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感的心理学研究路向

道德情感的心理学研究路向_青少年的道德情感：结构与发展

一、从“冷”认知到“热”认知

尽管认知心理学是20世纪50年代的产物，但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以探索人的内部高级心理过程和机制为宗旨，以信息加工的思想试图将人脑从黑箱变成灰箱甚至可以透视，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吸收先进的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科学的方法与技术，始终引领着心理学的发展。例如，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在儿童社会性发展领域，社会认知甚至不仅是研究的内容本身，而且被认为是指导人们研究社会心理和社会性发展的一种范式。然而，由于注重精致的设计和严密的控制，把人当作一个孤立的信息加工器，忽视社会背景和情感动机在认知中的作用，一些研究结论的科学性、生态性以及应用价值愈发受到质疑，人们也将这种认知研究的取向称为“冷”认知（cold cognition）。^[30]

随着心理科学的进步，研究者们们越来越深入地研究动机和情感心理，强调动机、情感的作用及其与认知的关系，“热”认知（hot cognition）的思想逐渐为人们所认同，并成为探讨认知问题或运用认知范式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热”认知是指带有情感或态度成分的认知，是更富动机性、情感载荷的过程，相对于信息驱动的“冷”认知过程。

从本质上说，“热”认知就是如何处理认知与情感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意味着两条研究路线，即关注认知影响情感还是关注情感影响认知。前者涉及评估性认知，即在表征情境和事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与评价，结果将产生情绪和态度，或对固有的情绪和态度造成影响。后者认为情绪产生可能完全独立于认知或先于认知，“热”认知是由情感反应所驱动的认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情感影响认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情感对社会判断和认知过程、策略的影响，并涌现了许多理论模型，其中，先前提及的弗瑞德里克森的拓展—建构理论就是一个积极情绪拓展认知范围，建构认知资源的理论构想。

在道德心理领域，由于理性主义长期主导，无论是皮亚杰还是科尔伯格，都强调认知的主导作用，并认为道德判断和行为主要是由逻辑发展来调节的。当然，他们也意识到在儿童早期以自我压制非社会性冲动与欲望过程中非认知的、动机性情感成分起主导作用的道德发展，但毕竟更多的是停留在观念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支持道德心理的热认知，人们质疑科尔伯格的两难故事访谈实质上并没有使被试处于一种真正的情境状态，也没有考虑被试固有的性别背景和态度倾向。西格尔和弗朗西斯（Siegal&Francis，1982）指出，认同父母或重要他人是道德行为潜在热认知所不可或缺的，它以与他人相关的自我定义为特征，有助于理解道德规则的系统意义。斯密特等人（Schm ittetal．，2005）从受害者、犯过者、旁观者等三种不同的角色卷入所导致的情感体验分析个体对情境的道德觉察与谅解。另外，在青少年决策研究中，发现在高情绪强度的情境中，青少年尽管知道和理解所涉及的风险，但仍可能在同伴陪同下参与高危险性社会行为（Steinberg，2004）。因此，在现实生活情境中，青少年并不是单纯理性地权衡行为的相对风险和结果，他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受情感和社会因素的影响（Steinberg，2005）。然而，这些情感在青春期如何发展，在发展的特定时间点如何受特定类型经验影响等问题，才刚刚开始在情感神经科学的框架下得以研究。总之，无论是认知影响情感，还是情感影响认知，道德情感领域的“热”认知研究方兴未艾，成为该领域研究的共识和方向。

二、从分立到整合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情感心理学家伊扎德（C．E．Izard）为代表的情感分化理论成为近40年间情绪心理学研究中极具影响力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对情感的分类以及对特定道德情感品种的研究，大多离不开情感分化理论的基本框架。

伊扎德的情感分化理论首先汲取了达尔文关于感情、智慧等心理官能是通过进化阶梯获得的观点，并把神经系统和脑的进化、骨骼肌肉系统的进化和分化，以及情感的进化和分化联系起来，认为情感的进化和分化同脑的进化和分化是同步、平行的，情感是新皮质进化和发展的产物。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产生各种具体情感，包括兴趣、惊奇、痛苦、厌恶、愉快、愤怒和悲伤，以及害羞、轻蔑和自罪感等十一种基本情感。这些情感可以称为基本情感，它们是先天预成、不学而能的，并具有分别独立的外显表情、内部体验、生理神经机制和不同的适应功能。每种情感的原始形式都有在进化中发生的渊源和适应价值，并体现于神经化学和行为之中，它们各自分别以面部和身体活动所产生的反馈为根据，具有不同的职能，对人的心理和行为起组织或瓦解的作用。基本情感的相互作用，基本情感与内驱力的相互结合，基本情感与认知及认知结构的相互结合等多种形式的结合，构成人类的情感系统（孟昭兰，1989）。

从进化观点看，自然选择作用于祖先的神经解剖结构，形成了新水平的情感结构，即具有联合基本情感的能力。基本情感如同颜色谱系中的原色，通过混合，可以生成新的情感。情感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称之为复合情感，其中，第一次复合是指某种基本情感与另外一种基本情感复合所产生的新情感，如惊奇、希望、感激、喜爱、自豪、崇敬、敬畏、崇拜、憎恶、谦虚、悔恨、妒忌、忧郁等，这些新的情感能够更加精确地精致化个体的情感感受、表情与协调性。^[31]特纳认为，与基本情感以负性为主相比，第一次的复合情感在性质上破坏性减少，促进了社会性联系的加强。在第二次复合时，诸如羞愧、内疚等情感的出现，使原来负性的基本情感进一步转化，增强了情感的社会规范与控制功能。除了厌恶、愤怒、轻蔑、自罪等基本情感外，多数典型的道德情感都是在第一次复合和第二次复合中生成的。它们依然具有分立情感的特点，依然有着相对分化的外显表情、内部体验、生理神经机制和适应功能，而多数对这些典型道德情感的研究，基本也以分立的视角展开。

