，全国共有旅行社16846家，其中，国际旅行社1590家，国内旅行社15256家。1998年以前，中国在旅行社开放进程中迈出了第一步，允许在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内设立中外合资的旅行社。按此规定，1998年中国政府批准设立了第一家中外合资旅行社——云南力天旅游有限公司。截至2004年，在我国批准成立的中外合资旅行社共有13家，外商独资旅行社共5家。

旅游饭店是旅游业的三大要素之一，旅游饭店的建设与发展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旅游饭店迅速发展才能保证旅游接待能力的提高，饭店的客房数也是衡量旅游接待能力的主要指标之一。1978年，全国只有旅游涉外饭店431家，客房74583间，床位164790张。由于各级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在旅游业的发展中都非常重视旅游饭店接待能力的建设，一方面把各地政府招待所改建为旅游涉外饭店，如上海的西郊宾馆，杭州的西子宾馆，广州的南湖宾馆等等;另一方面积极加强现代旅游饭店的建设，并吸收引进外国著名的酒店集团或著名的酒店管理公司。1982年4月开业的北京建国饭店是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饭店，聘请香港半岛酒店管理公司管理，为我国饭店业树立了典范，对我国饭店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984年，国家旅游局选择50家饭店推广建国饭店管理经验。1988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旅游局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评定旅游涉外饭店星级规定和标准》，开始了我国涉外饭店的星级评定工作。1989年5月，第一批22家星级酒店公布，结束了中国没有星级酒店的历史，也标志着中国旅游接待能力的进一步提高。1985年，广州白天鹅宾馆被“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正式接纳为成员，标志着中国旅游饭店开始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据国家旅游局统计，截至2005年12月底，全国共有12024家星级饭店。其中五星级饭店279家，四星级饭店1146家，三星级饭店4376家，二星级饭店5591家，一星级饭店632家。

3.改革体制，实现“四个转变”

为了加强对旅游工作的领导，逐步完善旅游管理机制，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有效管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旅游业发展的方针政策。1979年11月29日，国务院批准下发了《关于大力发展旅游事业若干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发展旅游业的政策规定。1981年10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旅游工作的决定》，决定中指出“我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逐步走出一条适合国情，日益兴旺发达的中国式的旅游道路，做到政治、经济双丰收”，并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旅游发展的方针是“积极发展，量力而行，稳步前进”。

1983年10月5日，世界旅游组织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五届全体大会，大会一致通过接纳中国为该组织第106个正式成员国，并以武威出土的汉代铜器“马踏飞燕”为中国旅游的标志。

对我国现代旅游业具有重要意义的是1984年旅游工作会议和1985年国务院批准国家旅游局《关于当前旅游体制改革几个问题的报告》，确定在管理体制上实现“政企分开，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统一对外”的原则，工作要实现“四个转变”:一、从过去以旅游接待为主转变为开发建设旅游资源与接待并举;二、从抓国际旅游转变为国际、国内旅游一起抓，相互促进;三、以国家投资为主建设旅游基础设施转变为国家、地方、部门、集体、个人一起上，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一起上，加快旅游设施的建设;四、旅游经营单位从事业型向企业型转变，自主经营，参与行业竞争。

这四个转变的提出和实施，说明中国旅游业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也是中国旅游业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标志着中国旅游业走上兴旺、持续发展的道路。

4.旅游业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1985年10月5日，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听取国家旅游局关于旅游发展规划的汇报，研究了加快发展旅游业的问题。当年12月20日，国务院第92次常务会议讨论和原则通过了《关于旅游事业发展规划(1986～2000年)》。规划提出到2000年，争取接待外国旅游者1000万到1200万，外汇收入80亿到100亿美元，十年间，接待人数年平均增长率约7%～9%，外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约11.5%～13%。提出“七五”期间旅游业所需投资约130亿元。至此，旅游业第一次被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每年国家财政支出5亿元人民币用于旅游业的发展，重点建设好北京、上海、西安、杭州、江苏、桂林、广州(包括海南岛)等七大旅游区。旅游业第一次出现在国家五年规划中，这是旅游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旅游业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为了加强行业管理，国家旅游局继《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公布后，又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评定旅游涉外饭店星级的规定》、《关于严格禁止在旅游业务中私自收受回扣和收取小费的规定》和《国营旅游企业管理实施细则》，努力使旅游业的发展同国际接轨。

