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地理学对人地关系的进一步理解

我国古代地理学，基本上可以分为区域地理、部门地理的萌芽两个方面，尤以地方志为代表的区域地理和堪舆风水学的区域地理极其有特色。（1）我国古代把自然、经济和人文综合在一起，按行政区、自然区、水系或考察路线来加以记述。各高校、各城市收藏的地方志成为文史哲学科（例如历史地理研究）的基本室内资料，例如苏州市方志馆馆藏的4300余种旧志成为苏州等地高校学者做学问的常驻之地，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书库、首都图书馆古籍书库则成为北京地区高校做学问的常驻之所，2002年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北京府县志辑（全7册）》是他们必备的床头书。方志记叙成为一种传统，使地理学的区域问题研究具有人地关系思想的萌芽(杨吾扬，江美球.地理学与人地关系［J］.地理学报，1982，37（2）：206-215.)，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表现为“天人合一”的思想。（2）风水堪舆学的基础其实就是自然地理环境要素，大量的地理知识和方法是堪舆学研究的支柱，堪舆学研究的核心是体现科学的人地关系。学院派或民间派研究、应用堪舆学，只有科学的堪舆学思想，与西方相关的人文地理哲学、学科紧密的结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才能真正建立现代堪舆学与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风水迷信会荡然无存(孙峰华.基于易学与堪舆学的人地关系和谐论思辨质［J］.地理学报，2012，67（2）：266-282.)。

中西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地理系统，中西文化交流史主要是体现“东学西渐”，但是在近代却是以“西学东渐”为主，以今天中国大量外建（海外）孔子学院为例，它代表着“东学西渐”的再次复兴，以此文化地理内涵提出需要海外孔子学院发展战略就比较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了(陈亚民海外孔子学院发展战路的文化地理学分析［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5（4）：151-156.)。回想100年前的晚清民国，西风东渐，梁启超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将西方近代地理学中人地关系、地理环境决定论等推介到中国(许桂灵，司徒尚纪.试论梁启超对西方近代地理学在中国传播的贡献［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42（4）：510-514.)。林语堂等人正是在在这种背景之下，认同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地理观与认同东方价值观之间产生矛盾性对立。在二十世纪中西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之下，他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颠覆西方—东方的二元地理对立，建构崭新的文化远景，最后只能化为泡影(陈旋波.《奇岛》与林语堂的文化地理观［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4）：79-83.)。

“地球表层”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来的，他认为：“地理学就是研究有地圈、水圈、气圈构成的地壳表层的组成物质、构造……地壳的生成、发展，三圈的相互关系、而且要进一步研究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和其文化与地表的相互关系的科学。”20世纪关于地理研究对象有两种最流行的说法：一是“分布论”，认为只要研究事物或现象分布的科学，就是地理学；二是“关系论”，主张地理学是研究岩石圈、水圈、生物圈和大气圈之间的关系，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等等。(周风杰.地理学研究对象新探［J］.锦州师院学报，1995，（2）：25-127.)最有标志性意义的是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明确提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球表层，几十个人最直接有关系的那部分地球环境，具体是上至大气对流层底部，下到岩石圈上部，这个理论的提出是因为地理学是研究人地关系的学科。(陆大道.地球表层系统研究与地理学理论发展［A］.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纪念中国地理学会成立九十周年学术会议文集［C］.1999：1-5.)大量研究证实，地理学研究对象格局与过程及其时空特征均是以尺度作为依存的，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尺度问题越显重要，越来越多研究者关注尺度效应在其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地理学研究空间格局与过程的发生、时空分布、相互耦合等特性都是以尺度依存的。(李双成，蔡运龙.地理尺度转换若干问题的初步探析［J］.地理研究，2005，（1）：11-18.)理论研究的深入势必要抽象化、模式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时刻不能忘记理论上的抽象概括只能是地球表层空间的抽象概括，地理空间系统的知识表达、问题意识是不能脱离地球表层的。(潘玉君，王永洁，耿继祥.元地理学研究：地理学的研究对象［J］.高师理科学刊，2000，（4）：68-71.)

