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工作研究

秘书学的产生比文书学整整晚了半个世纪，而产生的起点与文书学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政府对机关秘书工作的重视，引发了对公务秘书的培训和研究，秘书工作研究领域吸引了一大批实际工作者和高校理论研究者的目光，1982年2月18日《光明日报》载文提出建设新兴学科“秘书学”，可以说是秘书学产生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诸多秘书学教材对秘书学的产生有过论述。中国高教秘书学会副会长、老一代的秘书学研究者常崇宜在《当代秘书学科发展简述》（《秘书》2005年第5期）中回顾了与秘书学科产生关系比较密切的事件：一是高校秘书专业的创办；二是秘书学会与学术活动的兴起；三是相关评奖活动的开展；四是秘书杂志的出版；五是秘书著作与教材的出版。笔者以为这些事件不仅仅与秘书学科关系密切，其本身印证着并同时促进了秘书学科的产生。

学科，基于创生和发展的分析，我国学者陈燮君从创生和发展的角度对学科进行分析，提出了学科创生的五大指标体系，它们是：特有的学科定义和研究对象；学科应是时代的必然产物；学科创始人和代表作；精心营建的理论体系；独特的研究方法。下面试结合秘书学的产生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秘书学的产生是时代的必然产物。新兴学科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学科自身的矛盾运动，另一方面是出于社会需要，而后者往往占据主导地位。因为，没有任何实际社会价值的学科不会有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而秘书学正是应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需求的呼唤，为了研究的方便和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而产生和形成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在新的时代环境下，领导者对秘书辅助和服务的要求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为提高，秘书活动形态发展比较健全的党政机关，首先意识到了提高辅助管理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需要一大批新一代的秘书人员充实各级军政机关和各类事业单位，原有的秘书人员为了适应新时期领导工作的需要也得进行知识更新。另一方面，原有的师傅带徒弟的秘书培养方式和仅凭经验办事的秘书工作模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因此，加强秘书业务培训和秘书教育被提到议事日程。当时党政机关委托高等院校举办秘书培训班的现象相当普遍。而为培训所编写的讲稿就孕育着秘书学的基本理论。有关资料表明，现代最早面世的秘书工作著作（不包括纯粹写作和文书学著作）是江苏的曹晋杰等编写的《秘书工作基本知识》和吴容编写的《秘书工作和机关应用文讲稿》。前者是江苏盐城地委和行署委托盐城师专举办秘书培训班所使用的讲稿，1981年作为内部教材印了1万册，影响较大。后者是为南京大学中文系开办的秘书培训班所编写的讲稿，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开设秘书工作培训班的同时，为适应社会的需要，各高等院校开始设置秘书专业，且是一哄而上，迅速成燎原之势，从80年代初期，复旦大学分校、江汉大学等几所院校开设秘书学专业后，到1985年，设置秘书学专业或秘书学课程的高等院校已有120多所。^[6]高等教育在秘书学发展中的地位问题笔者另文已作专论。^[7]

随着秘书工作特别是党政机关秘书工作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以1985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座谈会为标志，秘书工作有了新时期的指导思想并强化了参谋、信息职能，秘书工作的理论水平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也就更迫切地需要秘书学科发挥更高层次的指导性作用和范型作用。

回顾历史，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秘书学产生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在学科创生的指标体系中，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是秘书学产生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和条件。

其次，秘书学科的学术准备基本完成。人类千百年来创造的知识体系就是由众多不同的学科所组成，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和自身的任务，即在一定范围内研究客观世界的现象，探究其发展变化规律。在此研究进程中，不同学科间要求相互融合、渗透，出现了新的生长点并最终繁衍为新兴学科。秘书学正是融合了多学科知识而繁衍出来的新兴学科。

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教学的需要，正式出版了一批秘书学教材，如翁世荣编著的《秘书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张金安、常崇宜主编的《秘书学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千弓等主编的《秘书学与秘书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这些著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秘书学的学术水平。这些教材现在看来虽然比较简单、粗糙，尤其是秘书学理论部分有太多的空白，但在秘书学的产生过程中，其地位却无可替代。特别是1985年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李欣的《秘书工作》的出版，更是被视作“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性标志”。^[8]

任何一门科学，因受学科对象的规定，都有其特定的研究领域。根据为秘书学学科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董继超的提法，秘书学的研究领域可界定为四个区域，即秘书史、秘书理论、秘书业务和秘书技术。以这四个区域来审视当时的秘书学著作，我们发现：

