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翻译史料既包括经过前人整理、更改增删或转录的第二手乃至第n手翻译史料，也包括并不与翻译活动直接相关但能够为研究者提供若干线索的文献材料。间接翻译史料大致包括以下五种：
第一种是经过转录的译文或译本。有时候，某篇译文曾经在某种报纸杂志上公开发表过，或者某个译本曾经由某个出版机构刊印过，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译文或译本原始版本已经佚失不存，而只能在一些资料汇编或文集等里面找到它们踪迹。虽然这种经过转录的译文或译本在转录过程中可能会由于人为因素而出现各种疏漏，比如文字印错、脱落、次序颠倒等等，但它们大致能够反映原始译文或译本的基本面貌，其可信性依旧很高，仅次于直接翻译史料。
比如，清末民初著名翻译家周桂笙所译《新庵谐译初编》先于1902年在上海《寓言报》上陆续发表，次年又由上海清华书局结集出版。[25]由于近现代中国战乱频仍、天灾人祸不断，目前未见该书传世。不过，该书乃是由“南海吴沃尧趼人编次”，[26]所以海风主编的《吴趼人全集》第九卷也全文收录了《新庵谐译初编》。在这种情况下，《吴趼人全集》第九卷中收录的《新庵谐译初编》虽然属于间接翻译史料，但由于它属于据实转录，故而基本上能够反映原始译文或译本的真实情况，其可信度与准确性也很高。
第二种是书目索引。傅斯年指出：“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27]同样，有些间接翻译史料可能已经由前人整理过，比较系统、全面，也更容易获取，更便于利用。书目索引就是这其中的一种。就翻译史研究而言，目前已有不少书目索引对研究者极有帮助。比如，在汉籍外译方面，重要的书目索引包括法国汉学家高第（Henri Cordier）编撰的Bibliotheca Sinica（中译为《中国书目》，五卷，1904—1922）、中国目录学家袁同礼（Yuan Tung-Li）编撰的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中译为《研究中国的西学书目》，1958）、中国历史学家王尔敏编撰的《中国文献西译书目》（A Bibliography of Wester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Works，1972）等。它们各有所长，可以相互补充。在这些书目中，研究者可以发现许多有价值而且比较全面的线索，对于汉籍外译史研究十分有益。
第三种是资料汇编。许多资料汇编里也隐藏着丰富的第二手翻译史料。比如，阿英编的《晚清文学丛钞·域外文学译文卷》（1961）分为三卷（诗歌、小说、戏剧）四册，收录了晚清时期发表或出版的许多翻译文学作品。该书诗歌卷收录了苏曼殊翻译的《拜轮诗选》、马君武翻译的《哀希腊歌》等，戏剧卷收录了东亚病夫（曾朴）翻译的《乌贼》、马君武翻译的《威廉退尔》与陈嘏翻译的《傀儡家庭》。这些翻译作品在晚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其出版年代距今已久，已经很难寻获其原始版本。所以，对于研究晚清翻译史的学者来说，《晚清文学丛钞·域外文学译文卷》无疑是十分珍贵的翻译史料。
第四种是前人著述。当研究者打算考察某个翻译家或者某个翻译事件的时候，首先需要进行文献综述，以便弄清在这方面是否有人已经展开了探讨与分析。然后，研究者才能根据掌握的情况，判断是否还有进一步研究的需要。如果前人已经研究得很详细很透彻，并无疏漏错误之处，那么就没有必要重复研究。如果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存在若干疏漏错误，有进行修正补遗的必要，那么研究者就可以搜集史料，为进一步研究做准备。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可能会发现，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还不全面，还有所遗漏，而前人著述中则提供了比较全面有益的线索。这时，就需要根据这些线索，另行查阅文献资料，加以考察、鉴辨。比如，在中国文献外译史研究领域，王丽娜编著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1988）、马祖毅与任荣珍合著的《汉籍外译史》（1997）、乐黛云与钱林森主编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以及阎纯德与吴志良主编的“列国汉学史书系”等都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与线索。
第五种是译者追记。关于当事人的追记，有些学者将其视为直接史料。比如，杜维运将“当事人事后的追记”如回忆录、游记、行程录、旧事记等列为三种直接史料之一。[28]但仅就翻译史研究而言，译者的事后追记特别是回忆录、旧事记等只能算作间接翻译史料，因为译者追记翻译事件的时间可能跟翻译事件发生的时间相距甚远，或者译者追记之时已经年老多忘，以至于追记内容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译者追记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因为里面毕竟提供了若干线索，研究者可以据之加以查证。研究者需要注意，译者追记之价值高低视追记的时间而定。追记的时间愈早，史料价值愈高；反之，则愈低。
试以王辛笛所撰《我和西方诗歌的因缘》一文为例。王辛笛在这篇自述性质的回忆文章中提到，他曾在课余从英文版《波德莱尔散文诗》中翻译了近十篇散文诗，并在天津《大公报》副刊上发表出来。[29]尽管王辛笛追记此文的时间离他翻译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诗作的时间已有数十年之久，以至于他的记述很不具体，可能亦不够准确，但这已经为翻译史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线索。研究者可以根据这些线索，翻查天津《大公报》副刊，从而考察出王辛笛翻译这些诗作的具体时间、译诗篇目、译诗发表的具体时间等细节。这无疑有利于翻译史研究的开展与推进。
当然，在翻译史研究的实践过程中，研究者随时可能会碰到其他各式各样的直接或间接的翻译史料，但那只能自行去挖掘、去整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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