地理学主要研究地球表层系统各界面间的物理、化学、生物及人文过程，探讨多种过程的相互作用机理，探求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间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规律。地理学以“格局—结构—过程—机理”的研究思路贯穿始终，乃至向文化和制度转向。地理学涉及自然与社会众多因素，精确定量测量存在不确定性与复杂性，无法与宇航、材料、电子等尖端科学水平齐平，地理学实际上是一种“钝端科学”。可以综合采用调查、统计与归纳方法、演绎方法、过程与机理方法、实验模拟与定位试验等方法弥补学科内在的不足(黄秉维.关注人类家园：陆地系统与自然地理综合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随着新技术、新方法的使用以及观测资料的不断积累，实验测试数据质量的提高和数据量增加，当今地理学的研究在空间尺度上同时向微观、宏观两个方向扩展，模型研究不断科学化，已具备现代科学的主要特征，表现为部门地理研究深化，区域综合研究，问题意识研究加强(宋长青，冷疏影.当代地理学特征、发展趋势及中国地理学研究进展［J］.地球科学进展，2005，20（6）：595-599.)。当前我国人文经济地理向人文化趋向、资源环境趋向两个方向发展(樊杰.人文、经济地理学和区域发展研究基本脉络的透视——对该领域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发展历程的讨论［J］.地理科学进展，2011，30（4）：387-396.)。地理学界在自然科学范畴内对人文—经济地理学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资源环境研究达成共识，有利于共同推进地球表层领域内资源—环境（包括生态）—可持续发展研究框架的形成(陆大道.人文、经济地理学的方法论及其特点［J］.地理研究，2011，30（3）：387-396.)。10多年前IGU的主席认为不同时期人文因素或者自然因素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在人类社会早期，自然因素引发自然生态系统的局部性变化。随着工业化发展、全球化数字化时代来临，人类活动因素日益强烈地决定性影响全球环境变化，在规模、尺度和强度上大大超过以前(Messerli B.From Nature-dominated to Human-dominated Environmental Changes.Bulletin，50（1）.IGU，2000.)。新一代数字地球体现三维、四维乃至N维方式，呈现地球过去现在和未来数据，自传感器和人类交互作用，人类在数据解译、科学论证和政策制定方面具有主动性，包含空间要素、属性要素（地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地点、文化和身份），简便有效等特征(郭华东.从空间看地球［N］.光明日报，2013-4-22（13）.)。考虑这些大背景，可以断定的是，集成研究“大科学”、平衡“学科”与“任务”、科学人文主义的学科体系、方法论、技术和工具的“三元”结构是未来地理学的发展趋势(孙俊，潘玉君，汤茂林，等.地理学发展的战略方向探讨［J］.地理学报，2013，68（2）268-283.)。这里需要提及的是蔡运龙等著的《地理学方法论》，该书高屋建瓴论述了科学与人文、空间与时间、还原论与整体论、主观与客观、归纳与演绎、可能与现实、静态与动态、微观与宏观、例外与普适、思想与历史、传统与创新等地理学中主要的对立统一范畴(蔡运龙，叶超，陈彦光等.地理学方法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以“范畴”统领全书，实际上是走向人文和科学融合的地理学前瞻性著作，孕育着地理学的革命(潘玉君.构建地理学发展的哲学基础——蔡运龙等著《地理学方法论》学习与评介［J］.地理学报，2013，68（2）284-288.)。地理学在人地关系理论研究上日益被其他学科排挤，根本症结在于地理学始终缺乏一个最能切合地理学本身学理特征的基本抽象范式。只有遵循人地关系中的对称抽象的尺度耦合（只要是对称抽象，必然也是有限抽象）原理，才能使地理学在学科林立的人地关系理论研究领域，保持独有的学科方法论体系和理论阵地(王西安.试论人—地关系研究中的对称性问题［J］.人文地理，2005，（4）：114-118.)。

文化地理学理论从引进到消化，文化地理学视野从宏观走向微观，文化地理分支从断代走向区域、从单一走向多元，综合性文化地理从核心扩展到边缘的过程，体现了问题具体化、理论多元化、学科界限模糊化、对象区域化、结论综合化的特征(刘沛林.近年来我国文化地理学研究的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1998，17（2）：90-96.)。但是最根本的认识路径是从点、线、面视角来认识空间，由物及人，阐释人—地互动机理，寻求人地和谐。20年来文化地理学成绩主要表现为文化景观理论研究明显提高、重新认识文化生态、深化文化扩散与整合理论、完善文化区划方法与指标、寻求身份认同与地方意识等方面，当然也存在理论基础薄弱、学科整体建设较差、研究内容方法手段有待拓展等问题(江金波.近20年来中国文化地理学研究综述［J］.嘉应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19（6）：87-91.)。