例如，在对厌恶的研究中，罗津等人（Rozin et al．，1993）认为，厌恶是从动物的嫌恶反应中派生出来的，这种反应通过进化发展后变成更普遍意义上对嘴的监管者。因厌恶而拒绝食物主要并不是因为它们带给感官的味道，而是因为对这些食物在心理上的构想。食物性的核心厌恶与更普遍的排异反应系统的预适应相吻合，很容易拓展到各种身体性问题。这种拓展性厌恶可以被更简洁地描述为“身体庙堂的守护者”^[32]（Haidt et al．，1997），特别显著地表现在人们对危险的性行为、吸毒、变性等的态度上。在很多文化中，这种拓展还表现在，厌恶能帮助一个群体或个体与另一个群体或个体隔离开来，以表示在等级上高于他们。因此，印度的种姓制度和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遵循着厌恶进化和拓展的逻辑，在那里，低身份群体与身体有关的行为（吃饭、洗澡、排泄，甚至从供应饮用水处喝水）都必须与高身份的群体隔离开来，免得高身份群体被污染。除了这种拓展的人际性厌恶外，在很多文化和语言中，用于表达对粪便和腐蚀的肉类的厌恶的词汇和面部表情也共通性地用于谴责那些似乎与躯体性行为无关的社会犯过。米勒（M iller，1997）把伪善、背叛、残忍及阿谀献媚等不道德行为都认为是厌恶感的诱因，正是它们诱发了厌恶，而不是愤怒或憎恨。从厌恶的行为倾向上看，无论是核心厌恶，还是人际性厌恶，或是道德性厌恶，大多文化背景下厌恶导致的行为方式包括回避、驱逐、断绝关联性等，并经常与洗清、净化、抛弃等应对污染的适应性动机关联，而且几乎不带什么变化转化为道德生活中的处理方式。

在罗津等人（Rozin et al．，1999）的另一项研究中，他们提出了CAD三元（the CAD‐triad）假设，认为轻蔑、愤怒和厌恶等三种基本道德情感，各自有着典型的诱发因素，各自有着高辨识度的表情，各自都有着不同的文化意义。然而，也有研究者认为，所有的道德情感都可以在不同的文化中得以表现，但文化也塑造着道德情感的丰富内涵，并使得同一种情感在诱发、体验、表达和调节等方面出现微妙的差异。在东方文化中，愤怒、厌恶和轻蔑都很难被理解为真正意义的道德情感，因为愤怒经常意味着潜藏着的破坏，厌恶则更多地被认为是对一个低于自己的身份的群体的消极态度，而轻蔑在等级社会更是意味着高高在上和对他人的冷漠（Tsaiet al．，2006）。对于西方人来说，由不公正或不道德事件所引发的愤怒远高于普通的目标受阻或其他的不愉快，道德上的不合格会引发轻蔑与鄙视，而那些堕落的或者玷污人性和兽性的界限的人或事件正是道德厌恶的对象。跨文化研究发现，美国人更容易对那些违反自主性道德规范的行为表现出愤怒，而日本学生则更会对违反集体道德规范的行为表现出轻蔑。

大多数西方研究者会把羞愧、尴尬、内疚区分开并作为主要的自我意识道德情感，然而在东方文化中，羞愧和尴尬，连同羞怯、谦卑和社交畏惧往往混合在一起。因此，理解自我意识情感的文化差异意义的关键在于：自我是被解释为因变量还是自变量？社会结构是强调等级抑或追求平等？在等级社会或自我建构高度需要人际依赖的社会中，羞愧和尴尬往往被融合为一种具有较高道德价值的情绪；在强调平等主义或追求独立自我的文化里，尴尬则作为一种不大重要的道德情感从羞愧中分离出来。在西方文化中，道德规则与社会习俗规则相对分离，违背了社会习俗时，感受到的是尴尬，而违背道德规则时更多体验到的则是羞愧；在非西方文化中，即便是违背社会文化习俗或处于违背习俗的危险中，也会引发混合了羞愧和尴尬的情绪。

道德情感的分立研究离不开20世纪90年代以来神经科学对道德情感神经机制的强大支持。如前所述，研究者发现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受损可能会让患者感受不到羞耻和痛苦，失去对世界普遍的情感反应以及对他人行为的特定反应。在对内疚的研究中，研究者使用正电子断层扫描技术探测被试内疚体验过程中的区域性脑血流变化（Shin et al．，2000），结果发现，诱发内疚体验使边缘系统前部包括双侧前颞极、前扣带回和左侧脑岛前叶和额下回脑血流活动增加。戴西迪（Decety，2003）以叙事短片为素材，采用PET技术研究了同情的神经机制，发现观看悲伤故事能引发被试更多的与情绪加工相关的脑区的激活，特别是包括右侧顶叶下部皮层在内的一系列属于“共享表征”网络的皮层的更大激活，而前额叶、前脑岛和前扣带回的激活程度与个体的移情能力分数相关。另外，威克尔等人（W icker et al．，2003）利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也验证了脑岛是厌恶体验的关键中枢。上述这些研究大致定位了与道德情感有关的主要脑区。

