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富人,也更多穷人的未来

①我们将从一个“期待每个人都可过不错的生活”的社会, 走向一个大家都必须比现在更努力讨生活的时代。

②未来的社会将更重视个人抱负与自动自发的上进心。上进心有多强烈, 将会成为预测一个年轻人未来是否飞黄腾达的最好方法。

③我们应对工资结构不平等的终极方法就是改变我们的口味。很多低收入者只能重塑他们的口味，让自己的欲求变得更便宜。

作为一个整体，美国在未来20——40年会变成什么样？我们的政治在新工作时代会呈现什么样的状态？

人们会想起尤吉·贝拉（Yogi Berra）的一句谚语：“预测很难，特别是关于未来的预测。”然而，弄清一些事情发展的可能性趋势对我们理解现实确实会有所帮助。很多人会非常反感一些这样的趋势，那就随他们去吧。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哪些领域可能出现这些趋势。

这本书里提到的力量将强制重写社会契约，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虽然现在还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这个宣称要让每个人都获得良好生活的社会将会变成这样一个社会：人们必须更加自力更生。例如，我会想象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10%——15%的市民会非常富裕，而且过着极度舒适和精彩的生活，就像今天的百万富翁一样，只不过他们会有更好的医疗条件。

这个国家剩下的大多数人则会面临停滞甚至是下降的美元工资，但也会获得更多便宜的享乐机会和教育。这些人中的很多人会生活得相当不错，我指的是那些有自制力从现代科技提供的免费或几乎免费的服务中获利的人，其他人则会半途而废。

“我们是那85%！”这个标语也许并不像占领华尔街的标语听起来那么有力。人们会越来越普遍地用“能力精英主义”来回应收入的不平等，称之为解释、辩解或者借口都可以。由于擅长自我激励的人将比以前更容易取得成功，一批新的来自贫穷或弱势背景的人将设法爬到上层。小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 Jr.）笔下的故事将会重现，但只是针对那些具有恰当技能和价值观的人群，恰当的技能和价值观在这里指的是自我激励和与新技术互补的能力。中国和印度新兴中上阶层的崛起最明显地反映了这一趋势。

能力精英主义包装起来的收入不均将不断自我强化。事实上，有能力的个人从贫困中崛起将成为常规，这也就让我们更容易忽略那些被落下的人。富裕阶层将越来越上进，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壮大，而且——正是因为我们选出了更擅长自我激励的人——将会有更大的影响力。他们的价值观将会影响公共舆论，而这意味着人们会更加强调个人志气和自我激励。年轻人的自我激励将是预测向上流动性的最佳测度。

我们还会更多地看到今天常见的一些伪善现象。例如，你会经常听到在名校获得终身教职的经济学教授表达他对社会保障网等民主政策的拥护。但同样是这些人，如果被要求解释他们在学术雇佣上的选择，或者他们推荐哪些学生到劳动力市场上，常常会给出极度能力精英主义的回答。如果一个即将毕业的博士生在入学第五年还没有准备好找工作的论文，那是因为“这个学生没有足够好的学习态度”，或者类似的什么理由。说这些话的教授却不太敢用同样的逻辑来评论社会保障网，他们担心这会让他们听起来像非自由主义的批判家，比如查尔斯·莫瑞（Charles Murray）。对于很多价值观问题——以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真正相信什么——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鸿沟并不像乍看之下那么大。

这种价值观的混杂会怎样影响实际的社会选择呢？答案是，我们只会为福利国家支付我们能够负担的数额，仅此而已。

我们已经看到这幅图景的一些部分可能会如何实现，例如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和更廉价的教育。现在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政府的角色。我将从公共部门的预算说起，它代表了政府所作所为的核心——收钱与花钱。

第一个问题很简单：如果对很多但不是所有美国人来说，工资增长变慢了，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平衡政府收支呢？

自从债务上限争论和财政悬崖危机或者更早的争论以来，每个人都在谈论预算压力，并围绕应该实行高税收还是低政府支出进行辩论。大多数人知道，两个措施都是必要的，但是不管怎样，我们的政府都很难实现收支平衡。

医疗保健成本大概每年都会上升5%，按复利算会更多，虽然最近的经济衰退让它上升的速度有所减缓。尽管总有一天成本会停止膨胀的说法不绝于耳，它仍然飞速上涨，因此医疗保健成本可能会影响到整体经济。如果一个数字以每年5%的速度上升，那它大概每14年就会翻一番。这样的成本上涨很难被阻止，其原因显而易见。美国人口正在老龄化，人们退休得更早，而且活得更长。即使是控制医保成本的强硬计划也只是逆水行舟。如果人们活得比现在预计的平均寿命更长，如果出现金融危机、战争、环境问题或者其他重大灾难让经济增长减缓，问题将会更加严重。

另外还有一个潜在的危险。2012年左右的美国，政府借钱只需要支付极低的利率，如果利率上升，财政问题将更加严重。我们目前的财政状况面临着大量下行风险，虽然这些风险不太可能在近几年内爆发。在阅读接下来的文字时，请记住，美国政府现在每花费1美元，就有40美分的债务，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状态。

早晚都是要偿还一些东西的。

经济学家和政策专家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让不可能成为可能。他们中很多人坚持认为，支出削减和税收增加无法达到足以解决问题的规模。这似乎暗示着我们要么破坏医疗系统和社会保障，要么把税收提高到离谱的程度，任何一种方案都不会获得太多政治支持，即使你认为这些都是好办法。然而拖欠债务也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这会造成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以及另一次大萧条。我们的货币市场和银行都将崩溃，失业率会飙升，而且在这之后，我们仍然需要强硬地削减支出。

