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长期从事诗歌翻译活动，施颖洲拥有十分丰富的译诗经验。他也乐于将其加以总结成文，与翻译界同仁及普通读者分享。
1968年，施颖洲撰写了3万多字的《译诗理论与实践》一文，发表在《文联》（季刊）创刊号上。这是目前所见施颖洲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译论，被当时的台湾文坛誉为最有系统性的译诗理论。他也因此荣获首届台湾中正文化奖金文学奖。[41]
1969年，施颖洲被香港中文大学邀请担任国际翻译研讨会主讲人之一，并在研讨会上宣读了论文《谈译诗》。该文后被著名翻译学家宋淇（原名宋奇，又名宋悌芬，笔名林以亮；1919—1996）选中，与余光中的《翻译和创作》、林友兰的《新闻翻译的几个问题》、夏臬的《新闻中各类专有名词的汉译》、蒋家栋的《外国人名地名译音标准化的问题》、余也鲁的《从“传理”论新闻翻译》、陈祖文的《本世纪英译中国古典诗的主流》、高克毅的《广播与翻译》、邢光祖的《译诗理论的探讨》、张树柏的《谈谈科技论文的翻译》汇为《翻译十讲》一书，由香港辰冲图书公司于1969年11月出版。1970年12月，台湾晨钟出版社出版了《翻译的艺术》一书，列为“学术丛书”第二种，其中也收录了施颖洲的《谈译诗》。1975年，台湾弘道文化有限公司推出了陈鹏翔主编的《翻译史·翻译论》一书，同样收录了这篇译论。
据不完全统计，施颖洲迄今为止用中英文撰写了总共二十多篇译论，其中有不少是其译诗集的序跋。单单其《文学之旅》一书就收录了《译诗的艺术—中译〈莎翁声籁〉自序》、《谈译诗—〈现代名诗选译〉自序》、《译诗抒怀》、《顾一惟译诗》与《伟大中国诗》五篇专门探讨译诗的文章，其他篇目也或多或少涉及译诗问题。综观其译论文章，施颖洲的译诗思想可以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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