著名的旅美地理学者马润潮先生建议中国地理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不应园囿于横向课题摆脱经济困境，他提倡国际化、前沿化、理论化及主体化的纯粹地理学术研究。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期望打破西方地理学者垄断世界主流地理学研究话语权的“一言堂”现象，期望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根于中国独有地理国情，使中国地理学迅速成长为世界地理学研究的主要中心，甚至超越欧美成为地理学术大国(马润潮.中国地理学研究的“全球转向”［J］.世界地理研究，2011，20（2）：1-7。)。全球化不是自身固定不变的、不受外界因素影响的静态力量，它是动态的过程和驱动力，在不同的地理环境里有适应当地条件能力。全球化使全球性生产及消费成为一种大趋势，覆盖和整合全球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全球化成为地理学在内部分支和外部其它学科之间进行有效整合的外在驱动力量(马润潮.中国地理学研究的“全球转向”［J］.世界地理研究，2011，20（2）：1-7。)。特别是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新自由主义持续衰落，以中国、印度为代表亚太地区崛起，这些经济现象为地理学打开了现实实验样本和“迷人学术空间”(林初异.全球化世界中的地理学去中心化——在加余大不列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成立50周年纪念庆典上的主题演讲［J］.世界地理研究，2009，18（4）：1-16.)。我们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地理学者任重而道远。我们需要从地理知识向地理感觉→地理意识→地理思维转变；充分利用古代地图和现代地图、考古实物、视频、影像等，配合文字、图表，构筑文化地理学的丰富内容和立体感；自然和人文因素相结合，从历史中折射地理变迁，关怀现实，为现实服务。

中国范围内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六大地域社会，即大江大河孕育的文明之邦与内地农耕社会，绿草黄沙的牧人之家与蒙古高原牧业社会，林海雪原沼泽的天地与东北狩猎农耕社会，世界屋脊的神秘国度与青藏高原牧业社会，茫茫沙海中的绿岛与天山以南农耕社会，崇山峻岭分割的世界与云贵高原农耕社会(参见：［1］吴松弟.无所不在的伟力———地理环境与中国政治［J］.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17-66.［2］胡阿祥.中国历史研究的地域视野［J］.学海，2009，（1）：11-19.)。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正是这六大地域社会之间以及六大地域社会内部彼此关系的发展、演变。环境变化引起的资源变化是研究环境演变对中华文明影响的切入点，重大环境演变事件的识别是揭示环境演变对中华文明影响的基础和研究切入点，对环境演变影响的适应是理解中华文明特性的钥匙，在新的历史时期人类强烈地意识到如何去适应环境变化是留给我们的唯一途径。应以重大环境演变事件的识别为基础，以环境变化引起的资源变化为切入点，通过文明发展对环境演变影响适应研究深化对文明内涵的理解，开展有关环境演变对中华文明影响的过程与机制研究(方修琦，葛全胜，郑景云.环境演变对中华文明影响研究的进展与展望［J］.古地理学报，2004，6（1）：85-94.)。

什么是地理环境？地理学家划定这样一个地球表层立体空间为地理环境。其上界是对流层顶，下界是沉积岩石圈，在极地上空约8km，赤道上空约16km，平均10km；其下界在陆地下约2km，海洋水平下平均深4km的空间界限。地理环境包括大气圈的对流层顶，地壳的沉积岩石圈，整个水圈和整个生物圈。谢觉民写道：“自然环境使人有所创造，而人类的创造也可改变自然环境，其间交互影响的作用，是人文地理学要研究的对象”(谢觉民.人文地理学［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100-101.)。地理学家面对由于自然因素导致的重复出现社会现象提取和归纳法则，自然环境直接的和间接的决定性作用是法则的基础。

第一，波克拉底的体液理论应是最早的环境决定论，而孟德斯鸠、布罗代尔不是一个环境决定论者。希腊“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所提出的“体液论”（humour theory）(C.Glaeken：Tnceson The Rhodian Shore，Berkeley，Uoive 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他认为人体中有四种“体液”——黄色的胆汁、黑色的胆汁、黏液和血液，分别代表了火、土、水和血。四种体液相对比例的变化会影响人们的体质与个性、疾病与健康。体液的“平衡”（balance）状况取决于气候条件，因此人体的形态和个性因所处地域之差异而不同。生活于热带的人们情绪躁动，因为气候炎热、缺少水分而生性冷酷懒惰、短小精悍、寿命不长(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130.)。

