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章里,首先对本书提及的有关“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和“不平等不平等”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其次探讨收入分配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脉络,和现代收入分配理论现代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方法。并就现代收入分配理论现代收入分配理论中与本研究相关联的,探讨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动态演进动态演进机制以及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互动关系问题的理论文献,进行简要的梳理和述评。
2.1 关于收入分配收入分配的基本概念
收入分配收入分配的概念有两种:功能收入分配功能收入分配(Functi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和规模收入分配规模收入分配(Size Distribution of Income)。功能收入分配功能收入分配也称要素收入分配要素收入分配,是指劳动与资本资本等生产要素所得收入份额的多寡(在个人收入分配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占据收入分配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核心地位之前的100多年的时间里,要素收入分配要素收入分配理论(也称新古典分配理论)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而规模收入分配规模收入分配也称个人收入分配个人收入分配或家庭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它是指某个个人或某个阶层的人口或家庭的财富财富收入份额是多少。实际上个人收入分配个人收入分配与要素收入分配要素收入分配密切相关。不同的个人或家庭占有各类生产要素的份额,以及各类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决定了个人收入分配个人收入分配的分布情况。现代收入分配理论现代收入分配理论主要倾向于研究个人收入分配个人收入分配,并且将个人收入分配个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问题作为其研究的核心。除特殊说明,本书之后所提及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都采用规模收入分配规模收入分配(个人收入)分配概念。
“虽然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不平等涉及许多关于个人之间的悬殊待遇和处境等不同问题,但经济经济学只集中研究与收入的获得及支出相关的方面。因此,关于个人之间不平等不平等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个人或家庭之间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个人收入分配个人收入分配)的同义语。”(引自:Anthony F.Shorrocks,“Inequality Between persons”,《新帕尔格雷夫经济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886。)因此,本书将“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定义为:个人或家庭的财富不平等财富不平等。本书之后提及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差距收入分配差距”和“不平等不平等”等概念之间可以相互替换。
2.2 收入分配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脉络
收入分配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作为经济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古典学派的分配理论古典学派的分配理论,后凯恩斯主义的分配理论,新古典学派的功能性分配理论和现代收入分配理论现代收入分配理论(个人收入分配个人收入分配理论、规模收入分配规模收入分配理论)等不同发展时期。
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一直以来都是经济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古典学派形成之前,一些朴素的分配思想就已经出现,例如斯图亚特的实质价值和让渡利润说,魁奈的价值理论和杜尔阁的资本资本与利率理论等,都体现了一定的分配思想。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学派的经济经济学家和马克思则将分配理论作为他们研究的核心,开始系统地研究要素价值与个人分配问题。(参阅:陶一桃,蔡增正,《西方经济学的问题演进》,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随着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的到来,新古典经济经济学家承袭古典经济经济学家关于分配理论的视角,形成了经典的生产要素收入分配要素收入分配理论(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收入分配理论)。
20世纪50年代,卡尔多等人建立了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理论紧密联系的后凯恩斯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后凯恩斯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同一时期,库兹涅茨(1955,1963)提出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与个人收入分配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不平等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的假说,个人之间收入的不平等不平等,以及不平等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成为热点问题。
