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海上走私

海禁的本意，是为了海防的安全，其直接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倭寇和反明残余势力。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海禁的对象变成了海上普通的居民。这样明朝的海禁政策不但不能成为海防的有效手段，反而激化了与沿海居民的一些矛盾。沿海地区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从事渔业生产，或从事海上贸易。明太祖“严交通外藩之禁”，堵绝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海盗的产生。这些海盗后来与倭寇勾结，给东南海疆安全造成了更严峻的威胁。

也许双屿港这种海上贸易或走私的场所，从明朝实行海禁开始就形成和存在了，但是真正引起朝廷注意、或者说是震惊朝廷的，是发生在嘉靖二年（1523）的一件事。

嘉靖二年，当时实质掌控日本政权的大内氏，得到了这一年朝贡的新勘合（向中国进行朝贡贸易的凭证）后，随即派出300人的3艘朝贡船队，在僧侣宗设谦道率领下，于该年四月抵达宁波。得到消息的另一实力派细川氏非常不满，立刻向幕府表示也要派船前往。当时已经衰落的幕府将军不敢拒绝，可新勘合被大内氏拿走了，只好将过期作废的旧勘合交给细川氏。

虽然拿到的是旧勘合，可是细川氏却没有再说什么，因为他们有个重要的内应，那就是浙江人宋素卿。宋素卿原本姓朱，幼年被叔父抵债给日本商人，后来往于中日之间做贸易掮客，细川氏觉得此人可用，就多次派他前往中国，在中国沿海政府衙门，宋素卿渐渐积累了相当的人脉关系。

有了宋素卿和旧勘合，细川氏信心十足地派出了自己的朝贡船队，以瑞佐（也是僧侣）为正使，宋素卿为副使。比宗设一行只迟了三天左右，他们也抵达宁波了。

这样，就有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两批贡船几乎同时来到了宁波。

如果按照规定来办，这样的事情处理起来本应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明朝惯例，凡是外邦来贡，政府派员查阅货物和设宴招待，都是以到达时间的先后为序，所以如果按照规矩，先好好接待宗设一行，然后再去款待瑞佐一行，后来的事情也许不会发生了。但是负责宁波市舶司的赖恩，是一个贪赃枉法的太监。他私下接受了宋素卿的贿赂，违例先盘阅瑞佐贡船的货物。在盘阅的过程中，他发现瑞佐拿的勘合是已经过期作废的，可是他装作没有发现，反而去处处刁难在时间上先到达宁波、又拿有新勘合的正宗的朝贡船队宗设一行。

宗设自然感到非常不满，接下来的一件事更是让他怒火冲天。这是宁波市舶司犯的第二个错误，在嘉宾堂设宴款待日本贡使时，他们安排让瑞佐坐在宗设之上。这在非常讲究礼节、面子的日本人看来，简直是一种侮辱。

早已经憋了一肚子怒火的宗设，这下再也控制不住，他一时不敢向宁波市舶司发作，就把怒火撒向了瑞佐，当场就在嘉宾堂的宴会上，对瑞佐拍桌子大骂。瑞佐自然也不是好惹的，于是一场激烈的对骂就这样爆发了。

这个时候，如果市舶司能够站在公正的立场进行调解，或采取措施将他们双方进行隔离，那么这场冲突或许就有可能化解，大明朝的对外贸易的政策也许还可以继续进行。可是接受了宋素卿贿赂的市舶司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公开站在瑞佐一边。更为恶劣的是，居然还向瑞佐这一边的人提供兵器，纵容他们用武力解决宗设。这下双方的争斗从嘴仗立即发展为械斗。宗设一方彻底被激怒了。他们本来就人员众多，而且多为横行霸道的海盗惯匪，瑞佐一方根本不是对手。结果瑞佐当场被杀，宁波市舶司的嘉宾堂也被砸了，连市舶司的东货库也被抢了。不仅如此，凶性大发的宗设一伙认为其中起最坏作用的是宋素卿，就一路追杀到绍兴城下。杀红了眼的宗设一行，在折回宁波时沿途杀掠，到了宁波城后又大肆抢劫，最后还成功地夺船逃向大海。

这一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率官军追赶，不幸都战死，指挥袁琏甚至还被掳走，而且倭寇探明了官兵的实力，以后更是嚣张了。另一方面，导致了明朝政府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并对日本“闭绝贡路”。

带有闭关锁国意味的贸易方面的海禁，就这样在这个事件的直接刺激下，正式实行了。

嘉靖三年到十五年，明廷五次颁布海禁令。有关海禁的法令进一步系统化和条文化。其中《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一条编入刑事法规汇编之中，据《大明会典》（卷一六七，刑部九，律例八，兵律二）载：

——各该沿海省份，凡系守把海防武职官员，有犯听受通番土俗哪达报水分利金银，至一百两以上，名为买港，许令船货私入，串通交易，贻患地方，及引惹番贼海寇出没，戕杀居民，除真犯死罪外，其余俱问受财枉法罪名……问发边卫，永远充军。子孙不许承袭。

——凡夷人贡船到岸，未曾报官盘验，先行接买番货，及为夷人收买违禁货物者，俱发边卫充军……

——凡沿海去处，下海船只，除有号票文引，许令出洋外，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私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事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卫充军。若止将大船雇与下海之人，分取番货，及虽不曾造有大船，但纠通下海之人，接买番货，与探听下海之人，番货到来，私买贩卖苏木楜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发边卫充军，番货并入官。其小民撑使单桅小船，给有执照于海边近处捕鱼、打柴，巡捕官军不许扰害。

——私自贩卖硫黄五十斤、焰硝一百斤以上者，问罪，硝黄入官。卖与外夷及边海贼寇者，不拘多寡，比照私将军器出境因而走泄事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俱发边卫充军。若合成火药卖与盐徒者，亦问发边卫充军。两邻知而不举，各治以罪。

——各边夜不收，出境探听贼情，若与夷人私擅交易货物者，除真犯死罪外，其余问调广西烟瘴地面卫所，食粮差操。

——凡官员军民人等，私将应禁军器，卖与进贡夷人图利者，比依将军器出境因而走泄事情者律，斩。为从者，问发边卫充军。

可以说，嘉靖年间的海禁更加强化，范围更加扩大，既取消官方贸易，又禁绝国内私人的海外贸易，还禁绝国内的沿海贸易；同时，加大了对违禁下海处罚的力度，且从海商自行承担法律责任发展到邻里连坐，海禁实施，也从原先的依靠司法镇压来维系，转为依靠军事剿灭、伴随刀光剑影来实施。

但是大海茫茫，要禁是无法彻底禁绝的，而且人性偏私，朝廷禁止海上贸易，民间的海上走私却日益兴盛起来。为了对付朝廷的检查，于是就出现了武装护商，这就是海盗的产生。

双屿港，就是这样的海上走私基地，也是海商与海盗盘踞的地方。

明朝自然不会允许与自己的政策相违背的走私基地存在。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初七，浙江巡抚朱纨遣都指挥卢镗、海道副使魏一恭等，率战船380艘、兵6000余，荡平了双屿港。这场战斗，共焚艇35艘、舰42艘，活捉了海商头目李光头、许六、姚大等，并焚毁了走私者们所建的营房，最后还以木石填塞双屿水道。从此双屿港就作为名词存在于历史的记载中。

双屿港被毁后，海上走私更向海盗方向发展，其中最大的首领是汪直。这个来自安徽的海商和海盗，势力极大，日本“三十六岛之夷，皆听指挥”，拥众数十万，先称“靖海王”，后称“徽王”，甚至“南面称孤”。一直到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汪直被明政府诱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