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认为“法的内涵”、“法的精神”、“三权分立”和地理环境之间有内在关联(朱春珠.孟德斯鸠的社会法治学说及其意义［J］.浙江学刊，2003，（4）：187-189.)。人们总是认为孟德斯鸠“创始”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将他与这一思想简单地划等号。在生产力低下的历史时期，人们很容易观察到酷暑使人形神俱疲失去勇气成为奴隶、寒冷使人耐久辛劳勇敢保持自由、土地肥沃的国度长于集权统治、不肥沃的国度长于若干人共同统治等现象。后来经过发展，持这种观点的人武断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由地理环境决定，人的体质、社会心理、个人气质、民族性格以及国家的兴衰存亡由地理环境决定。如果将强调或者突出“气候的作用”的学者归为“环境决定论者”，实际是不能成立的，结论过于武断(刘明.重新审视“环境决定论”——《人文类型》所给子的启示［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25（3）：426-431.)。气候和土地对人类社会产生间接的影响，而不是直接影响。詹姆斯认为孟德斯鸠仅仅是一个“或然论者”，根本不是一个环境决定论者(［英］詹姆斯，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28.)。

布罗代尔更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有人认为费尔南·布罗代尔思想仍然属于地理环境决定论(张芝联.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J］.历史研究，1985，（2）：30-40.)。其实，费尔南·布罗代尔充分肯定了人类对地理环境的改造活动，地理环境是为探索人类历史发展深层次问题而采用一种手段而不是终极论述所在。他开创的“年鉴学派”体现了“存疑”的历史观（历史事实并不等于已知条件）、跨学科史学（从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中寻求帮助，翻译借鉴经典著作）、全面整体主义的眼光全面解构和考察历史（包括场所和空间建立的历史，以长时段、中时段与短时段驾驭时空）学术特色(［1］［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张泽乾译.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2］刘莹.“年鉴学派”的学术特色［J］.华夏文化，2005，（4）：11-13.)。他的整体性研究与文化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地理环境决定论都是针锋相对的，他认为整体高于部分或者部分之和，部分体现了结构色彩。因此，他并非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王作成.布罗代尔“地理环境决定论”辨析［J］.思想战线，2003，29（6）：103-108.)。

第二，地理环境只是决定生产力性质，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的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只有文化本身决定地理环境的真正价值。地理环境性质起主要作用地决定生产力性质。“人是从周围的自然环境中取得材料，来制造用来与自然斗争的人工器官。周围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着人的生产活动、生产资料的性质。”生产力的状况倒是被文化符号曲折反映了出来。例如在陶器装饰中最初只有正方形、十字纹、锯齿纹等直线和折线，在铜器时代出现了金属加工制造的曲线装饰技术，在铁器时代以后出现动物的图形。社会人和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用一句话概括非常合适“出乎寻常地变化多端的”。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每发展进步一次，两者的关系就变化一次。自然环境由于它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使之成为人类历史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因素(［苏］普列汉诺夫，Г.В.著.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M］.北京：三联书店，1962：168，171，276.)。

笔者认同，地理环境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的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经常的必要的条件支撑，对社会的发展起间接性影响和制约作用。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来源。地理环境的优劣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地理环境开发和保护的好坏，直接影响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王守春.地理环境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再认识——关于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批判的反思的反思［J］.地理研究，1995，14（1）：94-103.)。自然环境本身不会急剧式和飞跃式改变，不因人类开发利用而发生任何实质变化。自然环境与人类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地理环境决定人类生存；自然环境无限地为人类提供资源，自然环境稳定不变，不因人类利用而枯竭，由人类文化和技术发展可弥补资源短缺。人地协调论实际与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一脉相承的，只是理解角度不同而已，没有本质的差别。正是由于劳动对象的不能动性，以及它在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不可缺性，决定了它必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基础性的作用。

那么，只有文化本身决定地理环境的真正价值。文化地理研究者认为：文化决定环境的估价和发展趋向。人类依靠科学技术影响自然环境，依靠他们对现在和将来环境的价值观念合理调整生态系统，使生态系统从自然景观向文化景观转变过程中健康持续发展。人类以文化为基础评价不同类型的景观，评价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力，预测未来(王煦柽.试论文化地理学的性质和内容［J］.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85，8（1）：4-12.)。其中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是爱尔维修的社会环境决定论。