整合的号角在酝酿中吹响，分立的研究实质上就是为整合做准备。只有更清晰地了解每种基础、典型的道德情感的发生、发展、演变的规律，才能更好地理解道德情感的功能和应用价值。21世纪以来，分立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并认同到道德情感的拓延功能和放大效应，整体地理解其动机和行为功能的呼声开始得到更多的响应。如上所述，海特（2001）在进化论和神经科学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认为道德直觉是情绪性的“热”认知，是由内在联系的道德概念通过无意识的方式进行的自动输出，这样的理解模糊了分立情感的概念，突出了整体的道德情感对于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价值。随后，海特（2007）进一步将其社会直觉模型扩展到道德动机和道德行为，认为道德情感是亲社会动因，它们把人们带入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动机和认知状态，比如移情激活利他，感激促使互惠；它们放大了道德直觉的机能，也引发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情感，并通过这种放大效应，加强了履行当前的道德行为的可能性。

另外，坦格纳（Tangney，1991）最早采用“道德情感能力”（moral affective capacity，MAC）的概念来区分道德情感和某些情绪状态，并认为道德情感是与情绪有关的综合的程序性能力。麦卡洛等人（McCullough et al．，2002）对道德情感的四个维度（强度、频率、广度、密度）的划分和实证更是在追求跨情感品种的倾向性上的探索，勒费尔等人（Leffel et al．，2008c）建构的关爱主题的道德情感能力模型更是通过将知觉敏感、情感驱动、程序性技能三位一体，实现对道德情感的认知功能、动机功能、行为功能的整合理解，并意图进一步建构基于道德情感人际繁衍的美德生态学。总之，整合的取向使研究者不再禁锢于特定情感品种及其要素成分的分析，甚至不再拘泥于传统意义上的情感本身，而是将各种情感关系及其在主体和情境中的交互作用、情感主体以及情感主体所在的社会的发展作为研究价值所在。

三、道德情感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取向

情绪革命迎来了道德情感研究的蓬勃发展，据对美国收录入PsycINFO的刊物文章统计，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以道德情感为主题的心理学研究报告增加了3倍（Haidt，2003）。国内该主题的研究相对滞缓，但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20年的时间里，研究者对道德情感的兴趣激增。目前国内心理学界对道德情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视角的领域上。

（一）对道德情感认知的研究

对道德情感的认知研究是一种对个体道德情感发展状况进行反向考察的研究思路。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的道德情感状况的认知，既是其情感社会化发展的一种重要方面，同时也可以表明其对道德情感应然体验的理解，从而投射其实然体验。

目前国内外该领域的研究以儿童青少年道德情绪判断和归因研究为主，即个体在不同道德情境中对他人情绪体验的判断，并对此做出原因性解释和推断。研究者们认为，人们对特定情境中情绪反应的预期将影响到其行为决定，个体如果预期某行为会使自己感到愧疚，他将放弃这一行为。因此，从道德情绪判断及归因的角度研究儿童的道德发展，能够更为有效地揭示儿童道德发展的内部机制。有关的研究以“快乐的损人者”（happy victimizer）为切入点，这一现象表明，年幼儿童对犯过者的情绪体验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在情绪判断中逐渐将道德因素考虑在内，因此这一现象随年龄增长有所减弱。另外，混合性情绪作为一种情境中的冲突性情绪，被认为是儿童情绪发展成熟的标志之一（唐洪、张美玲、施建农，2001）。顾海根等（1992）考察了4～10岁儿童在道德行为情境中行为动机与结果的匹配关系对情绪归因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各种不同的匹配情境中儿童的道德情绪归因都存在着由结果定向向道德定向发展的年龄倾向，但其转折年龄却受行为动机与结果的具体匹配关系的影响而略有先后。陈少华（2000a，2000b，2000c）在梳理国内外该主题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了多个视角的实证研究，发现儿童对犯过者的道德情绪判断经由积极向消极发展，其归因模式为“个人定向——外部惩罚定向——道德定向”；在亲社会道德情境中，年幼儿童倾向于判断行为者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年长儿童则做出积极的情绪判断；当行为意图与行为结果不匹配时，学前儿童的情绪判断不稳定，归因上年幼儿童以结果定向为主，年长儿童以意图定向为主。于泳红（2001）的研究拓展并验证了陈少华的观点，发现在社会情境中，10岁前儿童的道德情绪归因表现出由个人定向到意图定向再到道德定向的发展过程。但总的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情绪归因趋向于多样化，除道德定向、意图定向外，还有移情定向、惩罚定向等。陈璟、李红（2009）设置的亲社会行为、不履行亲社会行为、反社会行为、反社会行为失败等多情境判断和归因研究中，发现有不同情境的道德情绪判断模式，而且儿童对不同情境的归因也存在多种不同的定向。王鹏（2008）将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研究的对象扩展到中学生，以犯过情境和亲社会情境作为道德情境，同时根据动机（意图）与结果的不同匹配来设置每种情境，结果表明，中学生能够正确区分主人公动机与结果信息匹配或非匹配，他们能够根据情境的具体匹配类型做出相应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犯过者的犯过程度和助人者付出代价的大小均对14岁以上中学生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产生影响。在犯过情境和亲社会情境中，中学生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都存在着年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存在于14岁前后的中学生之间，而14岁以上中学生的道德情绪判断和归因日趋稳定。

上述研究情况反映出影响儿童青少年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的三个主要因素：一是道德情境因素。研究者认为，犯过情境、抗诱情境、亲社会情境等不同道德情境对儿童青少年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还是有着微妙的影响，两种情境中情绪归因相对吻合，但情绪正好相反。实际上，单一情境只能反应情绪归因的一部分特点，有必要通过跨情境设置，从总体上把握儿童青少年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特点。二是行为动机与结果的匹配关系。一些验证性实验表明，行为动机与结果的匹配关系对儿童的情绪判断、情绪归因及情绪归因定向发展的转折年龄都有一定影响。三是社会认知因素。当将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视为一个复杂的社会认知过程时，就必然要考虑儿童青少年的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心理理论的发展，具体到对行为动机与意图的理解能力、社会归因能力和对复杂情绪的理解能力等。