人们普遍认为，“顶层的1%”能够或者愿意支付更高的税收来支持这些未来的支出。出于某些原因，我认为这不太可能，虽然我的确认为有钱人最终会支付较高的税收。但是为什么他们不会承担整个账单呢？首先，不久之后，富人将在经济中占据更大的份额，而不只是占据顶层的1%。富人的数量将有所增长，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影响力会增加。例如，如果现在的百万富翁占全国人口的10%，他们将会成为一个有极大影响力和政治实力的团体，比如今的富人影响力要大得多。你能想象这个团体会通过提高自己的税负来支持整个未来吗？我不这么认为。

再者，从超级富豪手中榨取更多金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更容易实现避税及获得税务免除、税务抵减、免税津贴，也有更多的海外账户，所有这些都以金钱所能雇用的最好的律师和会计作为后盾——我猜测某个时候还会有机器律师和会计。你可能会认为所有这些“通道”都会被撤销，但这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也不觉得会很快发生。当然，一些工作者，往往是顶尖阶层以下的收入者，并没有办法获得这些通道，对他们进行增税会受到另一个原因的限制。例如，你是一个纽约城的高收入律师，在联邦政府的负担之外，还要交州税、地方税、销售税，那么你面临的边际税率已经超过50%了。要想对很多人提高税率，同时保证从这些人手上得到的利润不会下降或者原地踏步，那就根本没有多少空间可以让税率上升。

最关键的一点是经济学家所说的“税负归宿”问题。也就是说，你可以对一个顶尖收入者征收更高的税，但这并不能保证实际税负会落在他们头上。例如，假设我们对“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系列的作者J.K.罗琳（J.K. Rowling）征收更高的税。她可以转而向出版商要求更高的回报，因此这些书的价格可能会变得更高。税收最终会如何影响工资、价格及资本回报，这是经济学家研究了很久的复杂问题。我们仍然不知道全部答案，但我们确实知道很多税收都会被转嫁给其他群体。我们也认为，无论未来如何，对有能力的高收入者的需求仍然会很强，因此雇主面对高税收的反应将是提高这些人的工资。如果大部分税收负担会被转嫁到普通市民身上，那对顶层收入者征税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税收确实会有所上升，特别是对富人和资本所有者来说，而且我们的税法将会对当下一些过分的税收减免做出调整，但提高税收并不足以解决我们未来的财政问题。

那削减支出呢？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虽然我确实认为一些支出会被削减，而且也确实应该被削减。但是看看预算方面：如今最大的三个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及医疗救助，其中医疗保险可能会成为最大的问题。前两个问题几乎完全是老年人和一些残疾人的问题，医疗救助也已经有大约1/3花在老年人身上。老年人的投票率很高，而且他们不想削减这些项目。各类医疗机构——如今几乎占据了经济的1/5——也不希望看到这类削减。老年人和医疗机构只会越来越多，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削减这些项目，凭什么认为自己在10年或者15年后能办到呢？

最重要的是，平衡未来预算需要太大的支出削减规模。如果要通过支出削减来平衡现在的预算，我们几乎要同时放弃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及社会保障。我说的是完全取消这些支出，而不是把他们转移到别的地方或者别的用途。现在有很多把这些项目私人化的计划，这些计划良莠不齐，但他们的共有属性是转移而非取消项目成本。

我认为，不论我们是否赞成，给予老人、穷人等群体的补助总额不太可能会下降。我们可能会缩小一些覆盖范围，例如拒绝覆盖特定的个体（移民）或者手术（可能是膝盖和背部手术，直到它们变得更加有效）。但无论是从绝对数量还是人均数量看，老年人的健康支出都会上升而不是下降。这是西方社会自19世纪后期以来的整体趋势，而且，包括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在内，没有任何改革家能够撤回政府的转移支付。因为这些措施太受欢迎了。

通过所有这些项目，我们的利他行为将完好无损，或者还可能在绝对规模上有所扩张。话虽如此，政府的补助将越来越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因此差别待遇这一原则将会更加明显。从比例上来说，相对于大量的需求和强烈的要求，公共部门的利他行为将会减少。无论是左翼进步势力、茶党，还是其他团体赢得了选举胜利，情况都是如此。这与意识形态无关，而是数字加总的问题。从大概10年后开始，美国人口的老龄化和不断上升的健康保险成本将迫使我们做出一些激进的财政改革。

我在下面列出了可能发生的具体改革，从最确定的开始，以最不确定的结束：

1. 提高一些税率，特别是针对高收入者的税率。

2. 减少对穷人的医疗救助（但不怎么减少对老年人的医疗救助），方法是更加严格地限制领取资格和对医疗救助系统里医生的补偿，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将会让补助项目受益者多等一些时间。

3. 财政亏空会由实际工资来弥补，因为各种成本负担将通过雇佣关系转移到工人身上，包括让他们从事代价很高的任务。

4. 财政亏空也会由地租来弥补。换句话说，由于人们开始住进更便宜的房子，一些生活成本也会下降。

5. 为了偿还不断增长的债务，必须减少垃圾产品消费和挥霍性消费。

这些预测都来自美国政治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论：“老年人可以为所欲为。”这个理论的一个推论是“他们在未来能更加为所欲为”。他们的数量会更多，而且他们总是很愿意在老年福利问题上投票。到2030年，美国人口中大约1/5都将是65岁及以上的老人，正如现在1/5的佛罗里达居民一样。相对来说，很少有佛罗里达的政治家是靠提倡大幅削减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而平步青云并赢得选举的。

