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在实践中提高》一文中，吴伯泽强调了掌握外语对于科技编辑人员的重要性。他认为，通过对照原文加工译稿，既可以从别人翻译成功的地方吸取经验，也可以从别人译错的事例中汲取教训。在此基础上，自己动手翻译、写作，就能大大提高自己的中外文修养。[45]正因为如此，吴伯泽在完成编辑工作之余，一直坚持翻译与写作，著译等身。
就其翻译观而言，吴伯泽十分推崇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之说。而在“信、达、雅”三标准中，他首重“信”与“达”。[46]按照曾与吴伯泽共事多年的王鸣阳的总结与分析，吴伯泽认为：翻译要忠实的并非文字，而是原文背后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词汇的确切意义，不是存在于辞典中，而是存在于其使用语境中。[47]因此，在其翻译过程中，他总是采用比较翻译法，在反复细读原著的基础上进行推敲、比较。如果汉语中有与原著相应的词汇，就直接采用；如果没有，则要仔细琢磨一下汉语中如何表达才地道。[48]也就是说，他并不拘泥于字面意义上的忠实。他并不受外文词汇的词典意义的束缚，而是注重根据上下文语境来确定词汇的真正意义。
吴伯泽指出，不同学科文献的翻译对“雅”的要求各有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科技翻译中就不需要“雅”。他认为，“雅”应当寓于通顺之中。语言规范、流畅、通俗易懂就意味着“雅”。[49]所以，他提出，译者必须用读者容易理解的规范的中文来表达出自己理解的那种意思，才能使译文忠实于原文，[50]亦即达到“信”与“达”的要求。从这一点上来看，他显然还注意到译著的潜在读者的阅读需求问题，提出译文表达应当考虑读者的理解问题。
吴伯泽极力将其翻译观付诸实践。黄娟娟与林本椿在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后发现，吴伯泽译著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准确而又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而且还能够较好地传译原著的文体风格。[51]这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但也恰恰是吴伯泽的译著广受好评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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