总体上说，以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为主题的道德情感的认知研究虽然有国外大量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在国内也是较早开发的道德情感领域，但其发展远未到成熟的阶段。迄今为止，至少还有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第一，从研究内容看，需要突破情绪判断与归因的范畴，从更多的情绪认知的视角理解儿童青少年对道德情感的认知发展，例如，道德情感的表情识别、道德情感观点采择、道德情感的内隐认知等。第二，从研究对象来看，对12岁之后青少年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以及更宽广范围的道德情感的认知特点和发展机制的研究甚少涉及而有待拓展。第三，从情境范畴看，对他人与自我的情绪判断与归因有待进一步分化，对自我与他人的道德情感种类也有待在各种情境中进一步细化。第四，从研究方法看，有待突破一成不变的投射故事，应在情境性实验的基础上，结合情绪神经科学的方法与手段，以图更接近个体对道德情感认知的真相。

（二）道德情感对道德心理过程影响的研究

关注道德情感，就意味着承认道德情感的价值和作用。从理论上看，人们逐渐认识到，道德情感不仅参与影响到道德心理的某个阶段，而且还参与到道德心理活动的整个过程。雷斯特的四成分模型理论更明确认为，在理解与解释当前情境、进行道德判断、驱动道德意向、调动道德品质的过程中，道德情感始终与认知成分交织互动，推动道德决策和道德行为的发生。然而，从目前实证研究来看，更多的研究较为显著地着眼于情绪与认知的关系，从心境一致性、心境依赖性、情绪感染性的传统观点出发，突出探讨情感对道德判断和推理的影响作用，例如，采用录像诱发情绪状态，证明快乐心境下的道德推理比较简单、零散，悲伤心境下的道德推理比较复杂、系统等（Fataneh et al．，2000）。

国内的许多研究也遵循这样的模式进行，并不断增加考虑其他变量。例如，王云强等人（2007）在实验中考虑了情绪唤醒的程度，发现不同的情绪状态对于大学生的道德判断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唤起被试的快乐情绪时，其道德判断水平显著地要比处于悲伤情绪唤醒状态的被试高。无论是何种情绪条件下，只有在中等程度情绪唤醒的条件下，个体道德判断水平才处于最高，而低度情绪唤醒条件是被试的道德判断水平处于中等，高度情绪唤醒则使被试的道德判断水平最低。肖前国（2008）则考虑了道德情境因素和行为倾向，他发现高中生被试处于愤怒和厌恶等负性情绪唤醒状态下时，会倾向于法律对道德情境中的主人公施行更严厉的惩罚，而处于同情怜悯的相关情绪状态时，被试会希望较轻地处罚该主人公。

在这些研究中，我们发现三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第一，不同的道德情感种类对于道德认知活动是否有着效价、性质不同的影响？其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作用？目前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有待进一步检验。第二，情感对道德认知活动的影响究竟是基于某种心境一致性的影响还是道德情感的固有作用？即一般情感和道德情感在影响道德认知活动时有无不同？邓康乐（2012）的实验研究认为，两者并不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但这一结论还有待进一步验证。第三，在情感影响道德认知活动的假设中，究竟是被试加工情境的时候同步诱发情绪呢，还是先诱发了情绪，并通过情绪强化了认知加工？

对于第三个问题，国外的研究似乎有莫尔（M oll）的情绪优势理论和格林（Greene）的双加工理论。前者认为在道德判断中情绪和认知是相互综合的，在道义判断和功利判断中都有认知的存在，但影响人们道德判断改变的只是情绪卷入的差异，情绪增多做出道义判断，情绪减少做出功利判断，即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更大；后者则认为道德判断是认知和情绪平等竞争的过程，情绪战胜认知则做出道义判断，认知战胜情绪则做出功利判断。国内罗乐（2010）的研究发现，情绪增加做出道义判断，情绪减少做出功利判断，认知增加做出功利判断，并认为两个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的描述。然而，我们依然觉得需要通过结合神经科学手段的实验验证这样的认识。

近年来，具身情绪（embodied emotion）开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人们认为，身体及其活动方式对情绪与情感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身体的动作、姿势等状态的改变，可以获得情绪体验，提供情感信息，影响道德判断。比如做出快乐表情时面部肌肉的活动信息，会引起该情绪相关系统（如躯体感觉和运动皮层、“镜像神经元”系统、边缘系统、眶额皮层）的模式化反应，最终使个体感受到该情绪，产生与该情绪一致的行为。个体闭上眼睛后将不道德行为判断为更不道德，将道德行为判断为更道德，这是因为闭上眼睛后，个体对道德情境能有更集中的想象与感同身受，从而激发了情绪体验，调节了道德判断。喝苦味的水比喝无味或甜味的水更会增强人们对不道德行为判断的严厉性，并不是因为水的味道本身，而是因为苦味引发了厌恶，并通过厌恶这个中介的情感因素对判断与决策发挥了作用。或者说，人们体验味觉时产生的感受为道德判断提供了情感线索，并左右了相应的判断。国内赵伯妮（2009）的研究与上述观点有所同有所不同，味觉本身并不能影响道德判断，味觉带来的是情绪愉悦感的变化，而人们对甜、苦的喜欢程度对道德行为的判断只有预测作用，但对不道德行为却没有预测性。从这一点来，尽管具身情绪使人们对情感影响道德判断的机制有了新的认识，但在具体问题上的结论还有着一定的分歧，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去证实。另外还需特别关注的是，道德情感影响道德心理过程的研究，一方面需要从道德判断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另一方面还需要加强对过程与机制的深入探讨。

