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主的人道主义

第二章　中国传统道德

第一节　重德精神——古老而独特的传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家伦理为主导思想的道德文化占据着重要地位。自儒家及其思想形成以来，中华民族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形成了强大的道德传统，形成了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包括道德思想、道德规范和道德修养在内的伦理体系。重视道德这种人格完美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这可称为“重德”精神。传统文化的重德精神，包含三个层次。

一、重视个人品德修养

儒家道德提倡“为仁由己”。“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主张“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要求人们“吾日三省吾身”。儒家注重个人的内在修养以达到道德的完善。《左传·襄公十年》有人生三不朽的说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将“立德”放在人生三大价值的首位。孔孟所开启的儒家道德始终把成德立人看作人生的最高价值。在儒家看来，人区别于动物，就在于有善恶之心，有道德天性。人不满足于物质的享受，能不断地超越自己，实现人的尊严。反之，没有道德自觉、道德观念、道德生活，人就不成其为人。人与动物的区别只差一点点，这就是道德观念。孔子称赞颜回身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一般人忍受不了的清贫，但他却能自得其乐，就是肯定颜回看轻物质享受，而追求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的提升。《周易大传·坤·文言》说：“义以方传”，是说君子行事以义而处方，强调一切行为都要符合道德规范。儒家的观点并没有停留在崇德这一点上。他们还进一步强调人具有社会性，主张道德在人际关系中作用的价值取向，以道德准则规范人们的行为，遵从礼义，自觉保持社会的和谐与安定。翻阅孔子的论述，可以很容易看明白，他正是从国家大事到家务琐事，从求知育人到音乐诗歌，从言谈举止到吃饭穿衣，总之，把人世生活的全部内容都装进了道德这个大口袋里去。这种把道德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从道德的视角观察和诠释人世间的一切，用伦理的标准评估和规范人们的全部行为，是孔子学说的突出特征。这样夸张道德的作用，未免是过分了些，但这也正是孔子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作出的最有创新意义的杰出贡献。

与崇德精神相一致，中国古代哲人又特别强调人格，崇尚气节，重视情操，把个人的品德修养看成是实现儒家社会理想与人生理想的首要条件。《礼记·大学》强调个人修身的好坏是国家政治成败的关键，主张人要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强调“大学之道”在显明完善的德性，革除身上的旧习，从而达到善的最高境界。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儒家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见解。他们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方案，明确地把“修身”与“平天下”联结在一起，即把造就人格看成最终实现建功立业的出发点和先决条件。这就使儒家的修身不同于谦谦君子的“独善其身”，而具有了改造社会的宏大气魄。

在中华民族深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一贯重气节，讲人格，鄙视那种丧失人格、寡廉鲜耻之徒。孔子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孟子精辟地阐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越是有远大抱负的人，越是应当加强刻苦的道德修养，以达到这样的境界：“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终至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士大夫”人格理想。《礼记·儒学》以“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来表达儒者的刚毅之气节。《吕氏春秋·诚廉》用“石可破，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来颂扬永不变节的品性。这些光彩照人的人格精神，都给予我们中华民族以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历史上涌现出的许多志士仁人，都继承和发扬了先贤的人格独立精神，他们在人生旅程中，坚持不为名气所诱，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表现了难能可贵的高风亮节。唐朝诗人孟郊以“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的名句，表达了崇尚气节的人格精神；北宋诗人梅尧臣用“男儿自有守，可杀不可苟”的豪言，表现出不向恶势力低头的伟大人格；明代诗人于谦用“粉身碎骨全不顾，要留青白在人间”的誓言，表达了无比高尚的操守。这些浩然正气的诗句，都是诗人心志高洁内在品行的真实写照，为中华儿女世代传颂。