2.2.1 古典学派的分配理论古典学派的分配理论
研究分配问题的古典学派的方法是在分析国民产品在各个阶级中进行分配的问题时,把社会产品区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社会再生产所必需的部分(其中包括经济经济活动中就业工人所必需的基本生活资料);另一部分则是可以为社会“自由地”处置的部分,并构成社会的“纯产品”或剩余——社会产品除去工人必要的基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更换以后,所剩余的部分。解释决定着剩余产品的多少和它在各个阶级中进行分配的条件,是古典学派分配理论的目的。(参阅:Massimo pivetti,“Distribution Theories:Classical”,《新帕尔格雷夫经济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945-949。)
与近百年来占统治地位的供求方法不同,在古典学派的经济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研究分配理论的方法中,实际工资率和实际利润率并不是在资本资本和劳动相对稀缺的基础上,来对称地同时加以确定的。在古典学派的方法中,对于两个分配变量(资本资本和劳动)中一个变量的解释是独立于社会产品和另一个分配变量之外的,同时另一个变量是作为一个剩余而加以决定的。(同上。)
2.2.2 后凯恩斯主义的分配理论——分配理论与增长理论增长理论的联姻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大量的新凯恩斯主义或称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模型模型,这类研究主要发源于剑桥大学,因此也称为剑桥学派的分配理论。在后凯恩斯主义的分配理论中,不同的储蓄率是与不同的经济经济或社会阶级相联系的。
在后凯恩斯主义的分配理论中,卡尔多的分配理论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卡尔多考虑的是单一部门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在其中存在两个阶级:一个阶级的收入完全来源于资本资本(这一阶级成为资本资本家阶级),而另一个阶级的收入的唯一来源是工资(这一阶级成为工人阶级)。这两个阶级具有不同的储蓄倾向,而且资本资本家的储蓄倾向高于工人阶级。由此,卡尔多得出两个关键结论:第一,均衡均衡利率只取决于外生给定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和资本资本家阶级不变的储蓄倾向;第二,国民收入中的长期利润份额是由增长率、资本资本产出比和外生给定的资本资本家阶级不变的储蓄倾向决定的。可见,在李嘉图的分配理论中,剩余是由利润所代表的;而后凯恩斯主义的分配模型模型中,一旦利润被确定下来,工资就变成一个剩余量。(参见:Marro Baranzini,“Distribution Theories:Keynessian”,《新帕尔格雷夫经济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949-952。)
由于以卡尔多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义分配模型模型是建立在具有“刀锋”性质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模型模型基础之上,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参见:周文兴,《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但它毕竟开创了将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紧密相连的新局面。之后,将卡尔多方法、政治经济学模型政治经济学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模型以及新增长模型模型(内生增长模型模型)相结合,形成了现代收入分配理论现代收入分配理论的一个关键分支。
2.2.3 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趋势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趋势——源于库兹涅茨
倒“U”型假说的早期理论研究
正如以卡尔多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义分配理论,激发了人们开始探讨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不平等不平等对随后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方向(即收入不平等不平等的后果),库兹涅茨倒“U”型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的提出激发了人们开始探究在经济发展进程经济发展进程中,收入不平等不平等的长期变动趋势和变化原因。
对库兹涅茨倒“U”型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的早期理论解释中比较系统的是刘易斯和拉尼斯-费景汉等人的两部门模型两部门模型。这类模型模型利用卡尔多首创的边际储蓄倾向方法,结合边际主义的要素分配理论,探讨发展过程中,随着劳动力逐渐由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化部门的转移,收入不平等不平等的长期变化趋势,从而为库兹涅茨倒“U”型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提供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理论解释。之后,托达罗等人对两部门模型两部门模型进行了一系列补充和修正,并争辩:发展过程中,库兹涅茨倒“U”型库兹涅茨倒“U”型并不是必然出现,随后给出了库兹涅茨倒“U”型库兹涅茨倒“U”型出现的条件。
20世纪70年代,随着理性预期革命理性预期革命的到来,宏观经济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为宏观经济行为宏观经济行为寻找微观基础微观基础,抽象掉了个体异质性个体异质性的代表者模型代表者模型被广泛使用。这样个人收入分配个人收入分配理论,由于其必须首先引入个体异质性个体异质性才能有效讨论的特点,就不再是研究热点。