（三）对特定品种道德情感的研究

从时间上看，国内学者对特定品种道德情感的心理学研究大约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但不同的情感品种存在时间差异。羞愧、内疚从20世纪末开始率先进入国内研究者的视野，随后心理学界又开始开展了对同情、移情和宽恕的研究。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学界信息共享性提高，加上文化认同，感戴几乎成为国内外同步的新的研究热点。最近几年中，国内研究者开始对国外学者较早研究的厌恶、自豪有所关注，但成果较少。迄今为止，作为国外学界认同的较典型道德情感，如道德愤怒、尴尬、轻蔑以及道德提升、敬畏等，国内心理学几乎没有涉猎。

从内容来看，国内对上述这些典型道德情感品种的研究在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力图与国际接轨并体现文化特色。在对羞愧和内疚的研究中，由于起步较早且两者具有相似性，使其内容范围涉及面相对较宽，而且大部分的研究脉络是比较一致的。总体上说，研究者往往从介绍评述国外有关理论和观点入手，比较两者的差异；从现象学研究方法入手揭示其具体表现，到通过编制相关标准化的测量工具以及各种其他的方法；从将羞愧和内疚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到将其作为道德情感并分析其具体类别；从考察从儿童对羞愧、内疚的情感理解，到儿童青少年的羞愧、内疚的倾向性发展特征乃至职业人员的羞愧与内疚；从单独考察其他人格（如自尊）、认知（如归因）、环境因素（如教养方式）与其关系，到综合性探讨其发生、发展的心理机制；从将其作为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影响因素，到作为连接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中介变量；从一般人群到特殊人群，从群际比较到文化比较。如果说对两者的研究稍有不同，那就是国内学者对羞愧比内疚的研究起步更早，对羞愧的研究是从一种与心理健康有关的情绪性人格范畴到道德心理范畴，而对内疚的研究几乎从一开始就将重心放在道德情感上。

国内心理学界对同情与移情的理论关注比羞愧与内疚要早很多，这不仅是因为同情与移情是更容易被人们认同的天然的道德情感，而且同情与移情在文化上更吻合中国道德传统。但是从心理学实证研究看，两者依然是从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真正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然而，与羞愧内疚不同的是，同情与移情的研究似乎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基本的框架，之后的十多年也并没有更多的拓展，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具体来看，同情与移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将道德移情与心理学科的其他移情概念区分开来，将同情与怜悯进行辨析，并探讨同情、道德移情的结构。第二，对不同年龄阶段儿童青少年同情与移情发展特点的研究，从学龄儿童开始，逐步分别向中学生、大学生及低龄幼儿的年龄发展特点推进。第三，探讨同情、移情与包含道德认知能力的认知发展以及亲社会、利他行为的关系，比如，比较移情、道德推理、观点采择、心理理论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其内部的交互作用。第四，对同情、移情的发生和影响机制的探讨，除了各种认知、人格因素外，还探讨了家庭教养、情境真实性等客观外界因素。第五，结合促进亲社会行为、减少攻击性行为所进行的移情、同情的心理干预研究。

国内学者对宽恕的关注并不比羞愧、内疚迟，道德心理学者甚至将宽恕理解为与公正与关爱并列的道德心理研究主题。21世纪初期以来，对宽恕的研究围绕两条分支展开，一条分支将宽恕与心理健康与临床咨询紧密相连，另一条依然走在道德的道路上。后者与国内其他道德情感研究的内容一样，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第一，在分析宽恕的结构基础上对各个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青少年的宽恕发展状况进行描述，并尽量勾勒出个体宽恕发展的阶段特征。第二，对宽恕的影响因素的实证探讨，如伤害程度、对象态度、人际关系类型与状况、社会支持、教养方式、人格特征、宗教倾向等。第三，对宽恕与其他道德情感关系的研究，比如宽恕与移情、信任等。第四，对宽恕的跨文化研究，比较中西方文化背景下宽恕内涵的差异，强调中国人的宽恕特点。第五，扩展宽恕的内涵，如从西方侧重的宽恕他人到自我宽恕，从人际宽恕到群际宽恕等。第六，对宽恕干预的尝试。

相对于宽恕，国内心理学者对感戴的研究要稍迟，但近10年内迅速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在介绍国外感戴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大批心理学专业师生迅速介入。结合中国文化特点，研究者从识恩、记恩、惜恩、报恩、施恩等知情行的维度对感戴进行结构分析，在不同年龄阶段了解学生们的感戴发展状况，并考察影响感戴的内外因素，如父母养育方式、自我概念、人格特征、人性观与人际信任、依恋类型、积极情绪、社会支持等。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试图建构感戴到亲社会行为、主观幸福感等的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以探索感戴的后效机制，或者将感戴作为压力事件、应激事件、创伤事件与危险性行为、心理障碍的保护性因子进行验证。另外，宽恕研究的对象也逐渐从青少年学生开始转向各类社会关系群体与关系。

最近几年，国内研究者对厌恶与自豪有所关注。其中对厌恶的研究主要是探讨核心厌恶与道德厌恶的认知加工和适应性特点，同时验证厌恶泛化的进化机制，多涉及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手段。对于自豪来说，除了开始介绍国外关于自豪的结构、测量、表达与识别等研究的进展外，还开始实证性地区分真实自豪与自大自豪等自豪类型的结构特征和适应性特征，但这些研究基本是出自研究者的个人兴趣，还未成为一种引领性的热点。另外，对于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以及对青少年道德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愤怒、敬畏、道德提升感等情感品种，急需一批研究者认识其价值并开展多维视角的研究。