二、德才兼备，以德为主

人生价值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德与才的关系问题。人的价值主要在于人的品德呢，还是在于人的才能？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通常是以“才性之辩”表达德才关系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才性之辩就已经开始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强调德才结合，而以德为主，即人的价值主要靠其德行来衡量。墨家主张德才并重，“合志功而观之”。法家重才轻德，认为无才之人对社会、国家毫无价值。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则对德才都持否定观点，既否定德行对人的价值，又要“拙聪明”，“离形去知”。后来秦王朝采用了法家主张，汉王朝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用儒家的观点。到了魏晋时期，由于战乱频繁，用人急需，德的问题更是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魏晋以后，大多数思想家、政治家都以儒家的标准为标准，坚持才德结合、以德为主的观点。如唐太宗说：“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魏徵也认为，天下未定，主要用人的才干，顾不得德行，而天下已定，就必须才德兼备才可。重才不重德是有害的，无德之人，才能越大害处也越大，“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设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宋代李覯在《潜书》中甚至说，“才”这个东西，“有德以为功，无德以为乱，无德而才，犹资盗以兵”。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指出：“才者，穗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

在人的价值问题上，古代思想家所坚持的德才兼备、以德为主的思想，是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相一致的。在哲学上，中国思想家坚持形而上，而轻视形而下，在对立（阴阳）之中寻求和谐，在众物之上探索“太一”，因此，就形成了重本轻末、重体轻用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反映在人的价值上，必然要以德为主。在政治上，儒家主张“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种伦理化的政治在选举人才时，必然要把德看作第一的标准。

在道德领域，古代思想家重视个人的修养境界，主张以理制欲，以性节情，持中庸，这也决定了在人生价值的看法上，不可避免地要以道德为准。同时，我们也就看到，中国古代思想家即使强调“才”，重视“才”对人生的价值。但是，“才”很少指那些在自然科学或社会实践中的“才子”、“才能”，而常常指那些“堪委以大任”的治国安邦之才、统治管理之才和征战讨伐之才，这种才能是和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相联系的。一旦这些所谓的“人才”发挥了作用，达到了目的，或者发现他们有损于、有碍于自己的统治地位时，或杀或放或贬或责。所谓“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就是这种情景的真实写照。

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才并重、以德为主的倾向，既包含着合理的成分，也产生了消极的后果。从积极方面看，它正确地把握了人生价值的两个方面，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如何，往往决定着他采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并最终具有什么样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这对于洁身自好、注重修身养性的中国人，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这里所谓的“德”，是有其特殊含义的，即符合封建道德要求的“品质”，这种品质首先表现为忠君孝亲。凡能做忠臣孝子的人，就有德，就有价值，反之就是逆臣贼子，就会遭到谴责。“重德”使人们谨小慎微，不敢越封建礼教一步，在这种抑制性的文化环境中，那些真正的有才有识之士是难以施展其才华的。

三、道德成为整个文化的基础

在西方，政治、经济、文学等很早就形成了各自独立的领域，在它们中间并不存在一种笼罩一切的观念。道德观念是被限定在人生范围之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则不同，在近代以前，政治、经济、文学等始终没有形成各自独立的领域，它们中间有一个共同观念，这就是道德观念。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仁”即道德，不仅是人的本性，也是社会政教文化能够成立的基础。东汉末年文学家徐幹还提出了德艺兼备的完全人格论。他在《中论·治学》中说：“先生立教官，掌教国子，教以六德，曰智、仁、圣、义、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姻、任、恤；教以六艺，曰礼、乐、射、御（驭）、书、数。三教备而人道毕矣。”“六德”，六种道德标准；“六行”，六种道德行为；“六艺”，六种专业知识、技能。徐幹认为，一个人具备六德、六行和六艺，为人道的大全。这种以道德和知识兼备为人生的根本观念弥漫一切，成了传统文化的基础。所以，传统的政治称“德政”；军队称“仁义之师”；文学的天职在“文以载道”；经济生活则有“不患穷患不均”的原则。总之，道德价值高于一切，成了判断是非的最高标准。世界各国的文化都重视道德，但是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像中国传统文化这样把道德作为做人的基础，让道德观念渗透一切，也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像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系统强调个人的品德修养，不仅把实践道德视为人性的体现，而且把它看得比生命更可贵。然而把一切领域都归入道德范畴的泛德思想，凡事但问善恶，不问是非，也势必会导致排斥理性倾向的问题产生。此外，儒家的道德观念是先验的、唯心主义的，这又决定了他们所主张的内心修养，最终不能不变成脱离实际、于社会无益的空谈。