削减医疗救助要容易很多，这一项目是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资助的，现在已经有很多个州正试图避免支付他们的那一份。医疗救助主要是面向穷人的，而穷人的投票率远远低于老人。穷人的影响力也比较小，政治参与度通常也比较低，他们为了谋生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州政府正试图转向更低的医疗救助支出，其手段不是大肆宣扬支出削减，而是改变医疗救助计划的结构，使人们更难从中获得实际利益。

探讨未来医疗救助削减的一个办法是研究一份典型的州政府预算。占据大额支出的项目是教育、道路、法院及治安。医疗保险紧随其后，但他们获得的支持率都高于在穷人医疗救助上增加支出。

现在让我们看看工资和地租的减少，以及他们背后的机制。

当政府面临财政困难，或者必须平衡预算的时候，他们会求助于强制手段，这里是指非常广义上的强制。例如，如果一个政府付不起所有人的健康保险，它可以强迫企业向（部分）员工提供健康保险。这正是奥巴马健康保险改革所做的事：明确规定特定规模以上的企业必须向全职员工提供健康保险。自主创业者和其他群体则必须遵循个人强制令，用自己的钱购买个人健康保险，虽然他们也会得到一些政府补助。

这份强制保险的数额越大，企业就越没有动力雇用更多员工。很简单，强制保险降低了对劳动的需求，并且对普通工资水平产生了下行压力。如果个人强制令导致你花自己的钱还要听别人的指示，也就降低了你手中金钱的价值。

奥巴马健康保险法案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项好的社会政策，但确实会使劳动力市场上的很多人处境更加艰难，很多人认为对这条法律的预期已经产生了这样的影响。虽然最高法院支持这项法案中的个人强制令，却也开始隐隐意识到我在这里所指出的均衡结果。鉴于美国财政的现状，强制令很难避免。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法案中，法院唯一曾经表示过保留意见的部分是医疗救助的扩张，随着时间推移，这一项目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需要注意的是，老年选民——出于自私的理由——并不一定反对这些强制令，因为他们已经处于医疗保险项目的保护之下。另外，要是没有医疗保险项目，他们也肯定以某种方式购买了健康保险。要么是老年人没有在工作，要么强制令对他们不适用，所以并不影响他们的工资。很有可能某些形式的强制令会继续存在并得到实施，而强制令的成本则主要由劳动力市场来承担，并且从付给工人的实际工资中抽取出来。我认为在未来的世界，普通工人按规定能获得更有保障的医疗服务，实际上却并不一定，他们用在自主消费上的钱也会更少。

我们又是如何用更便宜的租金来弥补未来财政问题的呢？

这一过程同样非常简单，虽然并不完全令人欣慰。如果你的预算吃紧，那就搬去更便宜的居住区。这就是工资停滞或下降的人们迟早会有的反应，也是那些得到更少政府补助的人会有的反应。

这个趋势已经出现了。

预测未来的方法之一就是看看人们现在想住在哪里。更具体地说，我们可以看看人们都搬到了哪些州，以此来推测他们真正想要什么。我发现，很多美国居民和移民都搬到了得克萨斯。例如，2008——2009年，得克萨斯的人口仅仅因为外来移居者就增加了14.7万人。

为什么得克萨斯这么受欢迎？这个州长期以来都有着美国最高的谋杀率和财产犯罪率。这里气候温暖，但并非平静温和，因为这里会有暴风雨和龙卷风。有时候还会太过温暖，例如，达拉斯-沃斯堡（Dallas-Fort Worth）地区在2011年7月和8月曾经出现过连续35天华氏100度以上的高温；最糟糕的是，这还没有打破纪录。得克萨斯的福利体系和医疗救助的覆盖范围都很有限，州内27%的人都没有健康保险。得克萨斯的教育系统是全美最差的教育系统之一，至少从高中毕业率来看是如此，通常低于70%。

得克萨斯的优势是廉价的住房和良好的就业记录（你不需要把这归功于任何一位州长，正如你不能把高谋杀率也归咎于州长一样）。换句话说，如果你住在得克萨斯，你的居住区会提供三流的公共服务，但与在其他地方居住相比，你口袋里可能会有更多的现金。你会更有可能找到一份工作，而且肯定会找到更便宜的住房。如果你能适应那里潮湿的气候，那就更好了。

住房价格的地区差异相当惊人。比如，布鲁克林一套典型的住房价格在50万美元以上，并且这些住房的85%都是公寓和寓所，而不是独栋房屋。他们并不总是有很好的水槽和空调装置。在休斯敦，典型的住房价格则只要13.01万美元，很有可能是独栋房屋，而且很可能比布鲁克林的房屋要新。

住房便宜并不只是因为得克萨斯土地广阔，另一个因素是得克萨斯的分区相对较弱。例如，休斯敦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分区。你可能同时在你家附近找到办公楼、二手唱片行及妓院。休斯敦人习惯了这样，而且因为住房价格很合理，相对富裕的人可以避免混合型社区所带来的不愉快。无论如何，缺乏分区使住房变得更便宜了。我不认为这一趋势会蔓延到整个美国，因为郊区的业主协会有很强的政治势力。在这个国家的更多地方分区可能会变得宽松，但与此同时，人们正在用脚投票，搬去得克萨斯。

