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秘书学方法论研究中“一般”与“个别”的问题

秘书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具体的研究方法主要通过教材这一载体体现出来，集中探讨的论文数量较少，从秘书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中，重视一般的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如唯物辩证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归纳和演绎的方法等等较多，也有人主张应该着重探讨秘书学所特有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这两者并不矛盾。

一、秘书学方法论体系的构建

正如巴甫洛夫所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秘书学要存在和发展，不仅要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更应重视研究方法的探讨，建立与当代秘书学相适应的方法论体系。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大多数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一般由三个层次构成。研究方法的最高层次是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即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这是作为指导思想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概括了方法论的基本原理；其次，逻辑学提出了一般科学研究方法的最根本的分类：归纳法、演绎法和类比法等等；最基础层次是具体的学科研究方法，如统计法、调查法、分析法等，均属于操作层次。在秘书学研究的初级阶段，用一般科学研究方法运用到秘书学，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途径。

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秘书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对整个研究起着基本定向作用。“哲学以具体科学为基础，而具体科学则以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活动，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某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进行的，缺乏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科学家就会失去工作的方向并出现思想混乱。”^[108]

科学的秘书学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哲学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人类思想的最高境界，是思维创新与学术创新的源泉。包括秘书学在内的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如果要达到本质的规律性的深刻认识，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指导具体的工作实践，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分析与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是对世界上各种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抽象。认识秘书学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首先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对秘书工作由浅入深的、由部分到全面的、由表象到本质的认识过程。在这一层次的方法论中，理论联系实际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秘书学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认识方法和研究方法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容易把马克思主义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方法论代替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推向绝对化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们应该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精神实质有科学的理解，并把它作为秘书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而不是用它来代替秘书学的具体研究方法和特定的方法论，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对于秘书学研究的巨大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科学的逻辑方法是人们正确思维和准确表达思想的重要工具。也是一般学科的重要研究方法，逻辑方法在秘书学研究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1．归纳法和演绎法

归纳是从个别事实走向一般的结论，演绎是从一般原理走向个别的结论。在人的认识过程中，归纳和演绎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在秘书学研究中，归纳法和演绎法被大量使用着，也可以说是秘书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在研究秘书工作活动中，用归纳法将个别事实上升为一般结论，一直是秘书学研究者努力的方向。例如：对秘书工作性质、职能等问题的认识，大都是使用归纳法产生的结论。演绎法通常用比较成熟的一般原理，去指导秘书学研究中的个别结论，如以“三服务”的基本原理来指导秘书工作实践等等。

2．类比法

类比法是利用事物之间某些相同点或相似点，而推导出另一些相同点或相似点，这是一种由特殊到特殊或从一般到一般的推理方法。在秘书工作研究中，经常运用类比的方法，如两个国家秘书工作的比较，不同时代秘书工作的比较，不同类型的秘书工作的比较等。向国敏在《现代秘书学与秘书实务新编》中提出的“纵横比较法”实质上就是一种类比方法。张岫莹在《当代秘书学》提出的三种不同的比较角度，即一是在一个国家的秘书工作内部作水平比较，可在工业秘书、商业秘书、党务秘书、政府秘书等之间比较，从比较中找出其间的联系与区别以便把握各自的本质和特征。二是从历史的角度对古今秘书工作作纵向比较，从比较中掌握秘书学的发展规律，以继承好的传统，预测出今后的发展动向。三是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的秘书工作中作横向比较，从比较中看出各自的特色，为我国的秘书学研究提供多种参照系。这三种角度的比较从逻辑方法上看，也是一种类比。

3．分析和综合法

分析是把认识对象分解为各个方面、各个部分来分别进行考察的方法，分析的过程是思维活动从整体到部分的过程。综合就是在分析的基础上，把认识对象的各个方面组合成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的方法。如张岫莹在《当代秘书学》中所分析的，秘书学研究离不开分析法和综合法。

4．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

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是属于操作层面的，如统计法、调查法、实验法、观察法、历史法等等，这些方法也是秘书学常用的研究方法。如笔者就运用典型的统计方法对秘书学的研究队伍、选题分布进行过统计分析。通过统计得出了当时秘书学的研究队伍以机关秘书工作者为主，同时高校教师也是一支重要的研究队伍的结论。^[109]