第二节　我国传统道德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我国的优良传统道德，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是什么原因使我国的传统道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呢？自然地我们要将之归结到中国的传统道德的主要内容及其主要特征。

一、我国传统道德的主要内容

我国传统道德博大精深，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现将其主要内容归结为七个方面。

（一）重整体精神，强调爱国思想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所谓整体，也就是社会和国家，即所谓“公”或“公利”。从《诗经》中提出“夙夜在公”，《尚书·周官》提出“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墨子》强调要“举公义”，直到贾谊《治安策》提出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等，都强调一种为国家、民族整体利益而献身的精神。在这一整体精神影响下，孟子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宋代的范仲淹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境界，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博大胸怀，林则徐提出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英勇精神，正是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出发，在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的关系上，儒家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认为在有利可得的情况下，应当考虑这种利益是否违背道德原则，甚至“见得思义”和“见利思义”，反对“重利轻义”和“见利忘义”。这种思想，不但在中华民族的长期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仍然需要加以提倡。

（二）推崇仁爱原则，强调人际和谐

儒家以“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孔子强调在人和人的相处中，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爱人作为“仁”的一个根本要求，认为在人和人的相处中，特别是当人和人发生矛盾时，应当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为对方考虑。这样，人和人之间就能够增进理解，化解矛盾。孟子提出“仁”就是“人”，就是“人心”，与人交往中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推己及人，推恩及人。孔子和孟子都认为，只要能发挥、扩充这种对人类的同情和慈爱，就可以使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仁”不但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早期的人本主义思想理论，而且又是实行这一人本主义思想理论的方法论原则。中国传统道德中这一人本主义原则，除了有为统治阶级利益辩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以外，对于协调人际关系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提倡人伦价值，强调道德责任

从尚书中提出“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开始，到孟轲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规定了封建社会最基本的人伦关系。这些原则中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方面的糟粕，我们应当剔除，但其中合理的因素，应当批判地吸收。在中国传统道德的“五伦”关系中，“孝”被作为一切道德的根本，一个人只有能“善事父母”，才能对他人有信，对国家尽忠，这对维护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和谐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是非常重要的。

（四）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

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在于人有道德观念；人们除了有物质需要外，还有精神需要，而一切精神需要中最高尚的需要，就是道德需要。这种崇高的道德追求，又往往成为实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无私奉献、勇于牺牲和爱国爱民的精神支柱。在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认为为学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气质，以达到“成圣”、“成贤”的目的。把道德上的“理想人格”，作为学习的根本要求。人生在世，虽不免一死，但若能立德、立功、立信，就能做到在历史上长存不朽。为了达到道德的理想境界，儒家强调“克己”、“内讼”、“养心”、“慎独”，强调“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强调对自己道德品质的严格要求。

孔子讲见贤思齐、见不贤而思自省，曾参讲“吾日三省吾身”，都是强调要经常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检查，以求得在道德上的不断进步。孟子讲“养性”、“养气”，认为通过自己的“持其志”的修养工夫，可以养成一种“塞于天地之间”、“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这种坚韧不拔的对崇高的精神境界的追求，总是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人生哲学相互联系，总是同“发奋不息”、“乐以忘忧”的态度共同发展，这些传统美德对于我们今天讲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五）重视修养践履，强调言行一致

中国传统道德，还特别重视知识和道德行为的关系，注重“身体为行”，“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儒家常说：“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还说“力行近乎仁”。宋代思想家朱熹认为修身之要就是要“言行忠信笃敬，惩忿窒俗，迁善改过”。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认为人们的道德理论、道德意识，必须与自己的道德行为相一致。因此，“言行一致”、“笃实躬行”就成为道德修养的根本要求。