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旅游组织中的地位又有明显的提高。1986年10月，世界旅游组织亚太地区旅游宣传战略研讨会、世界旅游组织亚太地区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增进了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1987年9月，在马德里世界旅游组织第七次全体大会上，中国被选为执委会委员。

2005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数达1.2亿人次，出境旅游者达31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7680亿元。旅游业已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我国已成为世界旅游大国，正努力向世界旅游强国目标迈进。

5.旅游资源进一步开发，旅游产品的合理组合

1978年后，我国开始全面发展旅游业，在最初的十年里，入境旅游是我国旅游的重心，为了改善旅游环境，国家每年拨出专款，对风景名胜区进行开发、整修和保护，特别是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严重破坏的文物古迹，重新进行修缮，保护起来。1978年～1985年，主要进行了历史文化古迹和主要风景名胜等传统观光项目的恢复。1982年，国家首批了24个历史文化名城和44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85年9月，《中国旅游报》发起评选出十大风景名胜区，分别为:万里长城、桂林山水、杭州西湖、北京故宫、苏州园林、安徽黄山、长江三峡、台湾日月潭、承德避暑山庄、秦始皇兵马俑等十大景区。1986年，我国开始提出开发特殊旅游产品。1991年，开展了评选旅游景点40佳的活动，进一步推进了旅游产品质量的提高。当年开始筹备中国主题游，向世界首次推出经过整体包装的极具中国特色的旅游产品。1992年主题定为“’92友好观光年”，推出了249处国家级旅游路线景点、14条专项旅游路线、100项节庆活动。同年，中国国内旅游协会成立，国务院批准12个国家旅游试办度假区，即大连金石滩、青岛石老人、上海横沙岛(后改为佘山)、无锡马山太湖、苏州胥口太湖、杭州之江、福建武夷山、福建湄洲岛、广州南湖、北海银滩、三亚亚龙湾、昆明滇池。之后，每年都有一个宣传的主题，分别是

’92友好观光年

’93山水风光游

’94文物古迹游

’95民俗风情游

’96休闲度假游

’97中国旅游年

’98华夏城乡游

’99生态环境游

’00神州世纪游

’01体育健身游

’02民间艺术游

’03烹饪王国游

’04百姓生活游

’05中国旅游年

’06中国乡村游

在国家旅游者制定的中国旅游年的主题引导下，每年旅游发展都有突破，旅游产品也更具有中国特色，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旅游业的长足发展。

我国旅游业发展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举世瞩目。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摸索、总结出了一套适合国情、行之有效、符合旅游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经验。主要经验有:根据国际国内旅游市场融合互促的趋势，树立“大旅游、大市场、大产业”的指导思想;坚持把旅游业当作经济产业来办，多方面探索旅游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坚持在市场作用基础之上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根据国际国内旅游市场的需求和世界旅游业发展的新形势，规划和策划旅游产品开发和旅游设施配套建设，积极实行国家、地方、部门、集体、个人一起上，自力更生和利用外资一起上的方针;根据旅游市场促销需要一定提前量、一定规模和声势的客观规律，狠抓市场促销的超前性和实效性;积极拓展国际旅游合作与交往，开辟国际旅游工作的新局面;综合运用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进行行业管理，使行业管理的力度和科学性有一定提高。

现在，我国旅游业发展面临许多机遇。一是旅游业被列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之一，为我国旅游业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各级地方政府普遍重视旅游业对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经济优势的作用，积极出台了一批支持鼓励旅游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三是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工作进一步深化，参与创建活动的城市数量接近城市总量的1/5，将为旅游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综合环境。旅游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世界旅游组织(WTO)预测，在2020年中国将成为第一大旅游入境国，中国旅游外汇收入在950亿～1050亿美元的范围内，将成为旅游外汇收入第一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