除了目前较多研究的上述三个领域外，我们还需在另外三个有潜力的领域开展道德情感的实证研究：一是道德情感的神经生理机制研究。神经生理机制的研究是目前打开情感黑箱较为科学的一条通道，未来该领域的研究应加强情感神经科学与生物化学的合作，进一步明确道德情感发挥作用的神经生理机制。二是集体性道德情感的研究，与其他情感一样，道德情感的人际互动既可促进情感共享与良好道德氛围的形成，也可能使群体内外有别，破坏社会信任与人际团结，造成社会失控与分裂，目前这个领域依然是最为薄弱的甚少有人涉足的道德情感研究领域。三是道德情感的文化研究。无论是中国的“恻隐”和西方的“同情”，还是中国的“感恩”和西方的“互惠”，或是中国的恕己及人的“恕道”和西方恕人神恕的“宽恕”，以及中国的耻感文化和西方的罪感文化，只有基于本土文化的道德情感研究才能使我们将道德情感置于更真实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去分析内涵和发展机制，从而追寻真正的情感文明之路。

四、道德情感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范式

（一）自我报告范式

自我报告是最为简便的情感研究范式。由于道德情感的诱发情境具有复杂性，情感体验具有主观性，情感过程具有多变性，情感反应具有多样性，因此，即便有更客观的测量研究技术，但自我报告依然道德情感研究最为常用的基本范式。尤其是自我报告范式可以研究大量的更有代表性的被试，获得更有统计检验意义的结果。

除了通过具有测量学特征的结构性量表获取被试的自我报告外，道德情感自我报告范式中更为常用的还是离线性的现象学描述报告。比如说，要求被试“请分别就某种道德情感（愤怒、厌恶、崇敬、自豪），描述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使你体验到这种道德情感的一件事或一个情境”，“情境发生在哪里？什么时间发生的？还涉及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感觉持续了多长时间？是几分钟、几小时、几天？情境结束的方式是什么？”接着，让被试围绕希望探测的问题，如情感体验的强度和主观描述，情感反应（言语、表情、机体、表达、控制等）的描述、情感体验造成的影响等进行选择回答，也可以根据研究目的灵活地设置问题。这种基于情感现象本身的自我报告，可以用来研究引起道德情感的情境结构及类型，可以收集反映道德情感的体验强度和持续时间的资料，可以回答不同的道德情感是否有伴随不同的机体反应模式的问题，可以确定特定道德情感体验的表情和行为反应的一般特点和模式，可以了解道德情感调控的程度及其个别差异，结果能够给实验室研究以有益的启发（乔建中，2005）。

自传体记忆是当前在离线的自我报告范式中被关注的方法。由于自传体记忆是个人生活事件的记忆，情感既是影响自传体记忆的重要特征性因素，也可以是自传体记忆的回忆内容，因此其对应性较为突出。例如，陆爱桃等人（2011）采用自传体记忆对大学生的后悔事件进行考察。被试被要求回顾他们生命中五件后悔的事情和发生的时间，并写在一张空白的纸上。研究者通过训练的编码员对后悔事件的时段分布、后悔事件的类别、后悔事件的内容构成进行分析。或者，采用线索词技术，用若干个线索词诱导被试会议自己过去经历的事件，以发现不同线索词引导回忆时间的时间和特点，如赵晓晶等人（2009）向被试依次交替呈现各五个积极、消极线索词，对被试根据线索词在1分钟之内回忆的相应事件进行特征分析。

相对于基于过去事件回忆的离线状态下的自我报告，基于当前情感体验的在线状态下的自我报告可能在效度上会有差别。前者根据情境记忆和语义信息的重构给予报告，而后者根据个体的当前体验信息给予精确报告，显然效度更高。目前在一些研究中也发现（Barrett et al．，1998），基于回忆的整体情绪特征报告，往往有显著的性别差异，而基于日常生活事件的当前情绪反应，则没有性别差异。当然，这并意味着在线状态的自我报告就较少偏差，事实上，对于一些社会期望过高的被试来说，在线自我报告会导致他们回避消极情绪，而对于高述情障碍个体来说，显然也难以自我报告的方式表明他们的情绪体验。

（二）情境投射—模拟范式

投射测验是指采用某种方法绕过受访者的心理防御，在他们不防备的情况下探测其真实想法。由于品德心理具有较强的社会赞许性，因此情境投射方法是最为传统的品德心理研究手段，在道德判断与推理研究中，无论是皮亚杰的对偶故事法，还是科尔伯格的两难故事法，都是情境投射的典型应用。这种范式也依然被大量地运用于道德情感的相关研究中，在道德情感研究中，也经常采用同样的做法，例如，在研究青少年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的过程中，研究者经常向被试出示一个犯过情境或亲社会情境，然后要求被试回答：（1）你认为故事中的主人公这样做对不对（或好不好）？为什么？（2）你认为故事中的主人公会有什么感觉？（例如难过、高兴混合或者其他）（3）为什么他/她会有这种感觉？（4）如果你是故事主人公，你会有什么感觉？为什么？等等。在心理理论研究中，研究者还会采用眼任务的方法，即给予被试一系列眼部表情图，让被试判断相应的表情形容词，这本质上也是一种投射技术。

情境投射测验逐渐在故事法基础上发展为较为简明的情境模拟方法。例如，给被试呈现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可以诱发某种道德情感体验的假设情境：“在一件重要的事情中很多人都依靠你的表现，可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你的老板批评了你。”每个情境都有关于被试特定的体验描述，如“你恨不得找个地方藏起来”（羞耻体验）或“这个问题真是我的错，我应该想法子做得更好”（内疚体验）。被试阅读完每一情境后，在李克特量尺上对上述描述是否符合自身的情况进行评定。在情境模拟法中，常常需要设置多个情境来考察靶情感的症候群，并听过等级评定获得一致性结果，因此往往被发展为具有较高测量学指标特征的测量工具。