（六）注重自我反省，强调正直和如心

中国传统道德，还特别注重自我反省，“反求诸己”，不让自己在行为上不负责任。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是人性的四端；为了成圣成贤，就必须发扬人的本心，启迪人们的良知、良能。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要使人们成圣成贤，就必须“化性起伪”，加强礼法的教育和约束。孟子和荀子虽各执一端，但是，一个提出“反身而诚”，人皆可以为尧舜；一个主张教化习修，人皆可以为禹。他们从两个极端走向了一个目的，就是注重自我修养，最终追求的是一种共同的人格，强调正直和良心。《尚书》说“无偏无陂……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中国人之所以能坚持真理，主张公道，扩大爱人之心而不激化矛盾，这也是中华文明连绵不断、五千年一以贯之的主要原因。

（七）注重锐意进取，强调开拓创新

中华民族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绵延不断、代有创新的重要根源。

这种精神表现在人生理想道德的追求上。商鞅变法虽遭车裂而死，但变法却使秦国强大，战胜群雄，统一了中国。这就为历代改革家树立了榜样。张居正面对反对派公开的诋毁和谩骂，慷慨表示：“人臣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岂区区訾议非毁之间乎？”直到晚年，在“自知其身后必不保”的情况下，仍坚定如初，以“苟利国家，何发肤之足惜”的大无畏气概力主改革到底。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谭嗣同那种大义凛然，“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英雄气概，激励了一大批致力于改革的有识之士。这种改革开拓精神还表现在对新事物的态度上，汉之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丝绸之路，隋之南北大运河的开凿，以及纸张、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发明，郑和下西洋的壮举，都表现了中华民族勇于开拓、奋发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重要精神动力。

二、我国传统道德的特点

在中国古代的各个学派中，儒、道两家的学说传播最广，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影响也最大。尤其自西汉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在政治思想领域，在伦理道德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使中国古代传统道德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

（一）“和为贵”、“和为美”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道德观念中，儒道两家都很重视“和”的思想。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和就是美，它是儒家所要追求的最高理想。把“和”意义说得最具体的，是班固编纂的《白虎通德论·礼乐》篇所引用孔子的“子曰：乐在宇宙之中，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之内，父子兄弟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所以崇和顺，比物饰节。节文奏合以成文，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世，是先王立乐之意也。”

在儒家看来，“乐”的内核是“合同”，而“仁”的精神是“合爱”。因此，“乐”是“仁”的表现与流露。把“乐”和五常之“仁”配合在一起，才能把握到“乐”的最深刻的意义。“乐”与“仁”的会同统一，即是艺术与道德的统一，在其最深的根底中，同时也是在其最高的境界中，得到自然而然的融和。因为道德充实了艺术的内容，艺术则助长和稳定了道德的力量。

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认为与人和就叫“人乐”，与天和就叫“天乐”。“和”即是天的本质。“和”就是“乐”，“和”为天（道）的本质。所以，由“道”分化而来的“德”也就是“和”，“德”具体化为人的生命之中心，当然也是“和”。

儒家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种“和”常常要靠积极的争取，所以，儒家又同时强调“刚健有力”。而道家追求的和是“天和”，它是与自然和谐，是与天地同在，与万物同化。这种“和”是通过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得来的。这两种追求虽然途径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对现实社会都起着稳定和维持的作用。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主要是小农经济，一种不违四时、与大自然保持和谐的生产模式，必然成为民众的一种必然的经济心理；同样，中国古代是宗法制度，宗法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天人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归根到底是人心的“和谐”。如此一来，“和为贵”、“和为美”就成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一个民族的艺术所表现出的独特的审美情趣，最能生动地表现出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道德积淀。同样，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情趣，也集中反映了传统文化“和”的精神。《诗经》第一句话便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关关者，雎鸠之和鸣也。这种“和鸣”，可以用之于夫妇，用之于邦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能用上。一个“和”字，确定了中国古代艺术的精神，同时也被确定为中国人生的主要基调。总之，古代“和”的宇宙观、人生观，又决定了古人“和为美”的审美观。

