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lue（价值）一词来自拉丁语valere，14世纪演化为英语。19世纪以前，该术语几乎只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有关，意指物的价格，或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人类劳动。19世纪中叶以后，德国哲学家开始把“价值”概念引入哲学领域，在新康德主义者、叔本华、尼采的哲学中，“价值”的意义扩张，同时，以价值为研究对象的学说即价值论或价值学始得以系统发展，也有人称其为价值科学。广义地讲，价值泛指人们认为是好的东西，某种因为其自身的缘故而值得估价的东西，这种东西具有人所欲求的、有用的、有兴趣的质。价值也是主体主观欣赏的或主体投射到客体上的东西。总之，价值涉及所有人做出的有关个人和社会的各种类型的规范判断。[41]
在我国价值哲学研究中，较为普遍的定义是：价值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效用。认为价值是客体的属性和主体的需要之间的相依关系，“客体没有某种现实的或潜在的有用属性，或者主体没有某种现实的或潜在的身心需要，价值都不会应运而生”。[42]当然，这里的客体不光是指物质性的实体，也包括精神性的理念在内，如真、善、美之类的理念。
哲学的本性是最高抽象，因此，笔者以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效用”这一价值的哲学定义对所有具体的价值现象或问题都适用，其间自然也包括秘书价值。秘书学的研究者们如董继超和秦莲红等都试图在价值的哲学定义的基础上对秘书价值作过界定，秦莲红认为：“所谓秘书价值，就是指秘书人员一定的实践活动能够满足领导者及其组织一定工作的需要，并符合社会发展利益的一致性。”该定义包含的基本内容有：首先，秘书价值是指一种主客体之间的需要和满足的关系；其次，秘书价值的基础是实践性；再次，秘书价值的内容和形式具有多样性；第四，秘书价值具有社会性和质的规定性。[43]董继超提出：“秘书学的秘书价值，就是秘书在其辅助活动中对领导者及所在的组织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的总和。”并明确提出，秘书价值的本质是辅助价值；秘书价值的主体是秘书人员；秘书价值的对象是领导者及所在组织；秘书价值的基础是秘书实践。笔者以为这两种秘书价值界定的哲学基础是共同的，但是在具体运用到秘书活动领域时，角度有所不同，秦莲红理解的秘书价值，如张瑞良所分析的：“秦文是以秘书为客体、秘书任职单位的领导者为主体展开论述的。具体说：秘书付出了劳动（包括智力和体力的劳动），满足了单位领导者的需要，就产生了价值。”[44]且在对秘书价值进行说明时比较直接地借鉴了哲学的价值概念。董继超在对价值的定义中，明确地把价值的主体定位为秘书人员，对象为领导者及所在组织。其定义说明与秘书学结合得更为紧密，相对来说，更具有学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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