第三，质疑地理环境决定论，合理认识地理环境决定论，我们需要重新理解环境史。宋正海（2006）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是“资产阶级地理思想”提出质疑，认为地理环境决定论产生并发展于东西方两个伟大时代，基于希罗多德（Herodotus，484-430/420BC）、柏拉图（Plato，427-347BC）、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BC）、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黑格尔（G.W.Hegel，1770-1831）、麦金德（H.J.Mackinder，1861-1947）、李约瑟（J.Needham，1900-？）、普列汉诺夫（1856-1918）、拉采尔（F.Ratzel，1844-1904）、辛普尔（E.Semple，1863-1932）、维达尔（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白吕纳（J.Brunhes，1869-1930）、豪斯霍夫（K.Haushofer，1869-1946）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理解脉络，它在近代受到的批判是人们的误解，地理环境决定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并不相悖，其实大大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宋正海.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J］.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6，26（5）：14-19.)。

谭其骧等（1983）发表了题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创我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阶段》的文章(谭其骧、邹逸麟、葛剑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创我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阶段［A］.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强调了历史地理学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人类社会发展任何阶段都与一定的地理条件相关联。我们既不能做“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也不能是“地理环境虚无主义”者。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为地理学指导，正确认识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同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考察历史上的人地关系，全面地评价人类改造自然活动的影响，为今天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提供有参考价值和历史借鉴或经验。谢觉民（1991）特别强调对人文地理学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的重要性。他在分析人文地理要素的分布和形成时，不是单纯论述某一因素的作用和影响，而是从自然环境、历史因素、经济、交通以及国际政治关系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他多次强调进行综合分析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环境决定论”、“或然论”等片面性谬误(李为.介绍谢觉民著《人文地理学》［J］.地理科学，1991，11（4）：389-390.)。

日本近代国粹主义代表人物志贺重昂在他的代表作《日本风景论》中，通过展示日本特有的岛国地理环境，再现了“洵美”的日本风景，揭示了日本“卓绝万邦”的国民性，为日本民族优越意识寻找可靠依据，当然也表现出对近邻国家的轻蔑之情和殖民扩张意识(戴宇.志贺重昂“日本风景论”简析［J］.史学集刊，2007，（1）：38-43.)。文明史学用社会学的观点研究历史空间并在叙述上采用“史论体”，用因果分析法探讨“历史之性质”与“历史之精神”并采用章节体叙述；文明史学倡导科学的质疑法，在空间范畴上引述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使其在历史认识论与方法论上区别于传统史学(郑先兴.社会学与章节体：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晚清民初文明史学理论的构建之一［J］.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5，25（3）：27-30.)。把自然环境作为人文现象的基本原因和驱动力是环境决定论的核心，这为地缘政治学从地理中寻求政治权力来源提供了合理的决策依据。

而人—地关系的可能论（或然论）思想认为人文现象的驱动取决于机遇和人的选择，文化、技术和组织形式等都可以作为中介影响人—地关系发展链条(孙相东.地缘政治学与环境决定论［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44-49.)。