20世纪80年代,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发展过程中收入不平等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关系问题又成为经济经济理论界的焦点,库兹涅茨倒“U”型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再次受到普遍关注。这一时期,随着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以及结构变迁结构变迁的互动演进演进等一系列相关研究使得现代收入分配理论现代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目前,收入分配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甚至成为研究各类宏观与微观经济经济问题的一个平台。
2.3 现代收入分配理论现代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收入分配的互动演进机制互动演进机制
现代收入分配理论现代收入分配理论所涉猎的问题非常广泛,其中包括: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收入分配收入分配的动态演进动态演进机制以及收入分配收入分配的福利评价等核心问题。本书将在以下部分,重点就现代收入分配理论现代收入分配理论中与本研究相关联的,探讨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动态演进动态演进机制以及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互动关系问题的理论文献,进行简要的梳理和述评。
根据相关文献的方法和特点,本书将所涉及文献分为以下几大类:第一类,在新古典或者以Romer(1986,1987,1990)为代表的新增长模型模型中直接引入个体异质性个体异质性,探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化趋势;这类模型模型中,个体异质性个体异质性成为个人收入分配个人收入分配演化过程的关键影响因素;第二类,将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或者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剑桥学派的分配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模型政治经济学模型相结合,探讨初始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外生或内生税收政策对随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三类,不完美资本市场不完美资本市场模型模型,这类模型模型探讨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美性而引致的初始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对随后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以及对收入分配收入分配的演进演进过程的影响;第四类,基于亭贝亨的著作,探讨随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技术工人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工资差异的变化趋势;第五类,基于恩格尔定律恩格尔定律,探讨收入分配的需求效应收入分配的需求效应对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以及对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影响。
2.3.1 将个体异质性个体异质性直接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模型或新增长模型模型
大量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的文献,利用代表者模型代表者模型讨论经济经济指标(收入、消费、增长)等总量变化与平均变化。在这些模型模型中的代表者是一个平均化个体,他的行为按人口加总后就成为经济经济的总体行为;因此这样的模型模型是不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的,也就谈不上讨论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与财富财富分配等问题。Stiglitz(1969);Chatterjee(1994);Casell和Ventura(2000);Li,Xie和Zou(2000)等通过直接将个体异质性个体异质性引入经典增长理论增长理论模型模型,讨论了收入、财富财富以及消费的动态演化路径动态演化路径。
Stiglitz(1969)在索洛增长模型模型框架中直接引入个体初始财富异质初始财富异质性,试图讨论财富财富分配问题。Stiglitz(1969)首先将社会人群划分为不同的组,同一组内部的个体拥有相同财富财富水平,而不同组之间人均财富水平人均财富水平不同。模型模型将劳动力设定为同质的,这就保证了同一群体(组)内部所有成员的收入与财富财富都相同;生产函数则假定为规模报酬不变的凹函数,储蓄是财富财富的线性函数线性函数(也就是说所有个体的边际储蓄倾向相同)。可见除将社会人群设为平均财富财富不同的群体(组)外,这个模型模型与经典索洛增长模型模型没有太多差异。Stiglitz由此模型模型导出:总的均衡均衡增长路径仅仅由于零收入情况下的储蓄水平b(其中b是外生给定的)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当b=0时,经济经济将达到“索洛”均衡均衡;当b>0时,经济经济中存在一个唯一的均衡均衡增长路径;当b<0时,经济经济中则存在两个均衡均衡增长路径。
进而,模型模型着重分析了不同群体(组)的财富财富—收入均衡均衡状态和收入分配收入分配的变动情况。从而得出这一模型模型的一个关键结论:对于任意给定的资本资本—劳动比,只有唯一一个群体达到均衡均衡状态(财富财富变化率为零),也就是说这一群体的平均财富财富水平达到稳态稳态值C。之后,模型模型进一步假定经济经济中只存在两个异质异质化群体,他们的财富财富水平分别为C1和C2;且在C1<C2的条件下,当b+mw>0时(其中,b为零收入条件下的储蓄水平,m为储蓄率,w为工资率),两个群体的财富财富差距将缩小,社会将变得更加“平等”;当b+mw<0时,则两群体的财富财富差距将拉大,社会将更加“不平等不平等”;当b+mw=0时,则两群体相对财富财富水平不发生变化。
