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不均衡

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价值的效用最大化。这是经济学里的一条基本原理，也是人性的必然选择。但如果组织中的每一个人甚或少数几个人将这种追求演绎到极致，就会打破组织正常运营的均衡状态，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很多人都把《致命的均衡》看做是一本趣谈性经济学的书，几位经济学名家对此书的推荐也均立意于此。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如果把这本书看成一杯溶液，那么，它的组织管理学浓度显然更胜过经济学这种成分的浓度。

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价值的效用最大化。这是经济学里的一条基本原理，也是人性的必然选择。但如果组织中的每一个人甚或少数几个人将这种追求演绎到极致，就会打破组织正常运营的均衡状态，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奇案中的经济学系列中的第一本《致命的均衡》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¹⁾

哈佛大学经济系的低级别教员戈森正面临着职称和终身制委员会的审核。从戈森的学识、能力来看，他应该通过审核。在哈佛大学经济学权威斯皮尔曼教授看来，戈森是一个天才，他在教学和研究中的突出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一颗即将冉冉升起的学术明星，以致经济学系将他作为唯一的候选人上报给评审委员会。但是，戈森要想获得通过却并不容易。

评审委员会由7个委员组成，分别是经济学系的亨利·斯皮尔曼、文学系的福斯特·贝瑞特和卡尔文·韦伯、数学系的莫里森·贝尔、社会学系的维勒莉·丹泽和奥利弗·吴，以及化学系的索菲亚·乌斯提诺夫。委员们每人拥有一票投票权，当对本系的候选人进行投票时，来自该系的委员就自动退出。也就是说，尽管斯皮尔曼对戈森赞赏有加，但他在决定戈森去留的问题上却没有丝毫的发言权。如果投票出现平局，那么，身为评审委员会主席的院长丹顿·克莱格就拥有一票决定权。

如果获得通过，戈森5年的努力与等待就没有白费，他从此就可以在最负盛名的学术之巅尽情驰骋，也就实现了自身价值的效用最大化。否则，他就必须离开最挚爱的哈佛。

最终，戈森被否决了。投反对票的是社会学系的丹泽、数学系的贝尔和文学系的贝瑞特。丹泽和戈森曾经有过一夜情，她投反对票是出自于对戈森即将和梅丽莎·香农小姐结婚的嫉妒，而贝尔和贝瑞特的反对票几乎可以说是因为身为外行而没有真正看懂戈森的论文所致。斯皮尔曼无权投票，投票出现3：3的平局，院长克莱格投了反对票。

失败者戈森很快被发现在自己的汽车里自杀，随后委员会里投了他反对票的贝尔和贝瑞特也相继被杀。一切迹象表明是戈森的未婚妻香农小姐为了给戈森报仇策划了这两起谋杀案。

但经济学教授斯皮尔曼却通过“人们总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发现了真凶竟是院长克莱格，是他一手导演了这三起命案。

当戈森发现了院长克莱格为了追求学术荣誉而在著作中捏造虚假数据时（戈森所据的是和斯皮尔曼同一个经济学基本原理），他决定要挟克莱格以获得个人价值的效用最大化。而对克莱格来说，造假的初衷就是为了追求效用最大化，当面临戈森的威胁时，他选择除掉戈森和有可能知情的贝尔和贝瑞特。这自然也是为了维护他的地位和荣誉，也即是维护自身的效用最大化。

事情似乎是由戈森引发的，但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学家，他为什么会如此疯狂呢？

对职称或职位的晋升竞争是最容易打破组织均衡态势的竞争之一。戈森这样做，是因为哈佛制定了严苛的非黑即白的评审规定。哈佛这样做是为了遴选出最优秀的人才为哈佛效力，本也无可厚非。但是，这种体制也存在明显的不合理因素。

斯皮尔曼对此深有感触。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就注定了他不可能从一个历史学家或生化学家的角度来做出评判。但做出评判又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其他的委员其实也是同病相怜。这种貌似公正的评判又有何公正可言呢？

当戈森自觉无法在公平竞争的框架下实现晋升，他只能铤而走险，从而引发了哈佛大学这个组织内一系列致命的不均衡。

事实上，即便是不考虑学科差异带来的误解，委员会对戈森的评判上也存在着很大的个人因素。我们不妨延伸想象一下，如果戈森和委员会的某些成员有密切的联系，他是不是就能顺利通过了呢？

这正是哈佛极力要避免的事情。委员会制定了严格的规定：评审之前，所有委员都不得与候选人有所联系。但是，就像任何组织一样，哈佛也无法避免人与人之间的裙带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公平竞争。

奥利弗·吴教授正是这样的一个受害者。当哈佛考虑聘请他担任客座教授的时候，对他怀有偏见的莫里森·贝尔极尽诋毁之能事，影响了其他委员的看法，生生搅黄了这件事。此后，当奥利弗·吴有望荣升院长时，又是莫里森·贝尔横插一杠，通过投票提携了和他关系亲密的克莱格。

当克莱格畏罪自杀后，吴教授终于如愿以偿升任院长，总算是给组织内的晋升竞争抹上了一丝亮色，但吴教授那种内心的隐痛却不是那么容易消退的。

《水浒传》中宋江和卢俊义在接受招安后，在看见一个汉子耍弄“胡敲”（一种类似玩具的乐器，由两根小棒，中穿细索组成，以手牵动，便会发声）时，曾经有过这么一段对话。宋江说：“这胡敲正比着我和你，空有冲天的本事，无人提挈，何能振响！”卢俊义道：“兄长何故发此言？据我等胸中学识，不在古今名将之下。如无本事，枉自有人提挈，亦作何用？”

宋江和卢俊义所说的正可以看成是组织内两种晋升竞争的方式。我们不妨分别称之为“宋江路径”和“卢俊义路径”。

“宋江路径”立足于营造关系，期盼贵人提携。而“卢俊义路径”则寄希望于凭借自身的实力、能力，通过正当的竞争上位。

显然，无法借助“卢俊义路径”合理晋升的戈森和奥利弗·吴教授都是不正当竞争的“宋江路径”的受害者，而克莱格之流则通过“宋江路径”青云直上，轻松获得权力和荣耀。

竞争并不可怕，无论是内部竞争还是外部竞争。关键是要在一个相对公平的制度框架下进行。就组织内的晋升竞争而言，如果总是只有一条“宋江路径”而缺乏“卢俊义路径”，那么，“戈森惨剧”势必不可避免，而受到伤害的绝不可能仅仅是“戈森”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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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所论及的哈佛情事，均据威廉·伯烈特、E．M．史蒂芬、肯尼斯·G．艾辛格等三位经济学教授以马歇尔·杰文斯为笔名所著的《致命的均衡》一书，并非对现实哈佛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