在全球一体化和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我们需要重新理解环境史。恩格斯致乔·威·兰普卢信笺中提到，“自然和历史——这是我们在其中生存、活动和表现自己的那个环境的两个组成部分”(［德］思格斯.恩格斯致乔·威·兰普卢，1893年4月11日［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63-64.)，环境史从人与地理环境的互动角度分析人类事物(高凯.20世纪以来国内环境史研究的述评［J］.历史教学，2006，（11）：77-79.)。以前的历史学只研究人类事物本身，将人类之外的自然世界排除在视野之外，俨然自然世界不存在。1960年代环境史扩大了历史研究范畴，提供了观察历史的新思路和新视角，为重大历史事件和理论问题重新做出有自然环境参与进来的解释(高国荣.环境史及其对自然的重新书写［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22（1）：124-133.)。罗姆（A dam Rome）认为环境史可以大大丰富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增加历史研究的空间新维度，开辟历史研究的新思路，对传统课题提出新解释，环境分析应该成为历史研究和地理研究的基本方法(A dam Rome，“What Really Matter in History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s on Modern America”，Environ-mental History，vol.7，no.2（April2002），Pp.303-318.)。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人地关系演进。区域自然条件是一切历史时代人类的共同基础。从气候、位置、地形、土壤、植被等自然条件，到人类集团本身都构成区域，人类在地表所建造的一切营造物都体现明确的区域性和基础作用。按着W.G.伊斯特的观点来说，区域自然条件包括其内部特定的生活方式(W.G.伊斯特的地理历史学叙述作为环境论来说，也是与环境决定论相对立的环境或然论。他著有《历史的地理背景》（East WG.The Geography Behind History.London：Thomas Nelson ＆ Sonsltd.，1994.）。参见［日］菊地利夫著，辛德勇译.历史地理学的绝对空间叙述形式——《历史地理学导论》选载之九［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3）：159-187.引文见第163页。)。受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所形成的人文环境双重限制，人们在开发利用自然环境中创造、产生、发展、传授、传播文化(王煦柽.试论文化地理学的性质和内容［J］.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85，8（1）：4-12.)，使一定地域的文化特点较之另外一个地域不同。柴尔德以食物生产经济的确立称为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开始。新石器时代革命与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20世纪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完全不同，它产生于人类社会系统内部，是经济与社会生活完全交织在一起的反映。新石器时代革命，从依存经济过渡到生产经济和从一种类型过渡到另外一种类型，即从依存经济过渡到生产经济，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本质发生变化。世界各地狩猎一采集群体的平均规模是50—100人，而农业群体的平均规模是100—150人，其上限到350—400人，从狩猎—采集群体向农业群体的演进是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的。随着聚落与人口密度的增长而社会逐渐融合，聚落间自然、社会与文化的相互作用增加，使更大程度融合的民族聚落得以初步形成(［苏］弗拉摹米尔·卡博，黄其煦译.食物生产经济的起源［J］.农业考古，1988，（1）：96-109.原载Gurrent AnthoPology，1985.12 Vol.26.No.5.PP.601-616.)。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地关系具有自然环境对心理与生理的直接影响、自然环境供养能力的影响、地球有限脆弱需要可持续发展这三次飞跃。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经济社会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人地相互作用表现完全不同的特征(李大勇.论人地关系思想史的演变［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21（4）：86-87.)。欧美近代化的过程中，地理环境对于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发展及人思想文化形成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杜国明.试论地理环境在欧美近代化中的重要作用［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6，18（1）：22-25.)。除了地理环境的基础作用以外，文化发展的外部动因有政治因素、地域、经济和技术等因素，伴随着生产力的演进和发展，他们对文化发展的推动力呈现递进和叠加关系。例如在人类社会的原初阶段，地域对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使地域文化的性质和主要特征具有“模具”成型的原点作用。20世纪前后信息革命以来，技术成为影响社会文化发展的最重要外部因素(陈占彪.试论文化发展的三大外国［J］.中华文化论坛，2006，（3）：131-138.) 。当前和谐社会建设中存在人地关系压力增大、资源承载力超载、区域发展不公平、人地矛盾、社会系统不稳定等问题。基于人类发展需求，深刻分析人类需求结构、活动结构以及地理环境、区际关系等影响因素和人类需求结构的牵引力，将人与地、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三对范畴统一起来，才能在理论和实践上更好构建和谐人类社会、可持续地球与适应全球环境变化(明庆忠.人地关系和谐：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一种地理学的视角［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2（6）：114-12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已故吴传钧院士认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由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两个子系统交错构成的复杂的开放的巨系统，内部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功能机制。在这个巨系统中，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两个子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相结合，就形成了影响人地关系发展变化的机制。(吴传钧.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J］.经济地理，1991，11（3）：1-6.)地理学的研究核心是人地关系和人地系统。人地关系和人地系统的理论研究是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和谐（Harmony）社会实践应用的基础(赵明华，韩荣青.地理学人地关系与人地系统研究现状评述［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4，23（5）：6-10.)。人地关系是“指人类社会不停地向前发展，人类为了生存的需要，不断地扩大和加深改造与利用地理环境，增强适应地理环境的能力，改变地理环境的面貌，同时地理环境也更加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活动的地域特征和地域差异。”(人文地理学编写组.人文地理学［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12.)人地关系泛指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人地关系理论是人文地理学与自然辩证法的交叉部分。近现代的人地关系理论主要有决定论和非决定论两类(杜国明.人文地理学、自然辩证法与人地关系理论的发展［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3（5）：110-112.)。人类最先把自然环境和自然现象看成主宰人类的“上帝”；随着人们对人地关系认识加深，人们终于意识到人可以战胜自然，人可以利用自然，人与自然环境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人与自然是平等的，人需要与自然和谐共处。为规避人类经济发展进程中严重破坏的环境，兼顾现代人和过去人群、未来子孙的利益，兼顾局部人群和区域的利益与全人类和整体地理环境的利益，就是兼顾人与自然的双向利益，以合作共赢为基础于是诞生了可持续发展观的人地模式(张世禄.人地关系思想发展论略及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J］.渝西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3（2）：93-96.)。