Stiglitz(1969)进一步证明:当储蓄率是财富财富的线性函数线性函数时,总储蓄与财富财富分布无关,因而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无关;当储蓄率是财富财富的凹函数或凸函数时,经济经济的财富财富分布将影响总体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这一结论为讨论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经典方法(所谓经典方法来源于Smith(1776)以及之后的发展:Keynes(1920),Lewis(1954),Kaldor(1957),Bourguinon(1981)和一批后凯恩斯主义模型模型。依据这类方法,如果储蓄率是财富财富的增函数,收入不平等不平等将使资源向边际储蓄倾向高的富裕阶层转移,从而提高经济经济的总储蓄率和资本资本积累速度,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证明。此后,Bourguinon(1981)利用与Stiglitz(1969)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进一步证明:如果个人储蓄率是个人财富财富的凸函数,那么总产出将取决于初始财富分布初始财富分布,稳态稳态收入差距越大,总产出水平越高。如果假设生产函数是AK形式,那么,收入分配差距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越快。实际上,Stiglitz(1969)和Bourguinon(1981)是通过直接将个体异质性个体异质性引入经典的模型模型,探讨初始财富异质初始财富异质性对不同群体间财富财富差异程度与差异变化方向的影响的一个比较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
Chatterjee(1994)在一个标准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模型中讨论个人财富财富分布的演化。首先假定:所有个人(agent)具有完全相同的无限期界效用函数,但是个人之间的初始财富财富水平不同。在标准新古典增长模型模型的基本假定之外,模型模型引入了一些特殊假定:个人一生的效用函数是不随时间变化的瞬时效用函数的折现加总,同时假定拟线性偏好。恩格尔曲线是一生财富财富的线性函数线性函数,这一假定保证了超额需求函数可以线性加总,从而保证了人均消费路径、人均资本资本存量、价格可以由个人最优问题导出。以上一系列假定使得模型模型中财富财富分布不影响总体经济经济的动态动态变化过程,而总体经济经济的动态动态变化却影响财富财富分布的演化。
Chatterjee模型模型的财富财富分布演化依赖于个人财富财富水平与人均储蓄倾向的单调关系。而个人财富财富水平与人均储蓄倾向单调关系的方向则取决于偏好的性质和总体经济经济的动态特征动态特征。如果总体经济经济向稳态稳态水平增长,并且偏好假定为在某个正的消费水平上边际效用无穷大(即个人消费有一个为正的最低消费水平),那么人均储蓄倾向与个人财富财富水平正相关;如果在任何非负的消费水平上边际效用都是有限的,或者总体经济经济向稳态稳态衰减,那么人均储蓄倾向与个人财富财富水平负相关。
Chatterjee利用以上模型模型得出几个主要结论:(1)如果财富财富与平均储蓄倾向正相关,那么当期财富财富分布洛伦茨占优(洛伦茨占优(Lorenz-dominance):将所有个人按财富财富水平由小到大排列,如果对于所有K(其中1≤K≤N,N为经济经济的总人口数),都有Ki=1Sit+1≤Ki=1Sit(其中,Sit和Sit+1分别表示个人i在t期和t+1期的财富财富水平),那么我们称向量{Sit}洛伦茨占优{Sit+1}。(Chatterjee,1994))下期财富财富分布;如果财富财富与平均储蓄倾向负相关,下期财富财富分布洛伦茨占优当期财富财富分布。(2)如果一个经济经济比另一个经济经济的初始财富分布初始财富分布更为平等(两个经济经济的其他条件均相同),那么在未来的所有时期,这一经济经济的财富财富分配一直维持更为平等的状态,也就是说:初始财富不平等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将一直持续,直至无穷期。(3)经济经济距稳态稳态水平越远,其资本资本存量变化越快,收入分布变化也越快。
Casell和Ventura(1996,2000)则是将个体多重异质异质性引入代表者(RC)增长模型模型中,试图讨论个体与总体消费,收入以及财富财富的演化路径。
Casell和Ventura(2000)首先假定经济经济中的个体是长生不老的,经济经济中总人口数J,而个体用j(j=1,2,…,J)表示。同时,模型模型假定J够大,以至每个人是渺小的,每个人的行为并不影响总体。模型模型允许消费者具有多重异质异质性(品味、能力和初始财富财富等)。模型模型引入的第一个异质异质性是在效用函数中引入公共品的消费,而不同的人对公共品消费的评价是不同的;这个所谓评价不同也可以理解为个体获得公共品的机会或比例(个体所消费的公共品消费占与社会公共品总量之比)不同,消费者的收入来源于其拥有的资本资本和劳动。模型模型引入的第二个异质异质性是个体所拥有的初始财富财富不同,第三个异质异质性则是个体能力异质异质性。
消费者在以上假设条件下,追求跨期效用最大化。模型模型求解结果显示:个体跨期总消费是其跨期总财富财富的一部分。其跨期总消费定义为其个人的跨期私人品总消费与跨期公共品总消费之和,而其总财富财富则是其跨期总金融资产、工资净现值、公共品跨期消费净现值之和。由于模型模型设定消费者所有异质异质性都是可以线性加总的,所以这个所谓异质异质性的代表者模型代表者模型具有相当优良的加总能力。加总结果显示这个模型模型对于总体经济经济的描述与无异质异质性的代表者模型代表者模型并无差异。同时,Casell和Ventura(2000)发现当消费者(个体)对公共品评价不一致时,一系列外生条件的变化将导致个体间消费差距是缩小还是扩大。当消费者初始财富财富不同时,其个人金融资产的增长率高于还是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是由其所拥有的金融资产与社会总金融资产的比值决定的;如果个体间初始财富财富以及其对公共品评价的都不相同,那么个人对公共品评价越高,其个人金融资产占社会总财富财富比值越小;若个体间初始财富财富水平、对公共品的评价以及能力均不相同,那么个体技能越强,个人金融资产占社会总财富财富比值就越小。
这样,模型模型就由一个含有多重异质异质性RC模型模型导出了总体消费水平与财富财富的演化路径,以及个人财富财富与财富财富的演化路经。在此基础上,作者将这一分析方法分别应用于两个经典增长模型模型:Ramsey-Cass-Koopmans模型模型和Arrow-Romer内生增长模型模型,发现在不同的品味和技术技术参数条件下,经济经济将达到不同的稳态稳态(平等稳态平等稳态或不平等稳态不平等稳态),同时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可以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动态特征动态特征(单调下降单调下降、库兹涅茨倒“U”型库兹涅茨倒“U”型,甚至可能出现多个拐点)。
