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山禅宗的第一代开山始祖

经过传说的渲染和朝廷的推崇，普陀山迅速具备了成为观音道场的各方面条件，但是真正将这个观音道场具体化和进行扎实建设的，是各代高僧的殚精竭虑，前赴后继！^[11] 真歇大师，是普陀山道场建设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真歇（1091　1151），名清了，俗姓雍，今四川成都安昌人。后来成了普陀山真正意义上的禅宗始祖。

《普陀洛迦山志》说，真歇“眉目清疏，生有慧根”，“自幼见佛辄喜”，天生是一个佛学奇才。所以他在11岁的时候，就到四川至圣寺出家了。仅仅过了7年，18岁的真歇就通过了《法华经》的考试，成为一名真正的僧人。

这是真歇投身佛学的第一步。取得了僧人资格后，他离开了至圣寺，前往高僧云集的成都大慈寺进一步研习经纶，受戒听法。大慈寺主持见他悟性极高，前途无量，就推荐他到了曹洞门丹霞子淳禅师门下。子淳见到真歇以后，暗自喜欢，出了一道“如何是空劫时自己”的佛学题目来考问真歇，真歇一时不能回答。他每天思考。有一天他登上了钵盂峰进行修炼，豁然开朗。次日，子淳登坛说：“日照孤峰翠，月临溪水寒。祖师玄妙法，莫向寸心安。”真歇认为这话简直就是说给自己听的，就上前一步说：“今日升座更瞒我不得也。”意思是我完全明白您所说的意思了，也就是回答了您上次的“如何是空劫时自己”的考问。丹霞见真歇悟性如此之高，又惊又喜，默然良久说：“我这里是留不住你了，我将为你另觅法地。”

真歇离开子淳后，遍游各禅林，先是北游五台山和汴梁，后南游至真州（今江苏仪征）长芦山，谒见祖照道和禅师，“一语契，命为侍者”。可见真正的高僧交流无须话多，三言两语就能明白对方德行的高低了。

北宋宣和五年（1123），真歇成了道和禅师的继承人，跟随他学习的僧人有一千八百多。进入南宋后，真歇的目光开始转向东南沿海。建炎末年他来到了明州（今浙江宁波），绍兴元年（1131），他浮海来到了普陀山。

关于真歇来到普陀山的真正原因，《普陀山志》等文献都没有记载。有一个说法是，当时真歇的徒弟大休在普陀山，是他邀请真歇前来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真歇来到普陀山也许仅仅是走一走看一看。其实应该不会那么简单。真歇来到普陀山的真正原因，或许是南宋朝廷有意提高普陀山在禅林中的地位，或许是真歇看到了普陀山与观音道场的内在关系，特意前来开拓。无论如何，以真歇在佛教界的巨大影响，他的到来使普陀山真正开始进入佛教界主流的视野。

当时的普陀山是亘古荒朴的。除了宝陀寺，山上大多为茅棚草庵，非常简陋，而建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在北宋元丰三年（1080）有过整修的宝陀观音寺，在经过一百多年的风吹雨打后，也已经破烂不堪了。

所以真歇上了普陀山后，首先要做的便是“筑庵于宝陀寺后山”，题额“海岸孤绝处”。这“海岸孤绝处”是继梅岑山后，普陀山的第二个名字。如果真歇来到普陀山仅仅是走一走看一看的话，为什么还要筑庵呢？这分明是要长住了。

在普陀山住下后，真歇奏准朝廷，提出要改普陀山佛教律宗为禅宗。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改变。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是不分宗派的，后来根据专修法门的不同，渐渐出现了性、相、台、贤、禅、净、律、密八大宗派。在真歇之前，普陀山供奉观音，走的却是律宗的路子。这律宗由持戒法门进入，注重戒律。而禅宗的目标是“明心见性”，重在心悟，所以更适合普通人修炼和崇信。真歇的这一步“改律宗为禅宗”，完全符合观音信仰的大众化、民间化特点，所以为普陀山的宗教圣山发展，打下了最坚实的佛学思想基础。

自此以后，朝野上下，登普陀山，礼观音大士，成为一时之风。“禅林英秀，纷至依附”，普陀山很快就成了影响巨大的观音圣地。

但是真歇并不满足于此。当时普陀山上有渔民700余家，数千人众，形成了僧俗共处混杂的局面，这在当时的任何佛教圣地，都是不曾有过的现象，真歇认为这不利于观音道场的建设，于是奏准朝廷，希望能迁移这些渔民。而山上的渔民，已经都是观音崇信的接受者，多年来被观音信仰所教化，所以纷纷主动“毁网弃业，皆离去”。

真歇就这样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陀山禅宗第一代开山始祖。虽然后来他有了另外的使命，离开了普陀山，但是他对于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开创之功，永载史册。所以当他后来圆寂后，普陀山建起了他的衣钵塔，其位置在普陀山的无畏石上。

真歇之后，他的徒弟自得和闲云、大川、梦窗、思溪、如律、孚中等先后担任宝陀寺住持。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弘扬了普陀山的名望，为观音道场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进入明清两代，由于朝廷政策的变化，普陀山也开始多灾多难。朝廷的几次海禁，严重地破坏了普陀山的发展，然而同时也涌现了许多信念坚定、意志坚强的高僧，他们的抗争和努力终于使得观音道场的香火不灭，他们是普陀山的中兴砥柱。