由此得到的一个经验是，美国很多其他地区都应该拥有更松散的分区和更便宜的地价。马修·伊格雷西亚斯（Matthew Yglesias）写过一本好书《租金太他妈高了》（The Rent Is Too Damn High），他在书里提出了这个观点。我在后文会再来谈论，但是现在我要说的是，无论我们是否在全国范围实施其他房地产改革，都需要知道一个更加根本、异常明显但至今仍未受到重视的教训：人们真的很喜欢口袋里有多余的钱。人们对自己口袋里现金的喜爱超出了政治家的预期。你可能像艾茵·兰德（Ayn Rand）一样，认为这个欲望很高尚，你也可能会觉得这很自私而且不道德。无论怎样，我打算探讨一下这种对“臭钱”的喜爱——它并不会消失——对我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鉴于得克萨斯有大量的人口净流入，我认为大量美国人宁愿选择更多的现金，而不是更好的公共服务。其他有大量人口净流入的州都在南部或是西部比较便宜的地区。这些人们住得起的地区大都有很好的就业记录、整体低于平均水平的公共服务以及便宜的房租。不是每个人都想要这样的生活条件组合，如果你对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那些富裕的中上层居民，或者弗吉尼亚北部我所在的社区进行民意调查，一定会发现那些人不想要这样的生活。不过，这个国家整体上正在朝那个方向发展。

哪些州公共服务的质量最高呢？从测算的支出来看，最典型的高质量公共服务应该位于加州和东北部的州，但整体来说这些地区都在经历人口流出。高支出的州政府并没有在这场竞争性测试中占据优势。

你有没有看到过全世界最“宜居”的城市名单？温哥华和苏黎世一直表现良好，任何游客都知道它们有多漂亮、多方便。但是温哥华（市区）只有60.3万人，苏黎世只有37.2万人。即使你把更广义的城区也算进来，其人口数仍然远逊于圣保罗或者东京。要我说，这些名列前茅的城市其实根本不那么宜居。他们对媒体精英、大都市的有钱人及度假者来说非常适合居住，但对于普通人来说，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不管它多么缺乏阿尔卑斯山式的美景和欧式文化底蕴——更适合居住。截至2006年，杰克逊维尔的人口已达794555人。我认为这恰好证明了我的结论。

很多美国人最终会居住在房价便宜但公共服务质量较差的地方，只是为了让自己口袋里有更多现金。一些这样的地区可能看起来有点丑，但仍然是低成本的某种代价。随着跨国迁移的发展及其影响的进行，美国整体终将更像得克萨斯。

无论你觉得更便宜的城市是否符合你的个性，但这一趋势终将改变我们的世界。

这一趋势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没有人能够确定，但美国政府的财政限制和工资分化将影响这一问题的答案。

在参观拉丁美洲时，我对那里以低成本生活的人口数量感到震惊。例如，在墨西哥，我遇到过大量居民，他们一年的生活成本只有1000美元，或者不到5000美元。他们不能被定义为富裕，但可以获得便宜的食物和非常便宜的住房。他们不能购买太多别的东西，也不是总有钱让孩子看医生或者买新衣服。他们的住所差强人意，并不豪华，当然暖和的气候也降低了他们对住所的要求。

假设你是一个退休的美国人，年收入22000美元，此外还能享受医疗保险。这一收入听起来可能很低，却是一个医疗保险受益者的典型收入，你需要记住，医疗保险事实上并不能覆盖所有医疗保健支出。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你应该注意到，这些人中有很多会得到家庭成员的帮助或者持有价值不菲的资产。但是，美国老人资产的中位数仍然只有137349美元，如果除去房产净值，就只比20000美元多一点。

在这个收入水平，会有很多人希望能以墨西哥水平的价格购买食宿，同时接受墨西哥质量的食宿吗？你可能不打算真的实现这种交换，但有这个选择也不错。原因之一是，投资价值的下降将使你的年收入下降到22000美元或者更低，这会让你重新考虑并搬到南方。无论如何，如果我是一个老年人，我可能更愿意每年用这22000美元在墨西哥生活，而不是以同样的钱在美国郊区勉强度日。

当然，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想搬去墨西哥。然而，如果真的可行，他们也许会更支持这一选项。于是人们的态度可能会迫使政府通过这一提案，而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和很多人搬去得克萨斯的原因是一样的。

寻找廉价住房而形成的压力已经很大，但收入的两极分化还将进一步加剧这种压力。随着美国很大一部分劳动力收入的大幅提高，他们会把最受欢迎的居住区价格炒高。要住在洛杉矶或是橙县（Orange County）较好的地区——甚至阿纳海姆（Anaheim）这种不那么好但很贵的地区——将会越来越难。搬到便宜地区的需求将会增加。同时，网络让至少一部分人更有可能远程工作，或者通过Skype与孙辈们聊天。

顺便提一下，收入的分化对于净资产的影响比人们最初预想的大得多。当人们老去，他们将更多地依靠财产而不是收入来生活。在两个人群的终生收入差距一定的情况下，最终的财产差距常常会大得多。高收入人群将有更多储蓄，更常创业，可以避免负债，可能会做出更明智的投资。他们在需要的时候能得到即时治疗，因此可以更好地保持生产力。换句话说，初始的收入差距会随着时间而增长，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财产差距会比收入差距大得多，这就使较好地区的居住成本更加高昂。于是，不太富裕的人又会被迫搬出较好的地区，这一过程是通过市场价格和严格的政府分区实现的。

现在来仔细考虑一个典型老人每年22000美元的生活预算。假设这个人住在田纳西的诺克斯维尔（Knoxville），这在我看来是美国相当典型的一个地区。在诺克斯维尔非顶级住宅区，住一套一室或两室的公寓每个月可能需要700美元到1200美元。这项花费很容易就占了整体预算的一半，可能是这个人最大的一项支出了。在面临经济压力的情况下，这就是一项可以节省的费用。