Li,Xie和Zou(2000)分别在标准的Cass-Koopmans模型模型和Romer内生增长模型模型框架中引入个体财富财富异质异质性,发现如果一个经济经济的资本资本存量小于黄金律要求的资本资本存量,那么当技术技术对再生产要素表现为规模报酬递减规模报酬递减时,收入分布随时间变得更为平等。如果技术技术对再生产要素表现为规模报酬不变时,收入分布将不随时间变化。
虽然Stiglitz(1969),Chatterjee(1994),Casell和Ventura(2000),Li,Xie和Zou(2000)等通过直接将个体异质性个体异质性引入经典增长理论增长理论模型模型的办法使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演化内生化,讨论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财富财富以及消费的动态演化路径动态演化路径,但是他们的模型模型并未颠覆经典增长理论增长理论模型模型的基本结构。尤其是他们的模型模型中都有两个基本假定,即个体异质性个体异质性可以线性加总,以及个人储蓄是个人财富财富的线性函数线性函数(即边际储蓄率是个常数,不随财富财富水平变化),这就使得这类模型模型中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对总体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路径并无实质影响,总体经济经济的稳态稳态与动态特征动态特征与标准代表者增长模型模型基本相同。也就是说,这类模型模型的目标仅仅在于探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布的演化过程,而并不讨论收入分布对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影响。
2.3.2 内生增长理论增长理论、后凯恩斯主义分配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模型政治经济学模型
persson和Tabellini(1991,1992,1994);Alesina和Rodrik(1992,1994);Bertola(1993,1996);Saint-paul和Verdier(1993,1996);perotti(1993);Verdier(1994);Uhlig和Yanagawa(1996);李宏毅和邹恒甫(1998);尹恒、龚六堂和邹恒甫(2001)等将内生增长理论增长理论与后凯恩斯主义分配理论相结合,讨论财富财富或收入分布的偏度(这类模型模型大多用“偏度”概念来定义不平等不平等,即利用收入或财富财富分布的中位与均值之差的大小度量不平等不平等程度的大小,从而利用政治经济经济学的中位投票原则使公共税收政策内生地决定于收入或财富财富分布。利用“偏度”定义不平等不平等的信念来源于一个基本观察:收入分布往往呈现一种右偏分布的形态,即中位数小于均值的偏态分布。)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由于这类模型模型普遍认同后凯恩斯主义关于边际储蓄倾向是财富财富的增函数的观点,因此认为资本资本税率将影响经济经济的总储蓄水平,进而影响以资本资本积累为驱动(Capital-accumulation Driven)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所以,它们往往将资本资本税率对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影响作为讨论焦点。
这类模型模型中有相当一部分假设资本资本税率内生决定,这部分模型模型通常借助政治经济学模型政治经济学模型中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过程和中间人投票机制使资本资本税率决定过程内生化。(这类模型模型通常被称为“中位投票政治经济学模型政治经济学模型”,它起源于Meltzer和Richard(1981)。这类模型模型的结论常常由于其与计量结果的冲突而受到质疑(perotti,1994a,1994b;Deininger和Squire,1996a,1996b)。这类模型模型通常得出收入不平等不平等与再分配再分配规模简单正相关,而观察显示,即使不平等不平等程度相似的国家,其再分配再分配规模的差异性也很大。)这时,模型模型将会关注两个均衡均衡:经济经济均衡均衡和政治均衡均衡。在经济经济均衡均衡中,运用优化模型模型的基本方法讨论收入(财富财富)不同的个体所偏好的最优税率,税率对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所要求的最优税率;政治均衡均衡中,经济经济的税率即为中间投票人所偏好的税率。当中间投票人的财富财富水平小于代表者财富财富水平(人均财富水平人均财富水平)时,政治均衡均衡税率将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所要求的最优税率。经济经济中财富财富分布“偏度”将决定政治均衡均衡税率,从而决定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由于模型模型的设计细节不同,他们得出的结论也不相同。
例如,persson和Tabellini(1994)利用一个标准代际交替模型代际交替模型,讨论财政只用于再分配再分配的情况下收入分布对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收入分配收入分配越不平等不平等,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越低。Alesina和Rodrik(1992,1994)在一个以劳动和资本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内生增长模型模型中,假设财政支出具有生产性,完全进入生产函数,得出初始财富分布初始财富分布的偏度越小,随后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越高的基本结论。Saint-paul和Verdier(1993,1996)将公共品投资投资纳入人力资本资本形成过程,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更高的偏度引致更快的增长。perotti(1993)的结论更为精巧,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不仅仅依赖于初始分布的偏度,同时也依赖于人均收入水平;也就是说,收入分布的偏度和均值共同决定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李宏毅和邹恒甫(1998)假定财政支出具有消费性、完全进入个人效用函数,得出了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不平等不平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结论。而尹恒、龚六堂和邹恒甫(2001)则假定财政支出同时具有生产性和消费性,认为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与税率呈现倒“U”型关系。(公共品投资投资的引入似乎使得政治经济学模型政治经济学模型得出的结论更为多样化,Lee(1998)将公共品投资投资纳入个人人力资本资本的形成过程,Bnabou(1996)将公共品投资投资直接引入效用函数。)