在这些令人敬佩的人群中，如果按照时间的先后来排列的话，排在第一位的当是淡斋。淡斋是明正德十年（1515）开始担任宝陀寺住持的。当时，普陀山已经在明朝的海禁政策影响下遭受“迁僧毁寺”百余年。淡斋来到了宝陀寺，冒着相当大的风险。当时的宝陀寺只留有一个名称，其他什么也没有了，完全被毁了。为了重建宝陀寺，淡斋只身前往扬州等江南富庶之地募捐。可是畏惧于朝廷的海禁政策，响应者寥寥，淡斋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才募得铸铁瓦2万片，砖1万块。要把这些东西运回普陀山，又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淡斋不知吃了多少苦，费了多少劲，才千辛万苦把它们运到了普陀山码头。但是仅凭这些物资，要重建当年宝陀寺的规模是不可能的。淡斋就在潮音洞，这个普陀山观音文化的发轫之地上，建起了一座正殿5间、方丈等室20间的新宝陀寺。这规模虽然与当年宝陀寺无法比，甚至有人还称它为铁瓦殿，但是它毕竟象征着普陀山从毁灭向重生的回归，值得历史郑重记载，淡斋功不可没。

淡斋之后，对普陀山佛教事业贡献较大的要数普贤。淡斋刚修建好铁瓦殿不久，当初还是凡俗人身份的普贤上普陀山来游历。他见到了淡斋，一番交流后，深为淡斋的人格和追求所折服，当即皈依，拜淡斋为师。淡斋圆寂后，普贤继任宝陀寺住持多年。他戒律甚严，德行高洁，对于恢复普陀山的名望有巨大贡献。清康熙年间的普济寺住持潮音大和尚专门有赞咏：“猗欤我祖，祥发梅岑。广修万行，名实相应。谓是华严长子，却来补洛中兴……千流万派皆归海，烁破乾坤月一轮。”

经过淡斋、普贤殚精竭虑的经营，普陀山渐渐恢复了生气，真松就是在这个时候上了普陀山。真松本是五台山僧人，他是到普陀山来进修的，是一个游僧。刚好那个时候，由于倭寇经常骚扰普陀山，并有把普陀山当作巢穴的倾向。明朝政府怀疑山上有人与倭寇有联系，于是又一次下令禁山，迁走了山上所有的僧侣，勒令封山，“不许一船一人登山樵采及耕种……如违，本犯照例充军”。这件事本来与真松这个外来和尚无关，可是出于对观音道场的热爱和对佛教事业的敬重，真松挺身而出，奔赴京师，向朝廷陈述真相，得到了礼部宫保学士大宗伯严养斋的支持。之后朝廷开始转变态度，又兼之抗倭形势出现好转，普陀山终于得以解禁，宝陀寺等重要礼佛场所纷纷开始修建。真松也成了宝陀寺的住持。

对于普陀山的发展有巨大贡献的，还有一乘大师。一乘，法名真表，字一乘。舟山本地人，12岁开始就在普陀山出家，拜明培为师。当时正是普陀山因朝廷海禁遭到严重破坏之时，地方官员深虑倭患再起，又一次焚寺逐僧，严令“不许装送信徒及游方僧渡海进山”。一乘也被驱逐之列。一乘觉得朝廷这种简单化做法缺乏道理，于是在明万历二年（1574）的时候，他“违禁”偷偷上山，经过种种努力，重建宝陀寺于太子塔附近，为后来的普陀山“万历中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正如聊城提学傅光宅《赠一乘上人》诗所云：“海山深处有高僧，妙法曾参第一乘。方寸自能清似水，浮云底事爱还憎。”一乘圆寂后，普陀山特为他建塔于千步沙西资庵前。

还有朗彻大师，也是一位对于普陀山有巨大贡献的高僧。如果说真松、一乘等为普陀山的中兴争取到的是朝廷的政策支持、得以大建寺院的话，那么朗彻的贡献，则主要在修筑道路上。这个生卒不详、最初名叫性珠的僧人，原来仅仅是白华庵僧昱光的一个小徒弟，他依靠自己的刻苦和努力，于明万历末年晋升为普济寺的住持。那个时候普陀山虽然已经是呈现繁荣之相，但短姑道头至前寺的香路坎坷崎岖，没有一条平整一点的大道可行。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朗彻于天启七年（1627）组织工匠开山辟路，历时4年，终于建成了一条环境优美、含义深广、行走方便的香道。这就是如今的妙庄严路。这条进山的主要通道，起自短姑道头，终至普济寺，绵亘共3里，皆铺石板，石板上面还刻有莲花。途中还建有茶亭、自度亭供人休息，道路两旁栽有树木，非常优美，影响巨大。大书法家董其昌为其亲撰《普陀山修路碑记》。

还需要郑重一提的是公闇。在普陀山众多的高僧中，公闇或许并不起眼，但是对于普陀山香火的延续，公闇却有独到的贡献。公闇所处的时代，已经是清朝康熙年间。当时由于南明势力在海上长期抗清的关系，朝廷再一次实行海禁，普陀山僧又一次被尽迁内地。可是公闇没有走。公闇是定海人，但是他也没有回定海，而是一个人在普陀山孤独而顽强地坚持了10年，一直坚持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舟山“展复”。公闇的这种毅力和操守深受大家的赞许，定海总兵力荐他出任普济寺住持。

舟山展复后，普陀山开始进入兴旺发达的黄金时期。在这个时候做出巨大贡献的是潮音。潮音名通旭，俗姓俞，今上海松江华亭人。潮音还在童年的时候，就由母亲送到普陀山剃发出家了。后来遍参海内名席高僧，声望日起。康熙二十八年（1689），朝廷赐白金千两，重兴普济寺佛殿，适逢潮音回到普陀山看望他的祖师。定海总兵蓝理听到消息后，即请他主持普济禅寺，负责修寺建设工程。经过10年的努力，终于竣工，使普济寺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潮音的贡献也因此被人称颂，认为“百废俱举，焕然中兴。德业闻望，可与元代孚中怀信相比”。

普陀山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