要是有人提出，在美国的一些比较暖和的地区，有的城市社区应该被划出来修建廉价住房，会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会在这些地方建造“超小型住宅”，可能有400平方英尺，价格可能是2万——4万美元。我们会在这些地方修建一些非常简陋的住所，就像20世纪20年代修建的一样。我们还可以搭建一些临时建筑物，比类似于里约热内卢棚户区好一点的房子。水和电力设备的质量按美国标准来说可能很低，不过我们可以向这个社区提供免费的政府无线网[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名言的未来版本将是“让他们上网看好了！”^（1）]。在这些居民的生活中，葫芦网（Hulu）和其他基于网络的电视服务将取代更昂贵的有线电视。如果人们愿意，我们就会同意他们搬到这里。事实上，我们将在美国重现一个类似墨西哥或巴西的环境，虽然这里会有更多技术产品，而且很可能更安全。

很多人可能会被这个想法吓到。你居然敢提议把我们的老人塞进贫民窟？也许他们有理由感到不安，但是请记住，没有人是被迫住到这些地方的。有的人可能更愿意住在这里。如果我的收入足够低，可能也会更愿意住在这里。不要把反对低收入的原因和反对人们因为低收入而进行的调整混为一谈。这种调整常常是有利的，即使你认为一开始低收入就是不必要或者不公平的。（我们也许应该试图解决这些造成低收入的原因——关于这点请看教育那一章——而不是以法律禁止低收入的特征。）

但是，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人肯正视任何建立贫民区的公开决定，事情会变成怎样。通过政治演化的正常过程，事实上也是通过纯粹的随机过程，这个国家的一些地区会变得比其他地区更加破败。他们的公共服务会恶化，房地产价格也会相应下降。没有人愿意花钱修缮这些地方，无论是通过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更多穷人，包括更多穷困的老人会住到这些地方来。这里没有免费的政府无线网。我们按自己的方式发展出了一些准贫民区，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这么称呼它们。最终的结果和前面讨论过的计划建造的贫民区并没有太大差别。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在先进城市中掺入低生活成本的实验，埃尔帕索（El Paso）是美国第二十三大城市（根据2000年的数据来看），如果我们把它的姊妹城市——墨西哥边境的华雷斯（Ciudad Juarez）也算上，它就会变成第五大城市。你可以把它们想成是一个拥有巨大贫民窟的统一城市。事实上，这种棚户区对埃尔帕索的成功非常关键。埃尔帕索不久以前失去了自己的制造业基础，但居民教育程度很高，它现在以跨边境的制造业为生。这座城市同时也从一个军事基地、与边境相关的执法工作及毒品交易中受益。人类学家霍华德·坎贝尔（Howard Campbell）认为，是埃尔帕索依赖于华雷斯，而不是相反。埃尔帕索的繁荣来自与更低租金和更低基础设施水准的近邻的联系。虽然有很多跨越边境的问题，尽管华雷斯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卡特尔”之一和最高谋杀率的城市之一，但很少有埃尔帕索的居民真的希望华雷斯消失。

另一个成功的低租金城市是柏林，它现在是欧洲当代艺术的中心，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波西米亚青年城市。柏林的低廉租金主要不是源于低质量的基础设施（虽然这个城市东部的一些地区有这个问题），而是源于超出现有需求的历史上的过度建设。柏林曾经是德国领先的经济重镇，但纳粹分子等摧毁了这个地方。这是一个作为商业中心而建的城市，却已经完全不是商业中心。这就意味着这里存在过度建设，同时也意味着很多东西会异常便宜，至少按欧洲的标准是这样。你很容易就能以每月几百美元的价格在非外围区域租到一套不错的公寓，而且离地铁或公交车站不会太远。食物也比西欧其他地区便宜很多——甚至比德国大部分其他地区都便宜。柏林有成千上万的人靠着低房租“勉强”过活。这是顶级的懒人城市。

最极端的节省房租的行为是“远离电网”。虽然我们的时代实现了大量技术进步，仍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正从传统的自来水和电力系统中脱离出来，独立生活。他们常常住在自己造的房子里、微型房里、停车场内、漂泊的船上，或者更不讲究地住在帐篷营地里，这些营地散布于美国各地，如波特兰（Portland）、西雅图及洛杉矶。部分选项很可怕，但很多人都自主选择了这样的住地。强大的本地发电机和太阳能等新技术让人更容易自立门户。

我是说，低地价是很多美国人适应不平等的工资发展和即将到来的财政紧缩的方式。我们无论如何都会迎来更低的地价，不是曼哈顿，不是西洛杉矶，不是弗吉尼亚的费尔法克斯县（Fairfax），也不是整个国家，而是美国的部分地区。得克萨斯的这个或那个版本会是我们中很多人面临的未来。更低的价格——由救助金接受者所独享——使救助金的实际价值上升，也让社会保障金能花得更久。这是在我们的预算困境中实现某种“给予”的方法之一。人们对福利停滞或紧缩的反应就是搬到更便宜的地区。

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在1952年的小说《自动钢琴》（Player Piano）里也认为机械化和劳动力市场的演化会导致更多的居住地分隔。这篇小说的开篇是这样的：

纽约州的伊利安姆（Illium）市分成了三个地区。

西北区的组成者是经理人、工程师、公务员和一些专业人员；东北区的组成者是机器；而在南边，沿着易洛魁河（Iroquois River），是一些被当地人称为“宅地”（Homestead）的地方，几乎所有人都住在这里。

