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学的萌芽

秘书工作源远流长，以杨剑宇先生的《中国秘书史》的观点，“我国部落联盟昌盛时期，已经形成了社会组织的领导部门，有了原始文字，原始的公务活动记录，有了专事记录的人员，出现了秘书活动。”^[2]然而研究秘书活动的学科的形成，却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在秘书学范围内，理论研究起步最早的应该是秘书活动中的公文写作。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许多学者开始对公文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研究，曹丕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陆机的《文赋》、任昉的《文章缘起》等都涉及公文理论。这些论著对公文的文体源流、演变、使用、写作技巧、要求、语言风格等进行了研究，初步构成了我国古代公文的理论体系。与此相对的，以秘书，即使是名实不符的秘书为主体的研究，却是非常零星的。称得上是一门学问的，并且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是清末的幕学。由于幕学的研究对象与秘书学的研究对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我们一般认为现代秘书学发端于清末的幕学。

幕学是幕友佐官为治所必备的行政知识和技术，须经专门学习才能获得全部学识。因学宗申（不害）韩（非）刑名权术，遂统称“申韩之术”。幕学自成体系应该在清中后期，幕友的盛行是幕学产生的基础。

清时期的幕友是清代的地方官自行聘请的佐治人员，非官非吏，无品无位，因主官视之如友，故称“幕友”。清朝延请幕友的做法在清代地方官中非常普遍，自督抚而至州县，少有例外，在州县之中“剧者需才至十余人，简者或以二三人兼之其事”^[3]。特别是1723年，在雍正下谕允许各省地方官员聘请幕友之后，幕友群体日趋庞大，幕友的职掌几乎涉及官衙中所有的日常事务，幕友制成为清朝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为人作幕在清朝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培养幕友、传授佐治的技能成为一种社会需求。这种社会需求就成为幕学产生的“土壤”。一时间，幕学成为士子追求出路的一门学问。

传授幕学的途径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家传，也就是父传子、兄传弟。民间大量涌现的家传“秘本”便是传授幕学的教本，这类“秘本”一般为手抄笔录，私相传授，正是这种传授方式使得幕友具有典型的地域化、家族化倾向。^[4]其二是兴办幕馆。由于幕友被广泛地需求，家族私传已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的需要，于是清中后期便出现以培养职业幕友为宗旨的幕馆，更广泛地传授幕学知识和技能。如保定曾出现专门授受幕学之“习班”。名幕骆照季弟骆文光，即是进“习班”读律者。“甫一月，名越等夷，先后膺直隶定兴、清苑等县令聘，为人幕宾，一时与其兄有‘二难’之目。”^[5]这种进“习班”学幕者称为“班生”或“班爷”，是学幕之正宗。

幕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入幕须知五种》：一为《幕学举要》，系乾隆年间名幕万枫江所著，被称为清代官场的教科书。全书分“盗案”、“命案”、“灾赈”等11目。二为《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系绍兴师爷汪辉祖著述，前者为“尽心”、“尽言”、“不合则去”等40目，后者分“摘唤须详慎”、“批驳勿卒易”等26目，“实为幕学传授心法”。三为《学治臆说》、《学治续说》，亦系汪辉祖所撰，前者上卷分“尽心”、“官幕异势”、“志趣宜正”等63目，下卷分“敬城隍神”、“敬土神”等61目，后者分“官声在初莅任时”、“勿彰前官之短”等50目，为佐理政务体会。四为《办案要略》，系清代乾隆中叶法家老手王阴庭所撰，分“论命案”、“论犯奸及因奸致命案”等14目，夹叙夹议，介绍办案方法与经验，王氏尚有《刑钱必览》、《钱谷备要》、《政治集要》等书行世。五为《刑幕要略》，作者佚名，分“办案”、“斗殴”、“人命”等22目，实为刀笔吏经验教训之谈。《大清律例》与《洗冤录》也是幕学涉猎的范围。另外，一些幕友的书信集，如龚未斋的《雪鸿轩尺牍》、许葭村的《秋水轩尺牍》，由于书信主要往来于幕友之间，其间有大量的为幕之道，也应视作幕学成果。

从表面上看，刑名、司法及其实践是幕学的主要内容，而从实质上分析，佐治才是其核心所在，也是其本质所在。以汪辉祖的《佐治药言》为例，该书是作者根据自己三十余年幕府生涯所积累的经验所成，一直被奉为幕学圭臬，成为习幕、入幕者必读必备之教材。《佐治药言》提出了“佐治以尽心为本”的观点，并以此为纲总摄各篇。同时，阐述了幕府工作的一些基本方法、技巧与务须注意事项。如“正心立品”、“不合则去”、“自处宜洁”、“俭用”、“公事不宜迁就”、“慎交”等，大多教人如何做一个正直、善良、尽心尽责的幕府佐治吏员。也正是从辅助主官的角度出发，幕友与秘书辅助领导实施管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于研究对象的相关性，秘书学从幕学中获得了许多启迪，因而可把幕学视作秘书学的发端。

如果说幕学以入幕者的职业道德、入幕的技巧、方法及相关的专业知识为研究对象，与现代秘书学颇有渊源，那么，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书工作、公文拟制的研究浪潮以及秘书学相关学科如文书学、档案学的诞生，则使现代秘书学进入了萌芽时期。

民国初期，国民党政府屡次修订公文程式，为了改善文书工作和提高行政效率，一批从事或管理文书、档案工作的知识分子和政府人士，将西方行政学研究引入中国，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研究文书和文书工作。从民国初年至二十年代末，根据公文程式法令撰写的专著就有十余种之多。到三四十年代，对文书和文书工作的研究已上升到理论体系，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著作。产生了一批文书学、档案学研究的专著，如许同莘的《公牍学史》、徐望之的《公牍通论》、周连宽的《公文处理法》、陈国琛的《文书之简化与管理》、梁上燕《县政府公文处理与档案管理》等，并在一些学校开设文书课程。

以许同莘的《公牍学史》为例。许同莘所著的《公牍学史》，首次使用了“公牍学”这个名称。公牍是统治者的管理工具，但由于公牍的政治性和相对的封闭性，难以作为一门学问加以研究和学习。清朝至民国初期虽然刻印过公文程式一类的书，但多是介绍公文套路、套语的肤浅陈旧之辞。许同莘首次提出了“公牍学”，系统研究了我国数千年公牍演变的历程和规律，把公文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进行研究，堪称我国对文书学进行系统研究的杰出代表。八九十年代，我国的秘书学研究者在构架大秘书学学科体系时，也大多把《公牍学史》作为专项秘书史最典型的例证。

随着文书学的产生，档案学的研究也逐步开展。受国民党政府机关推行的“文书档案连锁法”的影响，当时公文的处理与档案管理的研究往往是统一进行的。许多著作既研究文书处理程序，又研究档案管理程序，如程长源的《县政府档案管理法》、何鲁成的《档案管理与整理》、龙兆佛的《档案管理法》、傅振伦的《公文档案管理法》等。

文书工作和档案管理工作是秘书人员的标志性工作，是秘书实务的有效组成部分，是秘书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文书学、档案学与秘书学关系密切，应该说，这两门学科的形成也使秘书学进入了萌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