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的回报与循环

一、感戴的概念与理论

感戴（gratitude）一词的拉丁词根“gratia”，所有源于这个词根的词都与“仁慈、慷慨、礼物、给予和接受的美德等”有关。《牛津英语大字典》里把感戴定义为“感谢的特性或情境；对回报仁慈这一倾向的欣赏”，《辞海》中将感戴解释为感恩戴德，即感激他人的恩惠并予以尊奉和推崇。不同的学科对此概念都有着各自的理解。

哲学伦理学将感戴视为理解人们的基本原则。例如，罗马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塞尼卡认为，感戴反映了施惠者和受惠者的双边关系，两者的意图性、平等性、非交换性、自愿性是理解感戴的关键所在。亚当·斯密将感戴定义为“推动我们去报答的最迅捷和最直接的情感”，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情绪之一，是施惠者做出友善行为的主要激发因素之一。康德将感戴理解为“对给了我们仁慈的人的称赞”，是接受恩惠必须做出的反应，也是一种“荣誉之债”，因为施惠者率先做出的善行而成为受惠者永远无法还清的人情债。

人类学则通过“礼物的精神”来解释感戴，即感戴可以解释人类是如何对大自然的恩赐做出反应的，人们是如何通过交换物品和服务来构建和维持社会联系的。在人类学家看来，礼物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它们应该给予和相互交换。互惠性的礼物精神是礼物赠送的激发因素和特征，无论这种理论是物质性的还是非物质性的。把礼物归还给大自然和最初的给予者，表明了内在的义务感，否则将会产生负债感。这种满足义务感，缓解负债感的解决之道就是感戴。

社会学则是从社会互动的视角看待感戴。一方面，在感戴形成的过程中，社会交互作用和人际关系发挥着重大作用；另一方面，感戴也在建立和维持社会联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感戴不仅是一种道德强化物，而且是一种传统美德，是社会良性循环互动的基础。

从神学或宗教的角度看，感戴是一种被高度称赞的人类特质。在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中，感戴都是朝拜者最普遍的活动主题之一，也是他们最普遍的宗教生活形式之一。感戴也作为对上帝的慷慨的强化物而出现，对上帝的感戴情绪可以激发信众服从他的戒律并且爱他。人应该感激上帝赐予的生命、健康和生活物质，对于那些感激上帝的人，上帝赐予其更大的回报。

20世纪60年代以后，感戴逐渐成为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持认知观点的心理学家认为，感戴来自于对个人积极结果的认知，是对个人主观上认为不应得的恩惠的积极认知。社会心理学家海德（Heider，1958）以其认知平衡的观点看待感戴，认为人类普遍具有平衡、和谐的需要。一旦在认识上有了不平衡和不和谐，就会在心理上产生紧张和焦虑，从而促使他们的认识结构向平衡和谐的方向转化。因此，获得他人的恩惠所产生的不平衡必须通过感恩之心、戴德之行予以回报才能平衡。伯特茨和米勒德（Bertocci&Millard，1963）更直接地认为，愿意承认自己经历中不应得的价值增量就是感戴，换言之，感戴意味着承认自己是某人仁慈的受惠者。韦纳（Weiner，1985）认为，感戴是一种归因依赖性状态，不仅需要得到一种积极的结果，而且还要认识到这种积极结果是由一种外在的因素造成的。

多数直接研究感戴的心理学家持情绪观点，认为感戴是受惠者在受到恩惠之后产生的愉快情绪。麦独孤在其著作《心理学纲要》（1929）中认为，感戴是“微弱的情绪和负性的自我体验”的混合物，其中，负性的自我体验是接受者与给予者相比的那种可识别的卑微，而这是一个自豪（骄傲）的人不能轻易体验到的一种情绪，尽管感戴总体上说是令人愉快的。两位拉扎鲁斯（Lazarus&Lazarus，1994）认为，感戴是一种“移情情绪”，它根植于移情于他人的能力。埃蒙斯和麦卡洛（Emmons&McCullough，2003）认为，感戴是对自己无偿所得的一种情感上的回应，这种回应表现了一个人在成为利他行为的获利者时所表现的一种感激之情。

目前来看，与感戴有关的心理学理论主要有情感体验理论、层面理论、拓展—建构理论等。罗森博格（Rosenberg，1998）提出了情感体验理论，认为可以根据具体性、暂时稳定性、意识普遍性和情绪对其他心理系统的影响，把情感体验的一般形式描述为一种层次结构，而感戴就是这样的一个层次结构，其顶层是一种情感特质，即感戴倾向；其次感戴也是一种情绪，是一种作为受惠者的内在体验；感戴还是一种心境，一些假定社会影响（比如乐于助人）和感戴的心理影响（比如有更多的幸福感）等都可能是感戴作为心境影响的结果。罗森博格还认为，感戴的三个层次是相互作用的，例如，具有较强感戴倾向的人对感戴相关日常事件的情绪反应是“向上”传导的，感戴情绪使具有感戴倾向者进入了一种感激的心境中；而对于较弱感戴倾向者来说，离散的感戴情绪体验不能强烈而可靠地产生感戴心境。

