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变迁的调查研究报告

一个漂移的文化社区，可以看作是一个地理“点”的模型，到底如何认识其社会文化变迁？这种社会文化变迁对于今天的村庄文化研究又有什么启示？从社区文化记忆、社区文化识别传播、环境与人口、经济与技术、文化创新与文化移入、价值观与行为模式6个方面着手，对比分析了中外2个陕西村的社会文化变迁。讨论认为：第一，判识文化漂移社区的社会文化变迁。其中社区文化记忆是基础，社区文化识别传播是认知路径，环境与人口、经济与技术是认知社区内在的基础视角，文化创新与文化移入界定了社区文化信息的内外交流和溢出通道，价值观与行为模式则是对文化变迁的文化行为进行总结。第二，两个陕西村是时间和空间错位、历史和现实勾勒出的立体图像，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见证和异质表现。第三，文化自觉不是文化竞争，而是文化异质和文化环境之间的适应、和谐。这对今天研究相类似微型社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1.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台湾省与我国新疆毗邻的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楚河流域）各自都居住着一群陕西人。他们在动荡不安、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了求得生存来到了现在定居的地方，前者属于分离的祖国，后者属于他国异域。作为一个漂移的文化社区，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其社会文化变迁？且这种社会文化变迁对于今天的村庄文化研究有什么启示？

2.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综述

文化生态学即分析文化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由于适应环境而导致社会文化变迁(张广照，吴其同主编.新兴学科词典［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441.)。社会文化变迁是文化研究的经典话题，文化变迁理论从不同角度解释了人类文化的变迁奥秘。文化变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受社会因素影响和制约。美国社会学家罗吉斯和伯德格在《乡村社会变迁》中从宏观上描绘出美国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及技术传播的重要环节(［美］埃弗里特·M·罗吉斯，［美］拉伯尔·J·伯德格著，王晓毅、王地宁译.乡村社会变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6-30.)。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Ogburn William Fielding，1886～1959）提出发明、积累、传播和调适是社会文化变迁的四大因素(［美］威廉·费尔丁·奥格本著王晓毅、陈育国译.社会文化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美国著名社会学者克莱德·伍兹认为文化变迁的过程和途径包括创新、进化、发明（革新）、发现、传播或者借用和涵化。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社会变迁指社会各方面现象的变化，或更确切地说指社会制度的结构或功能发生变化(［美］克莱德.伍兹著，施惟达、胡华生等译，王彪校.文化变迁［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3.)。费孝通先生的诸多代表著作中都运用了民俗资料来印证历史的文化变迁，而他本人也在自传中提到：早年研究顾颉刚的《古史辨》对他的民族学、社会学思想有一定的影响。他说“1933年我的毕业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就是以地方志为根据，观察结婚时新郎要不要去迎接新娘这样一种民间风俗的地理分布，来看文化变迁”(费孝通.费孝通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98.)。我国社会心理学家周晓虹提出社会文化变迁的四个基本因素：环境与人口、经济与技术、文化创新与文化移入、价值观与行为模式(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这为判别文化变迁提出了基本的标杆。1993年5月27日在北京召开“社会文化变迁与现代化”研讨会，与会学者就当前农村宗族文化复兴的现象进行了集中讨论，尤其在宗族复兴的必然性、宗族的社会功能、宗族的社会控制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富有创意的观点并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唐军.“社会文化变迁与现代化”研讨会在北京召开［J］.社会学研究，1993，（5）：12.)。李景春（2000）针对社会文化变迁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关系进行探讨，试图揭示国人社会心理现代化的过程与特征(李景春.论社会文化变迁与社会心理现代化［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16（2）：76-78.)。周云水（2006）研究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米林珞巴族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路巴族与藏族及其他民族密切交流的结果，充满珞、藏文化涵化的过程(周云水.当代西藏米林珞巴族社会文化变迁的人类学考察［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7（6）：30-35.)。现代农业技术作为村落变迁的主要推动力，陕西杨村的实证研究表明：温室大棚技术显著影响了村民的文化身份、观念、家庭关系、村落经济、社会交往方式，而对村落的政治、习俗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冯燕，张红.农业技术在村落变迁中的作用——基于陕西杨村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学通报，2012，28（2）：171-177.)。印度裔移民作家奈保尔（V.S.Naipaul，1932-）的个人生命时间产生分层错位，他的心理时间滞留在前殖民文化之中，观念时间却走进了殖民地文化阶段，而其身体时间则就在当下，已经置身于全球化的后殖民时代(梅晓云.文化无根——以奈保尔为个案的移民文化研究［D］.西北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导师：彭树智，2003：132.)。由奈保尔问题所表现出的移民文化变迁可以表达为一个规律性过程，经过既有区别又有交叠的文化悬挂—文化置换—文化疏离—精神危机等几个阶段，最终产生一种严重的认同无方向感的形式，导致社区人群引发精神危机，进入文化无根状态。

由发展导致的文化变迁，至少有两种表现形式：①传播。文化传播按照文化系统的强弱力量不同分势均力敌的互相借鉴模仿、强势文化压制弱势文化、强势文化掠夺弱势文化三种情形(潘天舒.发展人类学概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139-140.)。②涵化。文化涵化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相互采借、接受对方文化特质，从而使文化相似性不断增加的过程与结果。文化涵化是参与各方互动的过程。一般地说，在文化接触过程中，文化持有者群体或个人通过如下几种方式达成涵化的目的：增添、代换、混合、创新、抗拒，并且经历混乱阶段、适应阶段、平衡阶段三个过程(［1］李安民.关于文化涵化的若干问题［J］.中山大学学报，1988，（4）：45-52.［2］周云水，魏乐平.略论滇藏茶马古道上的文化涵化——基于对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乡的田野调查［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0（1）：53-57.)。传播与涵化作为文化变迁的驱动机制，需要以对比的视野加以实例验证。

这里主要借用周晓虹教授的研究框架，笔者认为还应该加上两个要素：社区文化记忆和社区文化识别传播。这里从以上六个方面，对比分析中外2个“陕西村”的社会文化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