（三）情绪诱发范式

情绪诱发是指通过一系列程序来诱发个体特定临时性情绪状态的策略。目前最为广泛使用的有实物、短文、自传式回忆、想象、图片、音乐、视频、虚拟现实技术、真实自然情境等。

实物诱发是指给被试直接呈现一些物品或仿照物，如诱发厌恶，就给被试呈现塑料蟑螂、塑料粪便、塑料蛆和虫子等。自传式回忆则要求被试闭上眼睛，然后回忆三件自传式的能唤起某种特定情绪的事件，比如被试闭上眼睛回忆三件悲伤程度逐渐加深的事件后，逐渐使被试感到孤独、被抛弃和被排斥，感到受到伤害等，逐步变得悲伤或越来越不愉快。想象诱发与自传式回忆诱发有相似之处，只是想象内容可以更为拓宽。图片诱发也是常用且成熟的诱发手段，近年来，情绪图片诱发法被广泛地运用于情绪或情绪与认知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中，并建立了标准化的国际情绪图片系统（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IAPS）和中国情绪图片系统（Chinese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CAPS）。但是，由于一般的图片所包含的信息难以容纳道德情感丰富的情境性内涵，所以往往需要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自行设计拍摄情境性图片。

相对来说，音乐被认为是最好的情绪诱发方法，它所诱发出来的情绪更强、更深入、持续时间更长，但由于音乐本身的道德意义性不明显，所以在诱发一般情绪方面比诱发道德情感效果更好。视频作为动态的刺激材料，同时综合了听觉、视觉情绪刺激的所有优点，能反映所有希望反映的道德因素，比一般的诱发刺激更具生动性、丰富性和意义性，所以应该是诱发道德情感的最有效手段。

虚拟现实技术诱发道德情感首先是利用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创设一种虚拟的环境，这个环境随着需要诱发的目标情绪的不同而逐渐改变，被试产生了一种类似于真实环境的临场感，即身临其境的感觉，因而提高了情绪诱发的生态效度。例如，塞戈维亚等人（Segovia et al．，2009）在远程计算机上设置了虚拟的不道德情境让被试观看，情境主要讲述一个虚拟的男性无故拳击经过他身边的许多虚拟个体，并使被击倒的男女老幼在他身边逐渐堆成一堆，诱发相应情绪以考察其对身体洁净行为的影响。当然，更好的办法是研究者创设一种符合研究需要的完全真实的情境，使被试毫无怀疑地产生真实的道德情感体验。例如，王莉等人（2001）通过创设陌生情境观察两岁儿童情绪调节策略，发现在陌生情境下，两岁儿童的情绪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然，创设现实的道德情境，对研究者的要求更高，还需要注意配合消退技术以免违背研究伦理。

总的来说，情绪诱发在技术上愈发成熟，但无论研究者在事后如何采取各种评估手段检验诱发情绪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道德情感的社会赞许性以及诱发过程中被试为了迎合实验要求而做出的虚假报告都很难完全克服，而且被试个体的易感性差异、诱发情绪效价在强度上的不对称性（即诱发出的消极情绪强度往往大于积极情绪强度）、诱发情绪的混合性（诱发出的情绪往往不是单纯的情绪种类）都是在诱发情绪过程中需要注意和控制的问题。

（四）行为—生理测量范式

从本质上说，道德情感依然是一种进化的适应机能，因此往往与各种显性或微妙的行为、动作相联系。道德情感还具有动机功能、监控功能和信号功能，因此，在道德情感的研究中，不仅考察个体表情与躯体行为常用的测量与分析手段，而且通过对高级神经心理的技术性测量以考察道德情感的神经生理机制和特征也是在设计道德情感研究中常用的范式。

埃克曼（Ekman，1999）在达尔文表情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可以跨文化识别的六种基本情绪（即愤怒、恐惧、厌恶、快乐、悲伤、惊奇）的面部行为原型。目前来看，面部表情的行为测量方式有成分编码系统来进行评分的观察者评价和通过放置在面部的电极测量面部肌肉电位产生的肌电图。相对来说，基础情感如愤怒、恐惧、悲伤、快乐、厌恶等，在进化过程中其以适应性机能为主，因此更多地与其面部表情相关联，而高级的复合性道德情感，如自豪、羞耻、尴尬等，更多地与社会关系有关，因此其躯体行为表现则更突出，如有研究发现自豪和尴尬分别与舒张的和紧缩的体位相关联。

与外显的表情与躯体行为相比，眼动追踪分析既可以获得道德情感的行为性状态特征，又可以获得某些生理性状态特征。随着眼动研究技术的成熟，已有研究者以图片为材料，运用眼动指标来考察不同情绪状态下个体认知方式的差异。如卡尔弗和朗（Calvo&Lang，2004）通过向被试呈现愉悦、中性和不愉悦三种情绪效价图片进行眼动追踪实验，得出“情绪性的刺激更可能捕获注意”的结论；周颖、刘俊升（2009）以黑白线条人物画为实验材料，对大学生观看攻击者、被攻击者以及中性任务图片的眼动指标进行了分析，得到“个体对攻击性材料具有自动化的偏好”的研究结论。施霄霞、郑信军（2012）采用眼动追踪实验考察儿童在加工不同情境、情绪效价和人物角色的图片时的眼动特征，结果表明，被试在即时加工道德情境图片时，对图片中人物的注视时长、注视点个数和平均瞳孔直径均显著小于非道德情境图片，而且儿童对负性情绪人物和道德行为接受者存在注意偏向。^[33]

