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学研究方法成果述评

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中期，即秘书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创建之初，很少有人去总结秘书学的研究方法。最早出现的具有代表性和广泛影响的秘书学著作，如翁世荣编著的《秘书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千弓等主编的《秘书学与秘书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基本上没有正面涉及秘书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可以说，秘书学的研究方法在学科创建之初基本上是空白。唯一有的共同的认识是“秘书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这个特点决定了秘书学理论的研究，应该走与实践密切结合的道路。简而言之，就是要立足于实践，着眼于应用”。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秘书学著作开始关注学科的研究方法问题。该时期主要研究成果及特征是：

1．研究方法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强调开展秘书学的研究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刘祖遂的《通用秘书学》、刘登山的《秘书学教程》、马志嘉的《实用秘书学》等在论及秘书学的研究方法时，都持此观点。刘祖遂指出，“我们在学习研究中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研究秘书学，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我党秘书工作的优良传统。研究秘书学，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97]马志嘉的《实用秘书学》强调：“我们的总结必须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渗透到秘书工作的具体实践中去，使秘书工作的具体实践能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秘书工作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我们成功地进行秘书学研究的正确方针。”^[98]现在看来，强调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研究方法的根本原因应该是时代原因。当时的秘书工作是单纯的“社会主义秘书工作”，且必须“严格划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在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对一门以与党政工作及领导工作密切相关的秘书工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入较多的政治色彩也是不足为怪的。

2．开始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当时最热门的新学科的方法来研究秘书学

以翁世荣主编的《现代秘书学》为代表。他们提出“在秘书学研究中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当代新学科的方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并对此作了具体说明。比如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秘书工作是人们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建立起来的一种人工系统，这个系统包括两个子系统：参与政务和办理事务或者说文书工作和行政工作。运用信息论的方法研究秘书工作就要把秘书工作视为一种信息系统或通信系统……研究这个系统处理信息的方法和过程，从而建立秘书工作系统最佳的通信模型——在有限的信道中以最大的速率传送最大的信息量，以达到提高通信系统的效率即秘书工作效率的目的”。^[99]在学科发展之初，提出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理论作为秘书学的研究方法，无疑具有创新意义，为秘书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途径，只是在具体的运用中比较生硬，且秘书学研究者中能真正掌握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理论并融会贯通，以之为工具来研究秘书学的人并不多，“三论”是否成为秘书学研究的有效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证。

3．提出秘书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以董继超主编的《公务秘书学》为代表。该著作开始全面而系统地关注秘书学研究方法，在秘书学研究方法的构建上有自己独特的地位。作者认为：“秘书学的研究方法是多种多样而又有层次的。按其普遍性程度来划分，秘书学的研究既要遵循基本的研究方法，如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又要运用一般的研究方法，如观察方法、试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等；还要采取与秘书学相适应的特殊研究方法。”^[100]该书提出了秘书学研究方法的不同层次，并根据秘书学的学科对象和性质以及新学科发展的一般过程，提出了事实积累法、经验分析法、案例研究法、试验证实法等四种方法作为秘书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具体地说，事实积累法就是必须占有大量的科学事实，在此基础上，对材料加以整理，才能从中抽象出秘书学理论。经验分析法就是从已占有事实和知识出发，对研究对象进行比较和分析，使其成为有条理的、较系统的、有某些联系的经验知识。案例研究法是通过大量的、具体的秘书活动事例进行比较、分析、综合和归纳，从中抽象出秘书活动的一般规律。试验证实法是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去验证理论，进而完善理论。

从90年代至今，秘书学的研究方法继续为研究者们关注，人们开始进一步探究秘书学的研究方法：

1．经验总结法

钟辉主编的《现代秘书学概论》指出，“经验总结法，就是从总结我们党的秘书工作经验入手。我们党的秘书工作经验是极其丰富的，特别是建国三十多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许多适合我国国情的成功经验，从而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为保证党的各项领导工作的顺利进行，起了应有的作用。……总结我们自己过去的经验，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秘书学的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和本源，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01]

2．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借鉴法

饶士奇、曾诚主编的《秘书学概论》指出，“秘书工作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尽管我国古代的秘书工作是为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具有很强的阶级性，但我们应当研究、鉴别，并加以批判继承……对我国古代秘书工作的历史发展，包括秘书机构的设置、秘书官吏的选用和秘书工作制度等等，都应当认真地加以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国外的秘书工作也应该了解和研究。各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不同，国情不同，当然不能简单照搬。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国外对秘书人员的培养、办公自动化和高效率的管理工作等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择善而从。”^[102]向国敏在《现代秘书学与秘书实务新编》中提出的“纵横比较法”也表达了同一意思。^[103]

3．科学抽象法

科学抽象法，就是抽掉某一类现象非本质的次要的标志，通过思维引出其固有的最本质的特点并加以概括。秘书学研究必须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对大量秘书现象进行概括，确立和形成秘书学概念和范畴体系，以便运用这些概念和范畴来指示和阐明秘书工作和秘书活动的客观规律，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秘书学体系。^[104]

4．归纳法与演绎法

秘书学研究从大量的秘书工作的实际职能中归纳出“协助领导，综合服务”的普遍规律；再由此出发演绎为对各项秘书工作的个别要求。从大量的会议中归纳出会议的种种元素；再根据这种概括演绎为组织某个会议时的指导原则。缺乏归纳，连最简单的秘书学概念也无从产生，缺乏演绎，任何概念、规律都将失去其理论的指导价值。可见，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105]

5．分析法与综合法

在庞大的秘书工作系统中，包含着许多方面，各个方面又包含着许多具体环节和要素。没有对个别环节、要素性质功能的具体分析，就不可能从中归纳出最基本的概念，也不可能对事物整体有深切地把握；但如停留在个别要素的认识上，不通过综合去把握整体，也无从了解个别环节、要素在整体中的地位作用，个别分析判断难以深入下去。在秘书学研究中，站在宏观的高度去进行微观分析，从微观分析入手去对秘书学原理进行宏观综合，是保证秘书学研究的科学性，避免犯形而上学的错误的重要保证。^[105]

6．运用其他学科的先进方法研究秘书学

运用其他学科的科学原理与先进方法进行秘书学的研究可以少走弯路，也容易取得成果。如有人以控制论原理来解释秘书工作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以管理学中的“五大职能”来阐述秘书的计划、组织与协调职能；以系统论的原理来探讨办公处理程序；以传播学的原理来阐明秘书信息工作如何提高效率等等。^[107]

从以上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以后，如同秘书学没有像人们预计的有了质的飞跃，关于秘书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同样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