我们应对工资结构不平等的终极方法就是改变我们的口味。很多社会低收入者将重塑他们的口味——他们必须重塑口味，让自己的欲求变得更便宜。鱼子酱是一种昂贵的欲求，罐装的歌雅豆则是相对便宜的欲求。不要嘲笑豆子：虽然我的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当我用新鲜的孜然芹和复水的辣椒酱来做豆子时，也会从中获得很大的愉悦。好的墨西哥玉米卷、炸玉米饼及墨西哥粽也很便宜，而这也就是它们在低收入国家常常被食用的原因之一。

坏消息是，美国有很多浪费性消费——事实上是巨额的浪费。每个人都津津乐道于另一个人把钱花在哪儿和可以不用花在哪儿。但奇怪的是，好消息也是美国有很多浪费性消费。面临财政压力的居民会转向更便宜的消费，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会因此失去很多幸福感或价值感，这正是因为他们现在的购买习惯中已经有很多的浪费。

你可以认为预算压力——还有机器智能——正在把我们所有人拉往同一个方向，即取消这些浪费性消费。想象一下，你的消费预算每年都会变得更紧。再想象一下，每个星期你都从智能手机那里收到一条报告“这些商品是真正让你心脏跳动的东西”，后面跟着一个清单。你接下来会收到“这些是你买回来就放到一边而且从来没再用过的东西，甚至没能给你带来一个简单的笑容”，后面跟着另一个清单。你不用是一个天才也能把这两种信息拼在一起，从而对你的消费习惯做出相应调整。

这类减少开支的过程对于穷人女性来说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的一项研究探讨了在现代美国到底是哪些人跌出了中产阶级，他们发现，离婚、守寡或分居的女性尤其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孩子对单身妈妈的收入并没有帮助。照顾孩子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昂贵的偏好，但这是一种很多人都不会放弃的偏好。较低收入的较年轻的女性可能会是最大的输家之一，特别是如果很强的“婴儿欲求”促使或者迫使她们很早就生下很多小孩的话。这些女性中的很多人还会发现她们更难搬到基础设施较差的便宜地区，因为她们可能仍然想让孩子上好学校，特别是如果这些孩子不能借助网络自发学习的话。在这些问题之外，最糟糕的是，对便宜产品和生活方式的偏好可能会使更多低收入男性抛弃他们的孩子，至少减少对孩子的经济支持，保守主义批评家查尔斯·莫瑞在《分离将至》（Coming Apart）一书中全面探讨了这一状况。

正如很多较穷的人没有昂贵的基础设施也能过下去一样，其他人没有先进的医疗保健也过得下去。因为我们不会愿意花钱为每个有需要的人提供全额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有些人得到的福利会减少，就医次数也会受到配额限制。我们的政治体系将试图以某种方式构建这种配额，从而让选民责备医生而不是政治家，但无论如何，配额限制都会加大。想象一下，好几百万的人想要看医生，却不得不为此等待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

在不同收入和教育水平的人之间，就医途径的不平等将会扩大。这个世界看起似乎更不公平，也更不平等，事实也将如此。

这听起来很差劲，也许确实很差劲，但我们也会看到一些补偿因素。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更多人会比以前获得更多救助，虽然谁也说不准这些救助的质量——以及很多人在得到帮助前需要等待多长时间。

如果你坐下来和健康政策专家谈话，他们对医疗保健的边际效用所持的怀疑态度会让你吃惊。很多因素会决定实际的健康结果，包括锻炼、饮食、养生，也许还有心态、人口学特征等。如果你问他们：“健康结果的百分之多少是由医疗保健决定的？”你将得到很保守的估计。我听说过的数字都没有超出10%——15%。也许它被低估了，也许它的作用有30%——40%，我们似乎不能确定。但无论如何，这意味着很多人都有机会靠更好地照顾自己来赢回在医疗保健上的损失。

假设你有获得医疗救助的资格，但政府把你的保健津贴减少了40%。根据年龄和身体状况的不同，你也许能弥补部分或者全部损失，也许还不止如此。多锻炼，不要吃垃圾食品。如果你是一名男性，结婚可能使你活得更长。换掉那张旧照片，把你53岁的身形放到配对网上吧。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以这样的方式应对变化。我们的社会最终可能会变成这样：那些自制力强的人将会通过更好的行为方式赢回一些健康损失，那些没有很强自制力的人则会失去更多。他们就算损失医疗保险中很大的一块，也不会因此登上健身自行车。上进心和责任心之类的个人品格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会收获更多。我们已经可以从数据中看到这一点了。那些跌出中产阶级的人更有可能是离婚的人，接受的是低水平或非正式教育，考试分数很低，还可能有吸毒的经历。

随着工资两极分化，很多老人和穷人住到低租金地区，我们未来的政治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呢？

随着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茶党运动的发生，以及收入不平等的不断增加，很多评论家都开始认为，抗议甚至政治暴力将会使美国四分五裂。我确实认为，我们会看到一些动乱的爆发，但长期来看将会非常平静，事实上还会非常有序。我预计未来社会将更加保守，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更字面的意义上。

关于美国未来的预言很多，但最重要而且也最容易被预测的一个事实仅仅是，我们将会变得更老。这会使我们更加保守，在这里我是指字面上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保守。革命和示威是冲动的年轻人会做的事，而不是睿智（或者疲倦）的64岁老人会做的事。有很多未婚年轻男子的社会最容易发生突然革命和重大政治变迁。阿拉伯世界的很大一部分都符合这个设定，所以我们看到了阿拉伯之春，但美国正在走上相反的道路。

正如我提到过的，现在大概有19%的佛罗里达居民年龄在65岁以上。到2030年，19%的美国人年龄都将在65岁以上；换句话说，我们在年龄结构上会和佛罗里达类似。我们那时已经变得更老。我们对于迅速的变化会非常谨慎和踌躇。我们可能也更没有能力迅速改变事物了。人们会因循守旧，对老年人的救助会耗去大量政府预算，而高收入者将成为主要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力量。