东西方之间人地关系的差异。以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和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为代表的西方科学理性主义者提出“驾御自然，作自然主人”的机械论思想，几经工业革命，创造了人类历史征服自然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潜藏着巨大的自然生态危机。由于神圣创造的自然环境，人只是其中的一“分子”，而不是主宰，以道教为代表东方的宗教教义以“道”为根本，三气五行八卦皆含道性，认为平等对待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是人类的神圣使命。例如道教提出人类应“视天地当复长，共传其先人统，助天生物也，助地养形也”(王明.太平经合校［M］.北京：中华书局，1960：36.)，主张“任物自然”、“因应物性”、“天道自然无为”，所有的自然物应该“自足其性”以维持生物的多样性，保持自然与人类的发展平衡(李明媚.旅游与宗教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博士论文，导师：汪榕培，2011：129-133.)。在西方文化的主导下，人地关系严重失调，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人类生存的安全，挽救的办法就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融合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首先要按照中国的哲学思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朋友，彻底改恶向善，彻底改弦更张，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幸福地生存下去(季羡林.人文地理学与天人合一思想［A］.谢觉民主编.自然·文化·人地关系［C］.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1-15.)。从整体上看，考察“天人合一”的思想的丰富内涵，可厘定为“尽心—知性—知天”的内省察路线、“制天命而用之”的外行动路线、阴阳五行的宇宙系统论路线、“通天下一气”的宇宙生成论路线、“道通天地”的本体论路线五种分支路线(康中乾，王有熙.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天人合一”的五种思想路线［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0（1）：43-52.)。总之，人不能独立于自然而生存，人是自然的产物，人与自然必须统一在共同创造的世界基础上。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多元共存是发展之本(王春玉.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思考［J］.理论学习，2005，（1）：35-36.)。

人类必须科学地认识自然并按照自然规律改造自然，适应自然。20世纪30年代，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生态伦理之父奥尔多·利奥波德（1887年1月11日—1948年4月21日），在他的名著《沙乡年鉴》中系统阐述了整体性的大地伦理学思想。他把自然生态系统理解为一个“大地共同体”，每个人只是这个共同体的一个成员而已。他提出了一个整体主义的价值原则：“一件事情，当它有助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它即是错误的。”(［美］奥尔多.利奥波德著，侯文惠译.沙乡年鉴［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13.)美国著名环境伦理学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从自然价值论出发，系统地阐述了一种以尊重大自然的客观价值为基础、非人类中心论的环境伦理学(［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著，杨通进译.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他认为生态系统不能认为是部分价值的简单总和，不能从生态个体上理解其价值所在。生态系统在整体上具有的一种非凡的“创造性”能力，创造万物，创造大自然，这是其内在的系统价值所在，也是人类常常忽视的。人类必须与自然界承受力相适应，人类各种活动不能以部分为出发点必须以自然环境的整体为出发点，人类的生产和消费必须以最小的环境和资源代价，人类活动必须遵循自然发展规律，协调人与自然发展，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证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与和谐共处(陈永林，吴磊.从人地关系探究和谐社会的构建［J］.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6，（4）：32-33.)。应以地理学和生态学思想相结合，应以哲学思想和环境伦理学为更高指导，解决人地关系矛盾问题才有出路(［1］李金霞，海鹰.对人地关系的再认识［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4（1）：63-66.［2］王春玉.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思考［J］.理论学习，2005，（1）：35-36.)。只有人们深刻把握地理环境—“地”，地理学的道理、规律和理论—“理”，人类的各种活动—“人”、人文地理的哲学观—“哲”四者关系，综合理解运用，才能有力推动地理学发展(曹诗图.学术随笔大家风范——《王思涌文化地理随笔》评介［J］.人文地理，2011，（3）：159-160.)。

