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读后

刘学智

我国学术界关于价值论的一般性理论研究近年来有很大进展，可是关于中国传统价值论的专题研究却犹处襁褓，系统性研究更谈不上。令人欣喜的是，赵馥洁教授的新著《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不但填补了价值论和中国传统哲学研究领域的一处空白，而且取得了斐然可观的学术成就，提出了富有创见的学术观点。

一、从价值论角度揭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特征。该书认为，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固然要研究哲学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人性论和历史观等问题，但仅限于这些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价值论，或者毋宁说只有从价值论入手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哲学。此中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古代哲人大都把“致思的最终趋向确定在世界对人的意义上，归结到价值理想的追求上”^[1]，致力于价值系统的建构，从而使得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论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旨归异趣;另一方面，价值论总是渗透到中国传统哲学的各个领域，成为其他哲学问题环绕的核心，通常所谓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辩证法等总是与价值问题密切联系着。诚如作者所说，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是借‘天道’以明‘人道’”，认识论是“借‘知行’以说‘道德’”，辩证法是“借‘阴阳’以言‘治平’”，历史观则是“借‘理势’以论‘至治’”。据此，该书提出:“自然与人伦合一，知识与道德融合，宇宙法则与治世规范统一，‘必然’原理与‘应然’判断贯通，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特征”;“中国传统哲学基本上属于价值哲学”^[2]。作者从价值论角度对传统哲学本质的揭示是独到的和深刻的，正如萧萐父先生在为该书写的《序》中所说:“这种认识，相比较于把中国哲学的特征表述为‘早熟性’、‘伦理型’等，似乎更有理论深度，更接近中国哲学整体结构的实际。”从价值论角度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就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找到了一个新视角。

二、探讨了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结构特征，并首次建立了中国传统价值论的理论体系。就结构特征说，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哲人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价值的一般本质、特性等问题，但从不同的侧面涉及了这一问题，关于价值规范的理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尤其丰富;中国古代哲人大都以价值论为核心，但在价值取向上则是多元的，其中尤以儒家的道德取向、墨家的功利取向、法家的权力取向、道家的自然取向最为典型，且影响深广;在多元结构中，儒家的“义以为上”的道德价值取向占着主导地位;当然，多元的价值取向并非也不可能和谐共处，其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时起时伏的内在冲突，如哲学史上的义利、德力、理欲、公私、群己、天人等争论，都是价值多元取向的内在冲突的集中反映;此外，在历史的发展中，价值取向的对立和冲突又促进了不同价值取向之间的相互补充和转化。总之，“重视规范”、“多元取向”、“道德主导”、“内在冲突”、“相成互补”正是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结构特征。作者的上述概括是全面的、准确的。

重要的是，作者在书中建立了一个严密而明晰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理论体系。全书分为三篇，上篇(价值原理篇)从价值本质论、价值分类论、价值评价论以及在中国价值论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类价值论和自然价值论等五个方面，对价值原理作了充分阐述，其中作者关于古代哲人从主体经验、客体特性以及主客体关系上思考和把握价值本质的三种思路的论述，以及对古代哲学按天、地、人三大系统进行价值分类的探讨，对人有较深刻的启迪。中篇(学派取向篇)则围绕着道德、功利、权力、自然四大价值取向，从各派的价值根据论、价值取向论、价值选择论、价值标准论、价值理想论、价值实现论等多维角度，清晰地勾画出儒、墨、法、道四个主要流派的价值论体系。其中，尤其是对人们涉及较少的墨家、法家的价值论体系论述得极为细致，发表了许多人所未言或欲言而难言的独到见解。例如对墨家《大取》、《小取》中蕴涵的“利中取大”、“害中取小”的价值选择思想的论述，对法家君、法、术、势思想中的价值观念的论述等都是颇有新解的创见。下篇(范畴系列篇)对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中一以贯之的义利、德力、义生、德智、理欲、公私、群己、天人等八组成对范畴和真、善、美三个表示最高理想的基本价值范畴，作者从含义、表现、思想发展、内在联系等方面作了深入的考察分析。例如，在考察“义生”范畴时，作者避免了一般化的分析和评判，而在价值倾向上挖掘出“舍生取义”、“贵生持义”、“义贵于生”、“弃义全生”、“轻义贵生”、“珍生务义”等深层的意蕴，这些往往是被人们忽视的。作者在范畴分析的基础上，概括出中国传统价值论贯穿的六大基本观念:“人贵于物”的观念、“义重于利”的观念、“德高于力”的观念、“群己和谐”的观念、“天人合一”的观念、“善统真美”的观念，这些都准确反映了传统价值论的基本倾向和特征。全书通过价值原理五论、四大价值取向、六大价值观念、八对和三个基本价值范畴，推演和展示了一个明晰、严谨、细腻而又有力度的价值理论体系。作者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价值理论体系的鲜明特点是“以人为本位，以道德为主导，以功利和权力为两翼，以‘自然无为’为补充，以群己和谐、天人和谐为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境界”^[3]。