秘书业务体系初步形成。学科的形成往往源于某一领域研究问题的集合，秘书学科初步形成就是基于对秘书工作业务的研究。党政秘书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最初构建的秘书学学科体系的重头，如调查研究、文件处理、会议工作、信访工作、保密工作、机关日常事务工作等构成了翁世荣和王千弓秘书学的主要内容。而张金安所编的秘书学的重点在公文及其写作上，从结构上看，由秘书篇、公文篇和写作篇构成，与“秘书学概论”有一定距离。事实上，经过二十年的发展，翁世荣和王千弓所涉及的秘书工作业务依旧是秘书实务的核心组成部分，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前进有所发展。从秘书学学科的产生，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秘书学是比较典型的经验性学科。对秘书工作业务的抽象和概括、总结和研究直接导致了秘书学的产生，也为秘书学留下了许多先天的局限。

中国秘书史有了雏形。秘书史主要研究秘书活动起源、形成和发展演变的过程，总结秘书活动的历史经验，探讨秘书活动的发展规律。它是秘书学学科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翁世荣、王千弓、张金安等各自所著的秘书学著作中对秘书工作或秘书制度的起源和沿革有专章论述，虽然比较简单，但也可以看出中国秘书史的雏形。

秘书理论有了简单的表述，但缺乏系统性。秘书理论指关于秘书现象、秘书活动和秘书学自身的理性认识成果。它包括基础秘书理论，即研究秘书学自身的理论，如秘书学的学科对象、逻辑起点、知识体系、相关学科、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和历史演进等。也包括应用秘书理论，即研究秘书活动及其构成要素的理论，如秘书活动的性质和特点，秘书活动的职能和效率，以及秘书活动的主体、秘书活动的对象、秘书活动的空间和秘书活动的媒介等。这部分内容在秘书学学科体系中举足轻重，许多研究者认为，秘书理论的研究成果直接影响着秘书学的发展水平。而这部分对秘书学来说，也是最薄弱的环节，这种弱势在秘书学一产生就表露出来了。上述第一批秘书学著作除了对秘书活动的主体——秘书人员的素质均有专章论述外，秘书理论基本上依靠绪论来体现。^[9]这些著作明确了秘书、秘书工作、秘书机构、秘书学等基本概念，对秘书工作的特点、秘书机构的职责、秘书学的对象与性质及研究内容、方法有了最基本的阐述，虽然比较粗糙，且有些零星，但毕竟有了独立的学科定义和学术概念，且其中的某些理论观念产生了悠久的学术影响。例如王千弓等主编的《秘书学与秘书工作》中对秘书工作特点——五组对立统一矛盾的概括以及对秘书学研究对象和性质的认定就具有较强的独创性和正确性，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但从总体上看，与有相对独立的概念体系、原理或定律这一学科标准相比，其不足也非常明显。正是因为系统化的原理和概念体系的缺失，一直到90年代后期还有人质疑秘书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

秘书技术有了初步提炼。秘书技术是指秘书人员用于处理事务的方法、手段和技能。在现在的秘书学学科体系中属于秘书方法论。在最初的秘书学著作中，秘书方法论已经引起了学者的重视，王千弓的《秘书学与秘书工作》对秘书的工作方法作了专章论述，但更多的关于秘书方法论的内容是融合在秘书业务工作中的，尚未进行系统的分离，自成体系就更谈不上了。

以上所述，80年代中期，在实践需求的推动下，秘书学学科的学术准备已经初步完成，但存在明显不足。

第三，出现了一批在全国比较有影响的学科创始人和代表作。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秘书学研究者，他们中有长期从事机关秘书工作，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和较高的理论水准的机关秘书部门领导人。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常务副局长李欣、原武汉市人民政府秘书长王千弓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李欣所著的《秘书工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奠定了其作为秘书学开创者的地位。该书对秘书工作的概念、秘书工作的内容及其特点、秘书工作的作用、秘书工作的若干重要原则及当时秘书工作的趋向、秘书工作的组织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杨尚昆同志在序言中指出的：“此书有理论性概述，有历史回顾，也用较大篇幅介绍了秘书领域各项工作的基本做法，因而可供实际应用参考，亦可作教学研究参考。”王千弓既长期担任过政府秘书部门的领导人，同时又是原江汉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且正是在他担任江汉大学校长期间，江汉大学与上海大学文学院一起率先开设了秘书专业，同时出版了其代表作《秘书学与秘书工作》。除了这一类型的学科创始人以外，高校相关学科的研究者们也以其敏锐的学术嗅觉投入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构建，如上海大学文学院的翁世荣教授、成都大学的常崇宜教授都以专著的形式构建了秘书学的课程体系。历史表明，80年代中期，已经出现了一批秘书学科的代表人物及代表作。

经验性研究是秘书学产生时期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这种学科方法与秘书学的性质及研究内容密切相关。对这种方法的评价，本书将在第五章中论及。

秘书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重视行政效率的时代背景和高等教育促进了学科的诞生，同时学术准备的不充分也为该学科的发展留下了诸多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