秘书学方法的研究者，通常是借用科学方法的整个分类体系模式来设计秘书学研究方法的分类体系。其中的哲学方法和一般方法还比较容易对号入座，但是我们必须说明的是这种相对机械的秘书学方法体系仅仅体现了秘书学方法论研究的初级阶段的水平。

二、秘书学专门方法的构建

秘书学专门方法就是前文所述的“个别”，董继超认为不探讨秘书学所特有的研究方法，将不利于秘书学的学科建设。^[110]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董继超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了事实积累法、经验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和试验实证法。并认为这些方法“是在博采诸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并结合秘书学自身特点而提出的特有方法。”对此，笔者以为：

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离不开其研究方法的进步，秘书学的研究方法也总是伴随着秘书学的发展而进步，重视秘书学专门方法的构建应该是秘书学方法论进步的表现，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秘书学还没有形成自己特殊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活动基本上只是根据具体情况综合运用一般的科学研究方法。事实积累法、经验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和试验实证法只不过是秘书学用得比较多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特有的方法。因为从逻辑上说，事实积累法、经验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和试验实证法如果真的是秘书学研究的专门方法，那么，它们就不可能同时成为其他学科研究的专门方法，而只能为其他学科所借用，但在事实上，这些方法经过贴标签或者换标签，也可以变成其他学科的专门方法。因此，笔者认为，称事实积累法、经验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和试验实证法为秘书学特有方法值得商榷，这些方法确实是秘书学常用的研究方法，在秘书学研究中有其相应的地位，但并非秘书学特有方法。

除了董继超提出的事实积累法、经验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和试验实证法，有学者移植和借鉴了新兴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比较典型的代表是翁世荣主编的《现代秘书学》和张岫莹主编的《当代秘书学》。

论及系统论方法时，前者认为，秘书工作是人们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建立起来的一种人工系统。后者提出全部秘书工作和秘书活动可看作一个完整的系统，各行各业的秘书工作是这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系统论所遵循的原则，如整体性原则、相关性原则、目的性原则、适应性原则等，对于秘书学研究都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及信息论方法时，后者认为运用信息论的方法和信息模式来研究秘书部门的信息工作，可以使信息源丰富，信息道通.，信息宿可靠，并尽可能地减少干扰。前者信息论方法运用更为广泛，提出把秘书工作视为一种信息系统或通信系统，分析这个系统中的信息种类和性质，探索这个系统中的信源（信息发出端）、信道（通信渠道）、信宿（信息接收端）的特征和联系，研究这个系统处理信息的方法和过程，从而建立秘书工作系统最佳的通信模型——在有限的信道中以最大的速率传送最大的信息以达到提高通信系统的效率即秘书工作效率的目的。

论及控制论方法时，前者认为运用控制论的方法研究秘书工作，我们应该抓住“信息”和“反馈”这两个控制论的基本概念，注意两种信息反馈的情况。一是秘书工作系统的输出信息是怎样反作用于其本身的输入信息，并怎样对其本身的信息再输出发生影响的。二是秘书工作系统的输出信息是怎样反作用于其所属的办公系统的信息输入，并怎样对办公系统的信息再输出发生影响。后者则提出运用按控制论的原理和方法，把各级秘书部门看作一个完整的控制系统，把某一秘书部门看作其间的子系统，研究政府部门整体职能的自调节，对于提高工作效率，丰富秘书学的内容，完备秘书学的理论体系，也将产生巨大的作用。

笔者以为，运用新的方法研究秘书学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为我们多方位、多角度探讨秘书学提供了重要的手段，但是，由于新方法大多是移植和引进的，这些方法是否适应秘书学本体的土壤，是否为秘书学发展所需要等问题还是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的。