评论家们常常认为，工资的分化将意味着自由主义的结束——在此是指一个拥有大量自由和受保护的私人空间的普遍宽容的社会——或者民主的终结。我们可以想象较低工资的人们推翻传说中的巴士底狱并抢走高收入者的财产。人们很喜欢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并没有多少证据可以支撑他们的结论。社会有一种很强的现状偏好，特别是在它们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地位较高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会为生为一个美国人而感到糟糕，而且20年内这一现象不太可能有太大变化。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仍将作为世界领导者占有一席之地，最不济也是中美两极对抗格局中的一极。与中国的强烈对抗反而可能增强美国的民族主义情感，从而巩固一个有序的现状，正如与苏联冷战的作用一样。无论你从2013年的视角觉得这个未来如何，人们仍然会在比较中发现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之一。这种感觉不太可能引发改革热情。

如果你试图评估社会动荡的规模或者可能性，可以看看犯罪率。在美国，犯罪率几十年来一直在下降，最近下降得异常迅速，这让研究者们大吃一惊。同样的几十年中，美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却大幅上升。无论我们是否喜欢，似乎不平等的增加和国内安宁度的增加是可以兼容的。我常常会读到一些警告，认为收入不平等会导致穷人以暴力夺取他们无法在市场上得到的东西。但这些预测在最简单的实证检验，也就是犯罪率面前，完全站不住脚。

上一次美国社会出现大量游行和暴动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当时有一场造成大量本土人员伤亡的战争，一次征兵，重大的种族暴乱，对主要大学校园的全部或部分占领，以及年轻而不安定的人口。那已经是很早以前了，占领华尔街和那时候比显得非常温和。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在收入平等、美国制造、收入上涨及普遍繁荣感等方面可谓是黄金时代。事实上，这是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在可持续基础上不断上涨的最后一段时间。当时有很多关于压迫和不公的讨论，但现在的“顶层百分之一”在当时还不是一个主要的概念，而且投资银行的银行家年收入可能还不到10万美元，即使那时候物价比较低，这样的收入差距也远远不能和今天相比。

很多评论家，多数是左翼进步势力的评论家，都极力反对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就算他们在道德层面是正确的，他们的结论——不平等的增加一定会导致类似革命、占用、社会秩序崩溃等不好的后果——还是太过草率了。这个推论不一定成立，我有时候会怀疑这些评论家是否有某种内在心理机制起作用，我感觉他们几乎希望有钱人因为他们的罪过而受到惩罚。我对于这种动乱假设的怀疑不只是基于我对总体人口老龄化或者犯罪率下降的认识。在历史上很多时期，包括中世纪，不平等也很严重，向上流动的机会极少，社会秩序却非常稳定，虽然我们作为现代人会对这种秩序的某些方面感到反感。

我怀疑这种“革命威胁论”是否可以成为支持可行改革的正当理由。我常常听到左翼评论家指出，如果我们不“做点什么”来改变收入不平等，人民就会自己做出行动。他们的话隐约暗示着一种暴力威胁，但并没有表示对这种暴力的支持（或谴责）。这些评论家或者作者并不想说暴力正在等着我们，但他们仍然打算为了增强自己论点的修辞力量而把暴力形容成某种可恶的不平等招致的天谴。一个简单的问题是：这些作者有没有害怕过这样的暴力冲突，有没有想到过去劝导人民不要这么关注不平等呢？我认为没有，而且这一点正好说明，对暴力的预言更多地揭示了预言者的情况，而不是未来美国社会可能的发展方向。不平等能够引发一些不好的后果，我们也很可能经历这类后果，但广为流传的对持续而剧烈的社会动荡的预言并不是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也没有事实根据。

更合理的猜测是，美国人民将变得更加保守，这里的保守既是政治意义上的，也是字面意义上的。他们会更加迷恋低税率或者下降的税率，无论这种税率是否可能持续。他们会希望不劳而获，会更多地依靠当地社区和紧密的本地联系来使自己免于经济风险。不同于那些预言里的社会秩序崩溃，这类联系加强的趋势在当今美国已经非常重要，而且显而易见。

我们会在同一时间看到很多丑陋的话语，大量国会里的对立，以及大量令人厌恶的政治斗争。主流媒体的分化和网络争论的分散将引发更多党派偏见和人身攻击。这可能类似于19世纪杰克逊式报纸上的谩骂，以及美国大部分政治历史上接连不断的丑闻散布。20世纪50和60年代相对平淡的主流媒体是一个特例，现在的话语状况已经渐渐回到了历史常态。

竞选活动的财政改革趋势已经使政党、政客以及竞选都更依赖于政治基础和相对极端的捐赠。这已经使得国会运转失常，但我们不应该把这些争辩中的敌意与美国选民的内在情绪混淆起来。大多数美国选民都非常温和，对两个政党都不抱幻想，只是想找一个人能在名义上满足“干点实事”或者“使国家团结”之类的口号。这根本不是能引起革命性未来的态度，而且他们太过平凡，以至于不会太多出现在电视、电台访谈及政治博客上。在未来最有可能赢得选举的政治联盟将是持温和观点者的乏味组合，组成者包括很多老人和精英，他们中的多数都倾向于保持现状。