（二）儒学的伦理道德说近乎宗教

从孔子开始，儒家便把“孝”看作是各种道德的根本。孔子说：“孝慈，则忠”，又说：“其为人也孝悌，而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主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意思就是说，统治者若能以孝治家，老百姓就会效忠于他。父父子子，安能不君君臣臣？孔子的这一思想，被后世儒生阐发，便出现了《孝经》。《孝经》把“孝”的重要性说得更明确了。“夫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君子之事亲君，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把“孝”抬到了治天下的“重德要道”，在社会生活中“百善孝为先”。一个“孝”字，把封建伦理道德从上到下，覆盖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意思是说，对于父母的错误，可以轻微委婉地进行劝告，劝告后父母要是听不进去，子女依然要恭恭敬敬对待父母，不冒犯，无怨言。

在孔子这里，父子之间多少还有个“谏”字，还能提点意见，尽管孔子所主张的是绝对服从。但是，经过孔子之后的儒生将孔子的这一思想一发展，便成了“天下无不是父母”，连这个“谏”字也见不到了。整个封建礼教，从总体上讲是协调下对上的关系的，而这种协调，是以牺牲“下”的利益为前提。因此，中国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家、国、天下是相通的，天下是国的扩大，国是家的扩大，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天下的基础，但最根本的还是“身”。这种移孝作忠、自下而上的伦理道德就成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最牢固的基础。因为封建社会人们的活动是以家庭为中心的，这就把伦理纲常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生活与伦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生活就是伦常，伦常就是生活。所以，中国人除了“修齐治平”之外，也就再没有其他事可做了。中国伦理纲常的力量那么强大，最首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被高度生活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卓吾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倒是抓住了封建伦理道德的精髓。

把伦理道德渗透到日常生活中，还不算彻底，最彻底的是把伦理纲常深入融化到人的心灵中。这一思想在孔子时代就已经形成。在孔子看来，“道”和“德”是两个既有关系但又有区别的概念。“道”，指一定的行为规范。所以，他讲的是要“守道”、“适道”、“学道”，而“德”则是内心的情感和信念，同“道”相比，“德”属于主观方面的内容，所以，他在“德”的要求上提倡“修”。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荀子“性恶论”的基础。孔子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既要遵循社会规范，又要有遵循社会规范的情操，二者缺一不可，如要分主次的话，“德”比“道”更重要。就拿对待父母来说吧，在物质生活上赡养父母，这一点有些动物也能做到，而对父母的孝敬之情，则只有人才有。在孔子这里，伦理学和心理学已紧密连在一块，他为伦理纲常找到了心理依靠和基础，把伦理纲常从外在的规范的约束变成了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成了生活的自觉理念。就这样，无论是孟子的“性本善”，还是荀子的“性本恶”，都强调后天的学习，最终都是说道德情操乃是具体化的人性意识，人只要发扬光大这种人性意识，便能成就人格的伟大，成为圣人。

中国的情感心理在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中，便能得到充分的满足，不需要去寻求外在的崇拜对象和神秘境界。关于道德和宗教的关系，孔子认为，人的道德修养比迷信鬼神更重要。《论语·述而》记载：“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意思说，有了病不用专门去祈祷鬼神，平时的行为无愧于心，不做坏事，这才是真正的祈祷。这话很有意思，它不仅反映了孔子对于宗教迷信的理智态度，同时也告诉我们，儒家伦理道德自有自己的信仰大厦，它不是宗教，又能替代宗教的功能，扮演准宗教的角色。这种现象在世界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中国历史上久未出现过宗教的狂热，儒家伦理纲常的扮演准宗教的角色是其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的道德修养是以个体道德为起点的，它强调个人的正心、诚意，强调“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个人与整体、个人与社会的道德关系上，突出个体的为善的主动性，“我欲仁，斯仁至矣”。重视在个人道德主动性的发扬中来完善人格，享受至高无上的幸福，从而达到主人、圣人、真人、完人的境界。围绕这一点，它极力从人的善良本性出发，强调人的“本心”、“初心”、“良知”、“良能”的重要作用，高扬“良知”，发扬“本心”，宣扬性善，注重修身，应该说，这类似于一种最高级的“宗教精神”。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道德的最重要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一种用实践精神来掌握世界、改造世界的特殊科学，一种道德能否有改造世界的生命力，除了它的原则、规范是否符合社会的要求外，就在于它能否使这种道德成为人们实际奉行的原则，中国传统伦理纲常正是在这方面为道德的修养和践履找到了一种最有效的途径和办法。