首先，新方法是否能真正成为研究秘书学问题的有效方法，而不是生搬硬套新方法中的一些新名词。目前，秘书学中被倡导的新方法主要是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前文所述翁世荣主编的《现代秘书学》和张岫莹主编的《当代秘书学》都认为“三论”是秘书学研究的新方法，且是主要的研究方法，但是事实上，两部著作除了在秘书学的研究方法一章提出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一些最基本的名词之外，在其他章节基本上没有出现有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基本原理，也谈不上用“三论”的基本理论去研究秘书学的相关问题了。因此，笔者认为“三论”在秘书学中的运用还停留在设想阶段，而且是一种比较简单和机械的设想，如仅仅因为使用了“信息”和“反馈”两个名词，就认定秘书学运用了控制论的方法，这样的结论未免过于武断。定量分析方法科学地运用于秘书学研究的某些领域，尤其是具有数学意义上的可分性领域是非常有意义的，它能够解决定性方法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有些定量分析方法的运用，从表面上看计算精确，且套用了令人费解的种种公式，但是很难说对秘书学研究有多少帮助。例如，为了表明秘书工作“真灵敏信息反馈定律”（就是通过信息收集和反馈，当好领导的决策参谋，以保证正确的领导决策能够顺利实施），进行以下定量分析：^[111]

信息总量I_J是出现几率P_i的函数、是出现次数Ni和观察次数N的函数：

I_J＝－Log2^P_i

I_J＝－Log2^N_i

I_J——信息量

P_i——出现几率

N_i——出现次数

N——观察次数

尽管这种研究方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其实际价值有待进一步确认。

其次，新方法是否比传统方法在研究问题上更有效，得出的结论更科学。定性分析的方法是秘书学主要的研究方法，也是一种传统的研究方法。所谓定性研究方法，是指根据社会现象或事物的矛盾性，在逻辑分析、判断推理的基础上获得研究对象的质的规定性的一种研究方法，其特点是依赖于纯粹思辨方法的文字描述去阐述客观对象。定性方法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但是，定性描述也有其自身难以避免的缺陷，因为它无法对其所描述对象的发展规律进行精确的科学论证。而秘书学的某些研究领域，也需要用精确的数据、定量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研究其发展规律，并解释所碰到的复杂现象。笔者曾试图用定量的方法对秘书学的某些现象作过分析和探讨。1999年，笔者曾经发表过《从秘书学论文的引文注释中看中国秘书学的研究现状》^[112]以及《秘书学论文作者之统计分析》^[113]等文章，这些文章均使用了定量分析的方法对秘书学的某些问题展开了研究。以《从秘书学论文的引文注释中看中国秘书学的研究现状》一文为例，该文对1993—1997年发表在《秘书之友》上的1308篇论文的引文注释情况进行了量化分析。经过量化统计，发现1993—1997年五年间论文中，平均每年有引文注释的论文只占总量的百分之二，这一数据比较有力地说明了以下问题：（1）秘书学研究中大量的是经验性文章，特别是作为主要研究群体的秘书实际工作者的文章多是经验总结，很少使用其他文献性信息资料；（2）秘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原有的秘书理论研究成果比较薄弱，可供借鉴引用的资料不够丰厚；（3）有些研究者的研究态度不够严谨科学，同时论文质量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另外，该文还对引文的出处和引文所涉及的内容进行了量化分析，见表5-1。

表5-1 1993—1997年《秘书之友》论文引文的量化分析

从表5-1可知，秘书学论文中引用本学科研究成果的情况偏少，引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的比例偏高，后者的情况也印证了秘书学是由多元即多学科交汇、融合而成的具有综合性质的学科。由此，笔者以为，尽管定性分析是秘书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但是在某些领域定量分析有着定性分析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样的新方法是值得推广和倡导的。

在秘书学研究中运用新方法，不应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应使复杂的问题简便化。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在秘书学研究中运用的情况来看，有些方法的运用是比较得当的，如系统方法，它从系统的观点出发，从系统与要素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及系统与外部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精确地考察对象、研究和处理问题。在秘书学研究中运用系统方法，把秘书机构放入更广阔的社会组织体系中，对秘书机构的职能、地位和作用会有更准确、更清晰的定位，这是其他传统方法所不能及的。但是在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方法时，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即先套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中的一些新名词、术语，然后再对这些新名词、术语作一番解释，最后才回到原点上来论述本可以直接论述的问题，也就是说，为用新方法而用新方法，这种情况也是我们今后要注意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