2.3.3 不完美资本市场不完美资本市场方法
这类模型模型大都设定为代际交替模型代际交替模型。初始财富财富禀赋异质异质、金融市场的不完美性,以及最小投资规模最小投资规模等基本假定,在这类模型模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金融市场不完美条件下,初始禀赋异质异质的家庭将面临信贷约束信贷约束,只有初始财富财富水平高于某一临界值的家庭才有机会得到贷款,投入高收益项目获得更高收益率,或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获得更高工资收入。由此,经济经济中不同家庭的财富财富演进演进路径将出现分叉。在不同的模型模型中,甚至在同一模型模型、不同的参数条件下,经济经济将可能达到不同的均衡均衡状态:平等稳态平等稳态或不平等稳态不平等稳态(例如,Loury,1981;Galor和Zeira,1993;Banerjee和Newman,1993;Ljiungqvist,1993;Aghion和Bolton,1996;Aghion,1997;piketty,1997;Matsuyama,2000;Moav,2002,等等)。
Galor和Zeira(1993)的核心思想是由于个体初始财富财富水平的不同而导致个体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不同,选择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人成为技术工人技术工人,而不选择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人则成为非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由此,初始财富财富的分布状况对总体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路径与结构变化产生影响,同时,个体间异质异质化的财富财富分配演进演进路径将被推导出来。
模型模型假设一个代际交替的开放经济经济体,代际之间有赠予。经济经济中只有一种产品,同种产品可以由两种技术技术生产,一种是技术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要求雇佣技术工人技术工人)的生产技术技术,另一种则是非技术密集型非技术密集型(要求雇佣非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的生产技术技术。个体只生存两期,个体的唯一异质异质性是其从上一代人那里继承的初始财富财富不同。个体可以选择第一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第二期作为技术工人技术工人去工作,也可以选择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两期都作为非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从事工作。模型模型中将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设为一个固定值(h>0)。
模型模型进一步假定,个人可以借贷,但是由于信贷市场是不完美的,借款者付出的利率将高于存款利率。个人将根据不同职业选择所获的一生财富财富的多寡来决定成为技术工人技术工人,还是成为非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因此,不同技术技术部门的工资差距以及经济经济的初始财富财富分配状况将决定经济经济中技术工人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的相对数量,由此将决定经济经济中的总产出。而个人以及家族的财富财富的演化路径将由其家族初始财富财富水平决定。因此,整个经济经济的均衡均衡状态主要由经济经济的初始财富财富分配状况所决定。
Banerjee和Newman(1993)的核心假定是:个体之间存在财富财富异质异质性,贫穷的人可以选择成为工人也可以选择成为自我雇佣者,富有的人则成为雇佣劳动的企业家。同时,模型模型是一个代际交替模型代际交替模型,个人的初始财富财富来源于上一代人的赠予。个人效用函数为:U=cγb1-γ-z,其中,c为个人消费,b为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赠予,z为个人提供的劳动量。经济经济中存在一种安全资产(获得固定收益)和一种高收益风险投资投资项目(有可能获得高收益,也可能获得低收益)。这种高收益项目具有不可分性,且存在一个“门槛”资本“门槛”资本投入,这种项目可以由自我雇佣者生产,也可以由企业家(投入自己劳动的同时,雇佣他人劳动)生产。只是两种生产方式的收益率与风险分布不同。由此,个人将面临四种职业选择:(1)游手好闲者(只投入安全资产,不提供劳动);(2)工人(投入安全资产,且提供劳动);(3)自我雇佣者;(4)企业家。这样,尽管模型模型假定所有个体均拥有相同的能力与偏好,但是由于初始财富财富水平的差异使得不同个体选择不同的职业,经济经济的初始财富财富分配状况将决定整个经济经济的均衡均衡状态和收入分配收入分配状况的动态演进动态演进过程。
Matsuyama(2000)假定经济经济中的家庭是长生不老的,总人口是不变的,任何时刻,经济经济中唯一的异质异质性是家庭初始财富财富水平的不同。模型模型的关键假定是:(1)高收益项目(收益率高于市场存款利率)要求一个“门槛”投资投资水平;(2)由于信贷市场不完美,任何希望投资投资于高收益项目的家庭都将面临借款约束,也就是借款人所能够借到的资金量是有限的。因此,经济经济中相对富有的人将成为借款人和项目投资投资者,而相对贫穷的人将成为贷款者。这样,个体的初始财富财富水平将成为个体选择成为借款者还是贷款者的决定因素。因此,相对富有的人将投资投资于高收益项目,而相对贫穷的人只能选择贷出资金。当借款利率低于项目投资投资回报率时,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但是,由于模型模型假定了一个封闭的经济经济环境,由此,随着富人借款需求的增加,贷款利率将被推高,穷人的收入开始增加,这样库兹涅茨倒“U”型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将出现,即随着经济经济的发展(产出增长),个体间收入差距开始拉大,之后开始缩小。