麦卡洛等人（McCullough et al．，2002）更倾向将感戴定义为一种情感特质，认为它是能够识别他人在积极体验时所提供的帮助以及自己得到的恩惠，并且能够带着感激心情对之做出反应的一种普遍化倾向。在此基础上，麦卡洛等提出了感戴的层面理论，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不同个体体验感戴情绪的阈限值大小可以反映其感戴倾向的程度，而这种阈限值可能是由以下几个层面组成的。第一个层面谓之深度或强烈程度（intensity），在受人恩惠时，一个具有感戴倾向的人能够体验到更强烈的感戴心情。第二个层面称为频率（frequency），一个具有感戴倾向的人在一天当中可以多次体验到感戴心情。第三个层面称为范围（span），指在既定时间内一个人体验到感戴心情的生活情境的数量。第四个层面称为集中程度或密度（density），指一个人对于一种积极的结果感戴对象的数量。

拓展—结构理论是对积极情感功能的假设。弗瑞德里克森（Fredrickson，2001）认为，积极情感能够扩宽个体的暂时思想行为脚本，建构个体能持久的身体资源、知识资源和社会资源，并可以在随后的其他情境以及其他情绪状态下随时调用。同样，感戴所激发的思想行为倾向是拓宽的，因为它不仅仅使感戴个体以相应的方式回报施惠者，或者模仿施惠者的亲社会行为做出互惠举动，还可以使感戴个体联想到大量的其他亲社会行为。例如，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年少时受过他人帮助的贫困学生更倾向于在中年时也去捐助其他的贫困学生，或为慈善事业做出其他的贡献。在开始时，感激个体是为了表达感戴做出亲社会行为，久而久之，这些行为就可以建构和强化社会联系和友谊关系，激发互惠互利行为。感戴还可以建构人们的爱和显示感戴的能力，促使人们去尽力设法回报仁慈。即人们因感戴体验而激发产生许多新的想法，并需要将这些体验和想法表达出来，需要去以行动来实施，这些都将成为一个人表达爱和仁慈脚本的永久能力。

综合各学科领域和各学者对感戴的不同定义，我们认为，感戴是个体在识别和认可对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的任何事物基础上产生的感激之情以及特异性或非特异性回报冲动，是一种以关爱和回报关爱的良性循环为特征的典型道德情感。

二、感戴的中国文化渊源

知恩图报、感恩戴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诗经》中有“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诗句，《礼记》中也指出：“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战国策》中说：“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他，不可不忘也。”中国传统文化记载无数如“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衔环结草，以恩报德”，“望云思亲”，“鹿乳奉亲”等与感戴有关的动人故事，也流传着“知恩图报，善莫大焉”，“谁言寸草心，报得三寸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饮水思源、知恩必报”，“吃水莫忘挖井人”，“受恩思报，不忘所以”，“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的经典话语和民间谚语。它们都集中反映出我国悠久传统文化中对人们对感戴的认同和崇尚。这种认同与崇尚，与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对感戴文化的强调和建构密不可分。

孔子从孝悌入手建构人伦道德秩序。《论语·学而》指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将血缘亲情、宗法观念、等级秩序结合在一起，形成三位一体的伦理结构体系，即“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教妇从、兄友弟恭、朋亲友信”的忠孝节义思想，其内在的核心都是感戴。忠为报君恩，孝为报亲恩，节为报夫恩，义为报友恩。甚至祭祀也是为了报恩，对有恩于自己的一切事物表达感戴之情，并加以定时祭祀，使感戴情感遍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与西方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感戴具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感戴的往还性、互助性，即感戴基于礼的主旨，是人际关系的往还，是对善意的回报，是重义轻利的互助手段。相对来说，西方的感戴更多的是契约条件下的互惠交换。其次是突出的情感性，即强调感戴体验的强度、深度、持续性和真实性，不仅是感激涕零，而且是没齿难忘。第三是增量性，即超越了互惠公平、合理可行的社会交换，受惠者自觉地以“涌泉相报”的方式回报“滴水之恩”，不仅是回报施惠者，还回报与施惠者有关的更多的人。第四是延迟性，即“感”人之恩与“报”人之恩在时间上可以分离，可以选择适当的时间和方式往返。第五是区别性，即对远近亲疏对象的感戴存在一定的差异，对“自己人”和“他人”的回报增量性也不一样。第六是角色差异性，即强调施恩者“不思回报”和受惠者“知恩必报”。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感戴更注重感戴对象的全面性，感戴体验的真实性，回报的丰富性、增量性、情意性，倡导“知恩必报”“不思回报”的同时厌恶和贬斥“市恩”，保证了社会体系中助人和利他行为的持续不断。

三、感戴的价值

（一）感戴的道德价值

道德情感的本质在于它亲社会的行为倾向。我们将感戴理解为一种道德情感，并不主要在于受惠者受人恩惠后产生的情感体验，也不主要在于受惠者其受人恩惠之后对施惠者表达的感激和回报意愿，而在于对它来源道德行为且能激发更多的道德行为。