近年来，随着研究技术的日趋成熟，研究者们已经开始使用脑电和神经影像学方法研究道德情感的神经生理特点和加工机制。在脑电研究中，一般是通过衡量左右半球N1、N2、P200、P300等脑波的波幅与潜伏期进行分析。例如，国内张晓贤（2012）采用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对初中生内疚情绪的内部加工过程进行分析，发现相对于初级负性情绪和生存性负性社会情绪，儿童对内疚投入的注意资源最少。芦球（2012）也运用ERP对大学生的厌恶情绪加工过程特点进行研究，发现生理厌恶刺激比道德厌恶刺激占用更多的认知资源，生理厌恶诱发的回避动机显著大于道德厌恶。另外，运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或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等神经影像学技术，可以找到比脑电更为具体的大脑区域。fMRI测量的是大脑各个区域内静脉毛细血管中血液氧合状态所引起的磁共振信号的变化，而PET则通过注射放射性同位素来追踪大脑活动。这两个技术的假设都是，信号越多表明越多的血液流向大脑的特定区域，相应地反映了该区域的活动。例如，Shin等人（Shin et al．，2000）通过让被试回忆内疚的情绪体验，阅读与自己相关的情绪经历，使用正电子断层扫描技术来研究内疚发生时脑部神经的变化，结果发现，诱发内疚体验使边缘系统前部包括双侧前颞极、前扣带回和左侧脑岛前叶及额下回脑血流活动增加。在磁共振成像研究中，莫尔等人（Moll et al．，2002）和格林等人（Greene et al．，2001）都做过经典的实验，尤其是后者采用个人—非个人情境、困难的个人—容易的个人情境、功利主义困难的个人—非功利主义困难的个人情境，分步进行实验设计来探测道德情感活动的脑功能定位及其作用，使fMRI的功效得到充分发挥，可谓磁共振成像研究的经典。

随着对情绪及道德情感研究的深入，各种研究范式还将进一步深化、拓展，新的范式也会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但总体来说，不同研究范式都存在其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因此，明确研究范式对于研究目的与研究条件的适合性，这对于理解和研究道德情感是至关重要的。

【注释】

[1]叶铁桥：《湘乡踩踏事件万人痛哭　同学漠然：不难过》，《中国青年报》2009年12月10日。

[2]周云龙：《“幸灾乐祸”折射的不仅仅是冷漠》，《中国青年报》2005年5月11日。

[3]王泽应：《今天，我们还要不要道德敏感性？》，《中国教育报》2004年6月15日。

[4]Rest JR．Moral development：Advance in research and theory．NY，Praeger Publisher，1986：2‐18．

[5]Rest JR，Narvaze D，Bebeau M J，Thoma SJ．Postconventional moral thinking：A Neo‐Kohlbergian approach．Mahwah NJ，Law 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99：101‐102．

[6]郑信军：《道德敏感性的研究现状与展望》，《心理科学进展》2007年第1期，第108—115页。

[7]Haidt J．The moral emotions．In：Davidson R J，Scherer K R，Goldsmith H H（Eds．）．Handbook of affective scienc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852．

[8]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67—568页。

[9]陈晓平：《功利与情感之间——评休谟的道德哲学》，《哲学研究》2003年第2期，第77页。

[10]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

[11]吕大吉：《宗教是什么？——宗教的本质、基本要素及其逻辑结构》，《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2期，第1—20页。

[12]张志刚：《宗教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页。

[13]乔纳森·特纳、简·斯戴兹：《情感社会学》，孙俊才、文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9—50页。

[14]乔纳森·特纳、简·斯戴兹：《情感社会学》，孙俊才、文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7页。

[15]朱小蔓：《情感德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4页。

[16]朱小蔓、梅仲荪：《儿童情感发展与教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17]朱小蔓：《情感德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18]在这个问题上，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有明确的论断，认为“自爱之心常常成为具有美德这种品质的行为的动机”，如果自爱是为了使自己成为别人尊敬的对象的话。斯密比卢梭早20年出生，尽管卢梭和斯密在关于自爱转换为美德的论述内涵是有所不同的，但这种逻辑习惯可以理解为同一时期英法思想者们传承的一种思维方式。

[19]陈会昌：《道德发展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20]陈会昌：《道德发展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

[21]［美］卡罗尔·吉利根：《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肖巍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22]高德胜：《女性主义伦理学视野下道德教育的性别和谐》，《教育研究》2006年第11期，第60页。

[23]Thoma S J．An overview of the M innesota approach to research in moral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2002，31（3）：235．

[24]李伯黍：《品德心理研究》，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115页。

[25]Haidt J．The emotional dog and its rational tail：A social intuitionist approach to moral judgment．Psychological Review，2001，108（4）：814‐834．

[26]何亚云、冯江平：《道德理论的新进展——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式》，《心理科学》2004年第5期，第1191页。

[27]Fredrickson B L．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American Psychologist，2001，56：218‐226．

[28]郭小艳、王振宏：《积极情绪的概念、功能与意义》，《心理科学进展》2007年第5期，第811页。

[29]McCullough M E，Emmons R A，Tsang J．The grateful disposition：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typology．Journal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2，82（1）：112‐127．

[30]冷认知也有另一种解释，即在发展心理学研究中，发现一些儿童尽管有着很高的认知能力，但不能觉察和感受他人的情感体验，即不能移情，研究者也常将这种现象称为冷认知。

[31]［美］乔纳森·H．特纳：《人类情感》，孙俊才、文军译，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6—10页。

[32]Haidt J，Rozin P，McCauley CR，Imada S．Body，psyche，and cultur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gust and morality．Psychology and Developing Societies，1997，9：107‐131．

[33]施霄霞、郑信军：《儿童即时加工道德情境图片的眼动特征》，《心理科学》2012年第6期，第1131—1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