三、深入剖析了各派价值论的本体论根据，揭示了价值论与本体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价值论虽然是以主体性为特征的哲学理论，但任何哲学学派的价值论并不是脱离其本体论的任意建构，从根本上说，一个哲学学派的价值论和其本体论总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该书在研究儒、墨、法、道四家价值理论体系时，不但分析了各派的价值取向、价值理想、价值标准、价值实现、价值选择等问题，而且首先论述了其价值根据论，既说明了其价值论建立的本体论依据，又分析了其本体论对价值论的制约和在价值论中的贯彻。书中提出的儒家“天命—人性”价值根据论，墨家“取法天志”的价值根据论，法家“因情”、“因道”、“因世”的价值根据论，道家“道法自然”的价值根据论，都深刻揭示了各家哲学的本体论与价值论的内在统一性。正由于作者将本体论作为价值论的前提，所以就把各派的价值取向提到了哲学的层次，也从本体论的种种观点中揭示出了内在的价值观念。这样不仅具体地显示了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与价值论相融合的特征，而且也可以使一些哲学本体论问题从价值论方面得到更充分的说明。例如作者在分析儒家的价值根据论时，认为儒家道德价值的“天命—人性”二元根据已逻辑地包含了“天人合一”的要求，而实现“天人合一”的基础正是“善德”，亦即道德价值。由此更进一步，作者还探讨了形成种种不同“天人合一”模式的内在机制。作者认为，孟子主“知性知天”，这种“天人合一”的实质是在道德理性基础上实现“人性与天道的合一”;《中庸》主“尽性参天”，虽然也是要求人性与天道合一，但二者联系的中介是“诚”，从而较孟子来说更高扬了人的主体性;《易传》则主“天人和德”，其实现“天人合一”的基础是“生生不息”和“日新其德”的易理;汉代董仲舒主“天人感应”，其合一天人的基础是“天人同类”，而“三纲”“五常”则是其统合天人的价值中介;宋儒主“万物一体”，其统合天人则意在实现人与万物为一体的理想境界，它不是把人混同于物，而是为了确立“人为天地立心”的主体性，并致力于“建立人与天地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4]。这种分析有着强烈的哲学力度，它不仅把价值论上升为一种哲学，也把哲学史其他领域的研究引向纵深的层面。

四、对传统价值观进行了科学评论，探索了民族文化传统的思想精华与现代化的历史结合点。研究历史应该力求服务于现实，更好地开拓未来。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正是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哲学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它构成了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如何科学地对待传统价值观，是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问题。可贵的是，该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对待民族文化传统的范例。作者既充分肯定了传统价值观中应该发扬的合理东西，也指出了应该抛弃的糟粕。对各派价值观的分析都没有停留在纯描述上，而是具体分析了它们在理论形态上的长短得失和在历史影响上的复杂作用。例如，作者在分析墨家功利价值观的历史作用时，认为汉代以后墨家的功利价值观“对淡化、克服和抵制儒家重义轻利观念的偏颇和危害”有着“纠偏矫弊之功”，中华民族心理结构中积淀的“公利观念、崇力思想、求实精神和勤俭意识”都与墨家价值观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在今天的条件下，只要我们注意“克服其中包含的小生产的狭隘性、经验性、迷信性”等弊端，吸收其合理内核，还可以使它“焕发新的活力”^[5]。在作者看来，传统与现代化的历史结合点正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因此，只要我们正确对待传统的价值观，继承和发扬它的优秀部分，就会对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价值观念发生积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01期)

【注释】

[1]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2]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3]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4]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4页。

[5]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