目前,不完美信贷市场方法不仅仅用来探讨经济发展进程经济发展进程中收入分配收入分配的动态演进动态演进,还与政治经济经济学机制等其他方法相结合,用来探讨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例如,Bnabou,1996;Lee和Romer,1998;Fishman和Simon,2002;Mookherjee和Ray,2003;Galor和Moav,2004,等等)。
Bnabou(1996)将政治经济学模型政治经济学模型与不完美资本市场不完美资本市场方法相结合,讨论收入不平等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Bnabou假定信贷市场完全关闭,并且产出完全来源于私人投资投资,税收完全用于再分配再分配(而不具有生产性),Bnabou由此得出与政治经济学模型政治经济学模型基本相同的结论,较高的不平等不平等程度(即中位个体与平均个体的初始财富财富之差比较大),将引致较高的再分配再分配要求,进而使得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较低。
Lee和Romer(1998)同样将政治经济学模型政治经济学模型与不完美信贷市场方法相结合。他们假定教育投资投资由私人投资投资和公共品投资投资两部分构成,每个个体得到相同的公共品投资投资,公共品投资投资来源于税收。私人投资投资与公共品投资投资具有相同的生产率。Lee和Romer认为,在信贷市场完全关闭的条件下,当税率较高时,初始财富财富水平较低的个体将选择不进行私人投资投资或私人投资投资较少;也就是说高税率将挤出私人投资投资,但是高税率同时将提高公共品投资投资。因此,在Lee和Romer的模型模型中,初始不平等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式更为复杂,也就是说较高的以“偏度”定义的不平等不平等程度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水平之间具有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
Fishman和Simon(2002)则讨论在资本资本市场不完美条件下,劳动分工和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如何相互作用,进而影响经济经济发展的机制。他们的讨论根植于一个先验假设:从事专业化生产需要资本资本投入。由于资本资本市场不完美导致的信贷约束信贷约束,使得个体投资投资专业化的激励依赖于其财富财富水平。尤其是那些财富财富水平较低的个体,有可能没有足够的激励去投资投资专业化生产。这样,社会的劳动分工与财富财富分布将产生相互作用。一方面,财富财富分布决定了社会中有多少个体进行专业化投资投资,从而决定了社会的劳动分工情况;另一方面,劳动分工又决定着财富财富分布的动态动态变化。如果财富财富分布过度集中,将导致过低的专业化程度、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大量的低收入者将不可能积累足够的资本资本进入企业家行列。这样,社会将进入低专业化程度、低生产率水平、低工资水平的状态,而财富财富和收入不平等不平等将持续偏高,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缓慢。如果财富财富分布比较平均,那么情况则刚好相反。
Galor和Moav(2004)则将所谓古典方法与不完美信贷市场方法相结合,讨论收入不平等不平等对经济发展进程经济发展进程的影响。所谓古典方法起源于Smith(1776),后由Keynes(1920),Lewis(1954),Kaldor(1975)和Bourguigon(1981)等进一步解读和发展。依据这一方法,储蓄率是财富财富的增函数,因此较高的不平等不平等程度将使得财富财富向边际储蓄倾向高的富有者集中,从而增加总的储蓄水平,促进资本资本进一步积累,因此不平等不平等对经济经济发展产生正面影响。Galor和Moav在古典方法基础上,引入不完美信贷市场假设。他们建立了一个代际交替的经济经济发展模型模型,其中经济经济使用两种生产要素(物质资本资本和人力资本资本),生产一种既可用于消费也可用于投资投资的物品,生产函数采用规模报酬不变的科布-道格拉斯形式。每一期的物质资本资本等于上一期产出减去消费与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剩余部分,而每一期的人力资本资本水平,则是上一期个人教育决策(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结果。由于信贷市场不完美,个人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将面临信贷约束信贷约束。由此,Galor和Moav得出结论:在工业化早期,物质资本资本稀缺,物质资本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不平等不平等通过促使资本资本向边际储蓄较高的富有者集中,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随着经济经济的不断发展,物质资本资本存量的增长,物质资本资本边际产出边际产出下降,使得人力资本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由于信贷约束信贷约束的存在,不平等不平等将制约个体,尤其是财富财富水平较低个体的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因此过高的不平等不平等程度将阻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
2.3.4 源于亭贝亨的工资差异变化模型模型
这类模型模型的基本思想来自亭贝亨,探讨随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技术工人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工资差异的变化趋势。
亭贝亨认为收入不平等不平等的可见趋势是技术技术和教育之间竞赛的结果。技术技术的进步创造了对技术工人技术工人的更大需求,而受教育机会的增加则可以提供更多的技术工人技术工人。技术工人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工资差异的动向取决于这两支劳动大军的相对人数。21世纪以来,教育的进展超过了技术技术,使得专业性和技术技术性职业的相对收入降了下来,给收入分布带来了明显影响。
