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阿笛（Adi Ignatius） | 文
王晨 | 译 齐菁 | 校 时青靖 | 编辑
假使大趋势保持不变，全球领导权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问题仅在于：这一事件会导致更多冲突，还是带来更多合作。
无论“世界第一”具体意味着什么，“身为世界第一”是很多美国人国家认同的一部分。如果一个愈加繁荣、稳定和自信的中国成功确立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可能不会甘愿退居次席。
没有其他双边关系像中美之间这样重要、这样令人担忧。一方面，两国相互依存。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商品总值近5000亿美元，包括相对廉价的电子产品、玩具，以及几乎其他所有种类。中国则持有1.1万亿美元美国国债。正如观察家喜欢说的，两国关系“大到不能破裂”（too big to fail）。
另一方面，在一些领域，中美存在深刻矛盾。眼下，特朗普正炮轰中国的贸易举措和汇率管制，但两国间有些矛盾由来已久。对于中国在南海不断升级的强硬立场、一贯存在的所谓人权问题、对美国公司的网络攻击等，美国一直不满。中国则认为这是严重干涉内政。
中美之间充满变数的共存关系，对于整个世界的未来非常重要。曾驻北京的美国记者潘文（John Pomfret）在《美丽国度与中央王国》（The Beautiful Country and the Middle Kingdom）一书中写道：“从全球变暖、恐怖主义、核扩散到经济问题，如果中美不设法合作，没有一个世界性难题能得到解决。”本书有力地论证了这个观点，同时翔实并富于趣味性地回顾了两国关系的历史——“狂热的着迷”与“注定的幻灭”之间的无尽循环。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80年，正是中美恢复外交关系不久（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两国断交）。当时，对于我们这一群自在又任性的美国佬，中国人有点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们问官方向导的问题确实有点多，都是关于中国的政治体系、毛泽东的政治遗产、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之类。唯一我真正引起对方反应的是，我跟领队朱女士（Mrs. Zhu）说，尼克松和“四人帮”（遭人唾骂的强硬派，毛泽东去世后被扳倒）有点像。她不理解，因为大多数中国人都喜欢尼克松。我只得夸张地把这位前总统形容成挥手枪、抢钱包的恶棍，她才点点头。关于跨文化沟通理解，这是我最初的体验之一。
在这个阶段，中国似乎只是试探性地接触外部世界，而更重大的变化正在幕后酝酿。毛泽东的继任者明白，中国要向西方学习的东西很多，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因此，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邀请了一系列外国经济学家来介绍他们的理念。这些交流是《意想不到的伙伴》（Unlikely Partners）一书的主题，作者朱利安·格维尔茨（Julian Gewirtz）是牛津大学博士生，曾在中国工作和研究数年。美国人也参与了这些对话——甚至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他激进的自由市场理论完全与中国共产党政策相悖。格维尔茨在书中讲道，弗里德曼的首次到访并不顺利：他向东道主灌输资本主义的至高优越性，对方则以共产主义的必胜信念回敬。他离开的时候很不高兴，咕哝着中国不懂市场原理；中国人则表示轻蔑，说他“对级别再高的人也不讲礼貌”。
虽然有这类小插曲，但那个阶段仍是中国改革和开放的“黄金时代”。知识分子和党的领导人广泛探讨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政府开始进行自由市场实验，最终让中国走出停滞局面，朝世界最大经济体迈进。（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经济体。预计到2025年，中国的绝对GDP将超过美国。）
美国人曾做过很多尝试，想让中国变得更民主、更资本主义化、更敬畏上帝。这些尝试基本出于好意。但无论胡萝卜还是大棒，都没有让中国更像美国。毫无疑问，有些中国人对美国式理想非常着迷。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是《华尔街日报》北京分社的负责人。当时不少人公开表达对美国制度和价值观的向往，并渴望看到他们的国家走上类似道路。
但时至今日，中国显然在开拓自己的道路，即很多人所说的“威权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这不只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担心，采纳西方式民主会危及共产党执政；他们还感到，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已经失灵。最为明显的是在美国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期间。潘文记得2008年美国前财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在中国人脉很广）与时任中国副总理王岐山的一次会面。“你曾经是我的老师。”王岐山对保尔森说，“但现在……汉克，看看你们的体系。我们不确定是否还应该向你们学习了。”
“西方企业能否从中国企业学到东西，取决于它们的领导者能否意识到，西方模式或许并不万能。”迈克尔·尤西姆、哈比尔·辛格、梁能、彼得·卡佩利：《造富者》
在政治层面，中国目前或许还未准备好成为全球领导者。但迈克尔·尤西姆（Michael Useem）、哈比尔·辛格（Harbir Singh）、梁能和彼得·卡佩利（Peter Cappelli）合作的新书《造富者》（Fortune Makers）主张，私营企业中已浮现一条“中国道路”，而且这条道路具有示范性。作者深入分析了阿里巴巴、联想、万科等企业的成功案例，并证明它们的成功并非来自政府支持或其他特殊关照，而是源于独特的中国式商业和管理哲学，也可供西方借鉴。这些企业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它们专注于增长，而不过分寻求最大化股东价值，至少在短期内如此。
很显然，美国模式已陷入困境，而中国仍在上升。我们只能希望，这两个超级力量能找到合适的方式，容纳彼此的伟大。
做交易员的时候，我老是盯着彭博社的滚动新闻。但后来我意识到，总关注正在发生什么，意味着我没有时间去理解事物，或积累知识、培养技能。所以现在我只是早晚20分钟浏览综合新闻，把时间用在更优质的信息来源和学习资源上，比如订阅的内容产品。个人最喜欢的是介绍科技行业新动态的TechCrunch，以及马克·希森（Mark Sisson）的Primal Blueprint，是关于营养科学新成果的。我还特别喜欢非虚构类作品。我反复重读的一本书，是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的《反脆弱》（Antifragile）。这本书讲的是，有些事物通过应对不稳定、无序和压力变得更强大。这种现象在很多领域都存在。我还希望能有更多时间读虚构类作品。有一本小说我每年都想读——格雷戈里·罗伯茨（Gregory Roberts）的《项塔兰》（Shantaram），一名逃犯的冒险故事，读来心情愉快。
在社交媒体上，我只看不说。我会关注其他创业者，比如戴夫·艾斯普瑞（Dave Asprey，Bulletproof 360的创始人），风险投资人，以及高效工作、营养学等方面的专家，例如写《每周工作4小时》（The 4-Hour Workweek）的蒂姆·费里斯（Tim Ferriss），还有原始人饮食法专家罗伯·沃尔夫（Robb Wolff）。我喜欢他们三个人的播客。我经常在美国和欧洲两边跑，从伦敦、柏林到纽约、波士顿，在飞机上能有的听很不错。
“你看每日新闻的时间，可以用来做更有价值的事情。如果真有重要的事发生，你不可能错过。”
我没有电视，但有时会在电脑上看美剧，比如Netflix的《毒枭》（Narcos）和《纸牌屋》（House of Cards）。这能让我暂时离开科技和营养学的世界，在一天结束前放松一下。
多米尼克·里希特是HELLOFRESH公司CEO
殷阿笛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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