（三）道德伦理在中西方文化中的不同地位

在西方，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中世纪初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经济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的科目。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具有法律的效力。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中的这种无上权威，是教会在当时封建制度呈万流归宗的地位之必然结果。因此，欧洲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问题都变成了神学问题。基督教的伦理思想，主要是这样的两个问题，一是善恶来源问题。二是人应不应该追求现实幸福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经院哲学家尽管有争论，但其看法是一致的。他们大多数坚持奥古斯丁的“原罪”说，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无德性的，只有向上帝忏悔，才能得到“神的启示”而具有德性。他们大多是以禁欲主义为信条，要求人们轻视尘世的快乐，去追求“天国”中的“永恒幸福”。因此，道德伦理学也是神学的“婢女”，在欧洲封建社会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道德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命运和其在欧洲相比，有天壤之别。从封建制确立的战国时期，直到封建制开始解体的鸦片战争时期，两千多年时间，伦理学兴盛不衰。其研究广泛涉及到了道德的根本性问题（即人性善恶问题），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即义利或理欲问题），个人与整体的关系问题（即群己问题），道德行为中的自由与必然问题（即义命问题）和动机与效果问题（即心和迹的关系问题），道德的原则规范问题（即“至善”与“德目”问题）等，以及道德教育、道德修养、道德理想和道德境界等问题，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伦理思想资料。

在长期的伦理思想史上，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不仅如水银泼地，无孔不入，广泛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和人们的各种关系中。儒家伦理信条同时是封建专制政治的信条，不仅以礼入法，甚至儒家的经书在监狱中也具有法律的效力。中国古代哲学虽是对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但更是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纲常的概括和总结，具有把伦理纲常提高到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观的高度加以论证的鲜明特点。就连外来的佛教，在封建伦理道德面前也要改变初衷，俯首称臣。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佛教对儒家文化开始是一种调和关系，比如唐僧会编译《六度集经》时，以佛家之慈悲去比附儒家之仁爱，这使印度佛教一经传入中国就有了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到了南北朝的时候，佛教的传播日益广泛。佛家与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矛盾与冲突。这些冲突焦点集中在伦理道德与儒家纲常的争论上。随着宋明理学的确立与发展，佛教思想就被立为异说。佛家不得不开始转而依附于儒家文化；总的说来，佛、儒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斗争至调和、由调和至合一、由合一至依附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包容力，而佛教文化适应了这个包容力，最后，佛教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这种包容力的后果。

第三节　中国传统道德的演变和发展

1840年，英帝国主义率先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国人民虽英勇抗击，但终因种种原因，这场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腐败的清政府同英帝国主义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开了割地赔款的先河。此后，各帝国主义蜂拥而至，使我国由一个封建主权国家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这时我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上由封建专制社会变为半主权半殖民地社会；经济上由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经济。这种畸形的社会形态，也必然会引起意识形态的某些变化，在伦理道德上的变化尤为突出。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由尊儒到批儒，由儒家的一元道德独尊到多元道德并存的变化。这时的伦理道德，既有中国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传统道德，也有西方社会资产阶级的伦理观念，还有无产阶级的伦理观，几种道德并存，互相磨合、演变、渗透，并得以发展。现介绍几种主要的思想观点。

一、“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平等思想

在民族危机加剧、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形势下，洪秀全从农民革命的要求出发，组织、发动、领导了太平天国运动，这场运动历时十四年，纵横十八省，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声势之猛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洪秀全不仅是农民革命的杰出领袖，而且是太平天国的最高理论权威。在发动、组织、领导太平天国革命斗争实践中，他写下了大量的闪烁着农民革命思想的著作。他和太平天国其他领导人一起，继承发展了中国历代农民的平等和平均思想，把历代农民的理想要求系统化、纲领化，从而使农民的革命理想发展到最高水平。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对封建纲常礼教的批判是多方面的。他不仅对以封建皇帝为核心的封建政权表示了强烈义愤，而且他不拜祖先，捣毁寺庙，破除偶像，以“天地之中人为贵”的朴素思想对封建“族权”、“神权”、“夫权”给予了空前激烈的批判；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指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太平天国还规定，分配土地，“不论男妇”，“天下婚姻不论财”，妇女同男子一样，可以参加政权管理、军事斗争和文化教育等活动，所有这些，都利于妇女的解放。