Galor和Moav(2000)主要讨论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创造性毁灭过程如何引致技术工人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相对工资水平的变化。Galor和Moav(2000)的研究灵感来源于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近30年的观察:快速的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使得工资不平等不平等现象加剧,技术工人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工资差距拉大,而技术工人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内部的工资差距也拉大了。同时,技术工人技术工人总供给增加,而非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实际工资下降。
Galor和Moav(2000)设定了一个小型、开放、完全竞争的无限离散时间的代际交替经济经济体。其中,国际资本资本可以无限制地自由流动。每一期,经济经济中只生产一种既可用于消费,也可用于投资投资的物品。生产要素是物质资本资本和合成有效劳动力。他们的创造性假设是其关于合成有效劳动的设计,时刻t的合成有效劳动定义为:ht=βht+Lt(1-δgt)(β>1),其中,ht为技术工人技术工人的有效劳动量,Lt为非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的有效劳动量,gt为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率,δgt(0<δgt≤1)是由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所造成的,非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的有效劳动随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衰减(贬值),而技术工人技术工人的有效劳动则不随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衰减(贬值)。
他们进一步假定,个人能力αit(其中,t表示时刻,i表示某人)是连续分布的,αit对个人由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而造成的有效劳动的贬值有阻滞作用。但技术工人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的阻滞作用大小不同,其中,非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的个人能力只能部分抵消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其有效劳动的负面影响,而技术工人技术工人的个人能力不仅能部分抵消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其有效劳动之负面的影响,而且技术工人技术工人的个人能力还能提高其有效劳动量。因此,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将使非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所能投供的有效劳动下降,却只能减少技术工人技术工人有效劳动之增加量,也就是说,技术工人技术工人所能提供的有效劳动大部分情况下是随着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而不断增加的。
由以上一系列假定推知,给定技术技术步率gt,经济经济中将存在一个能力阈值α*(gt),若αit<α*(gt),则个人选择成为非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若αit>α*(gt),则个人选择成为技术工人技术工人。因此,外生给定的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率将决定均衡均衡状态下,经济经济中技术工人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的供给量、经济经济的总产出,以及均衡均衡工资水平。而均衡均衡工资水平将最终反映技术工人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不平等不平等状况。由此,技术工人技术工人内部与非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内部的工资水平不平等不平等状况将由个人能力的不同和经济经济的均衡均衡状态所决定。
2.3.5 基于恩格尔定律恩格尔定律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需求效应模型模型
这类研究方法基于恩格尔定律恩格尔定律,探讨收入分配的需求效应收入分配的需求效应对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结构变迁结构变迁以及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影响,常见于经济经济结构的动态动态学研究的文献。pasinetti(1962,1965)以及Leon(1967)的研究认为:在结构变迁结构变迁与技术技术领域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与消费者能够花费在商品和劳动上的平均收入的提高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这类文献关注工业化过程中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因此选择一种基于恩格尔定律恩格尔定律的特殊的效用函数形式:人们对每种商品的消费有一个限度,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人们偏好于扩大消费品的范围,而不是无限地增加某种商品的消费。基于这种似乎合理的效用函数的假定,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不平等不平等将对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新产品的开发与生产)、产业结构变迁产业结构变迁以及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例如,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89;Matsuyama,1992,2005;Echevarria,1997;Laitner 2000;Kongsamut,Rebelo and Xie,2001;Goleman 2001;Gollin,pareute and Rogerson,2002)。(关于与结构变迁结构变迁相关的概念以及经济经济结构动态动态学的相关文献回顾见:耿林,“结构变迁结构变迁内生驱动机制理论的新进展”,《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