子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大学》里的这句名言至今发人深省。笔者大概将其翻译了一下，意思是要将真善美深入人心，就要先治理好我们的国家。治理国家的基础是要使每一个家庭和谐幸福，而要使一个家庭和谐幸福，就要努力将人的内在性格和文化心理中丑陋而浅薄的、与真善美相对立的东西摒弃，使每个家庭的人都趋向成为崇尚真善美的品德高尚的人，并将这一思想贯彻到每时每刻的行动中，这就是修身养性。要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首先就要求每个人的心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纯洁无邪。要做到纯真朴素，就要求每个人用真善美的标准来立身行事，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既不自欺，也不欺人，也就是诚心诚意。要做到诚心诚意，就要对世界和宇宙的万事万物的真理穷追不舍，把每一个事物的真、善、美的道理弄明白，只有这样，我们才会达到我们的目标，做一个真诚无私品德高尚的人。

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对人文社会科学等非功利的学科知识缺乏兴趣，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知之甚少，对世界文化了解不够，缺乏历史观念、地理观念、民族认同感和广阔胸怀。大学生道德素质下滑、人文素养欠缺的问题日益突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正在“大学之人”的身上快速流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文化地理学的重要作用益发的突显出来。文化地理学主要从社会性、区域性和综合性的角度来研究人文现象，深刻揭示人文活动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内涵。文化地理学能把地理科学知识所具备的内在文化价值转化成为有益于社会和个人的实用价值，让学生具备较多的地域文化知识和一定的环境审美能力，从而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和高品位的精神境界(孙特生，袁天凤.高师人文地理教育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21（4）：118-121.)。文化地理学无时无刻不涉及到时空，关注生活在其间的活生生的人。它将视野从狭义的家乡社区、所在省份、国家，投放到了整个地球甚至是宇宙空间，从而引发学生时空观念的变化，使他们从专注于身边的事物拓展到人类视野所能及的更广阔的纵横领域（图9-2，图9-3）。

当今社会正处在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需要打破各国各地区封闭的经济格局，意识到任何国家或地区都只是全球经济和市场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个体、地区或国家都必须参与全球范围竞争。学生通过学习文化地理学了解到全球各地区各国家之间的区域差异，增强比较视野、家园观念、身份认同、全球观念和国际意识。人类进入工业革命以来，人口数量短期快速增长产生“人口爆炸”，同时出现资源枯竭、能源危机、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当今人类面临如何创造一个健全的生态过程、人类如何利用自然改进文明体系、用文化控制人口系统等挑战性的问题(王煦柽.试论文化地理学的性质和内容［J］.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85，8（1）：4-12.)。只有以人为本，依据可持续发展原理，利用高新技术探寻替代资源，降低能耗和资源消耗，走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道路，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我们才能在绿色文明中自己拯救自己。文化地理教育突出培养和谐的人地观，强调人类应当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去利用和改造“地”（地理环境），妥善处理人—地互动逻辑关系。(陈澄，樊杰.地理课程标准解读［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同时，引导人们以积极主动参与的态度和宽容理智负责的行为倾向对待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事务，加深对“人与地理环境应相互协调、和谐共处”(孙根年.地理课程改革的新理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的理解，并从自身做起，将可持续发展观念转化为实际行动，保护环境，保护我们生存的“家园”空间。生命审美教育所凭借的主要手段是生态系统中的人与自然、自然各生态与系统之间关系之美，体现了“共生性”、“家园意识”与“诗意地栖居”的基本特征。它不是物质性的虚体之美，不是精神性的实体之美，而是人与自然相互关联时空中的“诗意栖居”的“家园”之感(曾繁仁.试论生态审美教育［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4）：11-18.)。

从点线面角度认识新的文化地理学，对减少青少年文化缺失具有“补钙”的作用，它可以使我们产生内在的时空感和历史感，使我们神游于世界，不至于迷失在空虚的现实中。学习文化地理学，可以说是对青年人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心灵做一次洗涤。文化地理学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塑造学生一种家园意识和高尚品格。一个民族的财富不仅在于他有多么强的军事实力或者经济实力，更在于其文化软实力。真正维系一个中华民族的生命，真正能够使一个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是这个民族的内在文化和凝聚力。这个民族的文化能够传承下去，能够生根，能够化为我们个体生命的一部分，主在于深刻的文化认同（图9-4，图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