我们应该再来看看，美国那些收入停滞的地区在政治上正在发生什么。政治保守主义在最不富裕、教育水平最低、蓝领工人最多及经济上受打击最大的州最有势力。如果你对此表示怀疑，你只需要知道，截至2011年，根据自我认同度的调查，政治上最保守的州是密西西比（Mississippi）、爱达荷（Idaho）、亚拉巴马（Alabama）、怀俄明（Wyoming）、犹他（Utah）、阿肯色（Arkansas）、南卡罗来纳（South Carolina）、北达科他（North Dakota）、路易斯安娜（Louisiana）及南达科他（South Dakota）。正如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所说：“保守主义正越来越成为经济落后地区的意识形态。”

这些州已经成为茶党获取支持的前哨。这里的选民并没有站出来主张更高的累进税率，或者试图再现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2）的政策。最自由主义的地区则往往是集中了大量高收入专业人士的城市或郊区。我自己的居住地——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在20世纪80年代我刚住过去的时候非常保守，它一直稳定地投票给保守主义者和共和党，或者坚持选择极度保守主义的民主党人。这里相对富裕，但并不是富人的天地，破落的街区仍然很常见。在2012年左右，费尔法克斯县已经成为美国人均财产最多的县。它在2008年和2012年的选举中都支持奥巴马，党派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它更支持民主党而不是共和党，虽然这个地区还不支持左翼中更激进的一派，例如你可能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Berkeley）看到的那种左翼。

再来看看占领华尔街这一运动在哪里影响较大。它对来自中上层并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有很强的吸引力，特别是如果他们是怀才不遇的文科专业学生，而且没有机会进入最高收入或上升最快的职业的话。这并不是普遍的美国现象，它并不是爆发于新泽西州伊丽莎白（Elizabeth）的众多码头、不景气的俄亥俄州阿帕拉契亚（Appalachian）或有着虔诚的在家学习者的爱达荷州。

推断这些趋势的未来发展，我们可以预计，高收入者会认同现在温和的民主党人所支持的价值观。他们会相信进步、多样化及社会正义，虽然他们可能不会大肆追捧激进的累进税制。他们中的一些会是“小写L自由意志主义者”（Small L Libertarians），但这些自由意志主义者会和高收入者中温和的民主党人一样，喜欢同样的笑话和电视节目。低收入者会分化为两个群体，一边是更极端的保守主义者，一边是受益于温和民主党人支持的社会福利计划的人。我并不是说他们会见利忘义地用选票来换取口袋里的钱，而是说那些温和的民主党人将提供一个照顾到这些人的图景，并且让他们拥有更高的地位和受到更多尊重，由此赢得他们的政治支持。更极端的保守主义者则会在更大程度上拥护宗教和民族主义。这已经是对美国政界一个非常公正的描述了，而且这一描述也符合一个收入和劳动力市场日益不平等的世界。

想想就会明白，我们确实不应该认为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扩大会导致革命和叛乱。这背后有一个很简单的心理因素：大多数嫉妒都是局部性的。至少在美国，大多数经济上的憎恨并不指向亿万富翁或挥金如土的金融家——甚至也不指向腐败的金融家，而是指向过道另一头那个工资涨得比你多的人，或者指向你妻子的姐姐的丈夫，因为他比你多赚了20％，或者指向你的高中同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并不那么担心宏观层面的收入或财富不均的原因：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会拿自己和亿万富翁相比。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对此直言不讳：“每当一个朋友成功了，我内心的一小部分就会死去。”现在美国引发嫉妒的最大媒介大概是脸书，而不是豪华游艇或关于富人和名人生活方式的电视剧。

有时候我会想，为什么这么多相对较为富裕的知识分子会引领针对富人特权的平等主义控诉？一个群体有金钱这一地位资本，而另一个群体有知识这一地位资本，他们莫非是在争夺整体的社会声望？在这场竞争中，至少在美国，知识这一地位资本并不处于上风。或许正因如此，美国富人很高的社会地位才让我们的知识分子阶层如此恼怒。然而，这个知识分子阶层人口数量很少，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均本身并不会按很多知识分子所想的方式引发政治革命。

美国政体不太可能崩溃，但我们会发现战后那一小段时间其实是非常特殊的时期。我们的未来将会产生比以往都多的富人，也会产生更多的穷人，包括那些并不总是能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人。我们不会用高税收或低福利来平衡预算，而是选择让很多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也就是允许一个新的底层阶级的形成。我们不会真的知道如何阻止这一现象发生。但是，随着美国社会的总体老龄化，以及各式廉价娱乐的遍地开花，未来将会是一个异常和平的时代。我们甚至可能看到，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廉价或者免费的娱乐如此丰富，以至于有一点像卡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尽管这是由资本主义带来的。这才真正是隧道尽头的光亮。然而，发展到这个程度所需要的时间将比我在这本书里考虑的时间要长得多。

与此同时，做好准备吧。在过去的40——50年，我们生活的基本面貌和周围的物理环境并没有太大的变革——试着看一部20世纪70年代的电视剧就知道了，那个时代看起来非常熟悉。这一现象很快就会有所改变。这让人害怕，但也让人激动。

这一时代可能会被称为智能机器时代，崛起的群体将是那些与智能机器合作的人。很快有一天，我们回首来路，会看到我们创造了两个国度，一个异常成功的国度，其中的人都在充满技术活力的部门工作，其他所有人则在另一个国度。再见，平庸时代！

（1） 原典出自一个传说，据说当大臣告知玛丽，法国老百姓连面包都没得吃的时候，玛丽曾说：“让他们吃蛋糕好了！”原句被记载在卢梭的《忏悔录》里，但可能不是玛丽所说。——译者注

（2） 乔治·麦戈文（1922——2012），美国前参议员，以政治激进主义闻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