毛泽东同志指出：“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绳索。”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对这四条绳索进行了全面冲击，在客观上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给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在抨击封建等级制度的同时，洪秀全号召人民群众推翻封建统治，建立一个天下一家、人人平等、处处均等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理想社会中，“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实行“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温饱”的平等生活，他把平等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纲领化。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所呈现出的高尚纯朴的道德风尚，同当时封建官僚的道德沦丧世俗败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时一位西方人士说，太平天国“在某些方面树立了较高的伦理规范”。洪秀全的伦理思想作为旧时代农民阶级伦理思想的典型代表，虽然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一些封建性糟粕，但它革命性的一面还是不容否定的，其中许多合理之处在今天也是为我们所批判继承的。

二、以人为主的人道主义

太平天国运动虽然给封建势力以深重打击，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封建统治。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中华民族的危机日趋加深。在这种严峻局势下，新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发动了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涌现了一批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启蒙思想家，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他们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社会的文化，形成新学，反对旧学。

康有为以人道主义为依据，1902年完成了他的《大同书》，描绘了一个“太平大同世界”的理想境界。《大同书》中糅合了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及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一种有生命的自然存在，“人人皆独立而平等，人人皆同胞而相亲，如兄弟然”。既然人们生来是平等的，所以，在大同社会里要实行民主共和，“人人平等，无有臣佞、奴隶，无有君臣统领，无有教主教皇，也没有国家、军队、刑罚，只有一个公众政府”，议员皆由人民选举产生，“事权实在公众”。经济上，工农业机器大生产，生产极其发达，生产资料公有制；生活上，充分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衣食住行极为方便美满，生老病死都由社会照料……康有为认为，只有在大同社会中，能免除以往世代造成的这种痛苦，使人人都幸福自由地生活，能真正实现人的本性。

康有为的《大同书》有许多积极合理因素，反映了他所代表的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那种既要求变革现实，又软弱动摇的双重性格，当然他也找不到实现大同世界之路，这个任务只能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人来完成。

三、为自由、平等、博爱而奋斗的精神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与封建专制作斗争中所运用的思想武器是人道主义，宣扬人人生而平等，倡导功利，反对禁欲，使西方资产阶级宣传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得以在中国的土地上找到了适宜的土壤和条件，孙中山是“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拥护者和倡导者，并把这个口号糅进了三民主义之中。

关于自由，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从人文主义、政治学、历史发展三个层次进行了考察，最终认识到，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体现着自由精神的发展，而自由精神的发展又推动着历史的进步。孙中山对自由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自由包含几种含义，其一是指民族和国家的自由、独立、自主；其二是指国民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所享有的各项自由；其三是指极端自由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同义语。他强调要牺牲个人自由以求得国家自由。关于平等，孙中山认为人们在政治上应该是平等的，要摆脱不平等，就要铲除封建专制制度。关于博爱，他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同情心和互助论融会进来。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爱有差等”的“仁爱”不如人道主义的博爱。他说博爱是“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历时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所以人道主义之博爱，是“广大之博爱”，是“博爱之真精神”。孙中山还指出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维持全世界全人类之利益而奋斗。他认为要奋斗就势必会有牺牲，革命奋斗一日不成功，“我们的牺牲便没有一天的止境。”

孙中山这种知难而进、不怕牺牲、奋斗不息、为大众服务、无私忘我、追求真理的崇高精神和高贵品质，体现了当时革命者的道德情操，至今仍闪烁着熠熠光辉。

社会历史是滚滚向前发展的，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的精华，摒弃其糟粕，又提出许多新的道德规范，如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等等，使中国的传统道德不断发扬光大，放出新的异彩，成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