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与翻译相关的历史事实进行考察、分析与总结，有助于学界更好地认识翻译活动，并进一步建构与发展翻译学。因此，将翻译史研究置于翻译学之下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学科领域的本质属性而言，翻译史研究首先涉及的是“史”的范畴，所以它又可以被看作是历史学之下的一个分支学科。不少接受过史学专门训练的知名学者，如邹振环、岳峰等人，都或多或少进行着翻译史研究，这无疑是一个旁证。在当代中国，历史学有一个分支叫专门史，其中包含“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方向，而这个方向的不少硕博士论文就涉及翻译史个案研究。当代西方汉学家中，也有不少人采用史学方法来研究汉学家与翻译家，如研究理雅各（James Legge）的美国学者费乐仁（Lauren Pfister）等。
顾名思义，翻译史的研究对象是跟翻译相关的各种史实。穆雷对1984—1998年中国大陆出版的13种翻译史著作进行考察，发现其内容涉及翻译活动、翻译机构、翻译流派、翻译人物和翻译作品，即译事、译论、译家和译作等，而这些几乎涵盖了翻译史研究的各个主要方面。[7]翻译史实的描述与考察当然离不开对与翻译相关的各种史料的全方位搜集与利用。这就要求学界必须十分重视翻译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古今中外，史料一直都是许多历史学家眼中的关键问题。在西方，19世纪德国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十分重视原始资料的利用和考辨。他于1824年出版的处女作《拉丁与日耳曼各民族史，1494—1514》中便表现出“对史料来源的重视及深刻的分析”的特点，并认为历史著述是否可信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可信的原始材料作为根据。[8]以兰克为代表的兰克学派几乎支配了西方史学界达一个世纪之久，其史学思想甚至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与地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范围内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中国，自司马迁而降，欧阳修、朱熹、顾炎武等名家都十分注重史料。到了近代，中国历史学界甚至出现了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强调史料高于一切。[9]傅斯年曾经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多年，深受兰克史学观的影响。他于1928年撰写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内中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10]他还在《史料略论》一文中指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并且直接认为“史学便是史料学”。[11]尽管有不少中国历史学家对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点展开批评，但他们大多赞同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比如，翦伯赞虽然认为史料不等于历史，却也强调：“研究历史要有史料……最好的历史学家，没有资料，怎么能写出历史来呢？所以资料是重要的。”[12]
历史研究重视史料问题，翻译史研究自然也不能将翻译史料问题置之不理。但是，中国翻译史研究在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孔慧怡发现：“现有的翻译史倾向于引用的多半是第二、三手资料，同时也颇爱引用名人评语，很少再加考证或思考。”[13] 王建开更是直接指出，史料的挖掘是当前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薄弱点，是中国翻译史研究取得新进展的一个障碍。[14]因此，学界无疑需要对翻译史研究中的翻译史料问题展开更为深入细致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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