麦卡洛等人（McCullough et al．，2001）认为感戴有三种特殊的道德功能：道德晴雨表功能、道德动机功能、道德强化物功能。感戴是一种道德晴雨表，因为它能敏锐地读出一个人社会关系的变化。受惠者因施惠者所给予的帮助而提高了幸福感，施惠者因受惠者的信任和感激也获得了道德成就感。这种道德晴雨表展示的不是固定的刺激—反应的结果，而是受惠者对所输入的社会信息加工的结果。例如，当受惠者觉得获得了特别有价值的帮助时，当受惠者感受到施惠者不是无意中偶然为之且为此所付出的极大努力和代价时，当受惠者意识到施惠者从一开始就不求回报地无偿付出时，其感戴的体验会更加强烈，对施惠者的回报与亲密愿望也会更加强烈，双方关系的积极变化也会显而易见。

感戴当然也具有道德动机，能够促使真正获得感戴体验的人表现出亲社会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感戴在开始的时候是互惠利他的一种动机机制，即感激的人会在将来做出有益于施惠者的事，并且阻止对施惠者有害动机的出现，尽管这并不是施惠者个体有意期望的，但却是社会善行所依赖的，也是互惠利他的原始动力。不仅如此，按照拓展—建构理论，不断强化的感戴敏感，会形成更为广泛的亲社会行为动机，激发人们成为新的施惠者而非回报者。

感戴还是道德强化物。施惠者接收到受惠者感戴的情感讯息和回报，会促使其在未来的道德行为表现上更加努力。感戴回报的非等价性甚至增值性，本身就是对施惠者行为的鼓励，而施惠者对回报的非期望性又促使其无论获得受惠者丰厚的物质酬谢，还是一句简单的“谢谢你”，都会巩固与加强其利他的行为模式，使其愿意继续做出这种善意举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为树立道德高标而让为善者失去道德回馈，否则将会使社会失去善行永续的根基。

（二）感戴的其他身心价值

感戴可以使个体保持精神上的平和，使个体更易快乐。许多研究一致表明，感戴与宜人性呈正相关。尽管还未明两者的因果关系，但更易感戴的个体在宜人性上得分较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们具有更加良好的社会关系，出现人际冲突的概率较低，适应环境的能力也更强。在感戴情境中，出现不适躯体的症状较少，每天安排锻炼时间较多，睡眠质量也较好（Emmons&McCullough，2003）。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对生活采取一种感戴的态度能够减少压力性生活事件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即感戴导致较低水平的压力和抑郁，高水平的社会支持（Wood et al．，2008）。在控制人格因素的情况下，感戴能够预测心理健康的主要方面。具有感戴倾向的人对他们的生活更满意，能够完成更多的目标，更乐于帮助他人。叶婷、吴慧婷（2012）的研究还发现，对于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来说，感恩具有补偿作用，能够一定程度上抵消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其发展的不利影响，是促进个体积极发展的重要心理资源。

感戴可以提高个体的幸福感，甚至一个感戴的想法也能改善一个人的心境；幸福感也可以促进个体感戴，两者呈螺旋上升的关系。高感戴倾向者易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包括生活本身看作一种恩赐。因此，他们不会因为美好事物的频繁出现而变得熟视无睹，能长时间地维持一种内心的幸福感，（Watkins etal．，2003）。孙配贞等人（2010）的研究表明，感戴不仅与一般生活满意度关系密切，具体到学校领域，与青少年的学校生活满意度也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感戴扩大了个体的社会交际网，提高了学生处理学校领域各种负性情绪问题的能力。高感戴倾向青少年不会因为美好事物的频繁出现而变得熟视无睹，他们更容易关注到老师和同学所给予的恩惠，这些都有助于提高学校生活满意度。

四、青少年的感戴发展与教育

当前我国青少年感戴发展的情况，很难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认识，甚至是有着比较大的分歧。部分研究者根据实证调查的数据结果认为，青少年整体感戴发展水平良好，对感戴有着正确的理解，意识到与人与之间是可以互帮互助的，大部分人的关心帮助是真心的，因此能够感激他人、社会、大自然给予自己的恩惠，并愿意予以回报，尤其是能够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意识到父母为了自己的成长的付出和牺牲，并希望通过努力学习等方式回报。然而，也有许多研究者表明，青少年的感恩现状令人担忧，认为青少年淡漠生命，淡漠亲情与师恩，不感谢他人帮助，不感谢自然界馈赠，社会责任感淡化，对国家、社会、自然之恩很少意识到，较少向父母、老师表达感激之情，对父母养育抱着理所当然的态度，或认为只要好好学习就是感恩的表现。

图5‐1　感戴的益处

两种相反的观点与证据来源和方法手段有关。前者多根据特定的量表或自编的调查问卷得出结论，后者多根据感性经验或媒体报道获得认识。前者所采用的测量和调查工具有的是从人物取向、事物取向和道义取向等三个对象维度来理解感戴（赵国祥、陈欣，2006），有的是根据强度、频率、广度、密度等感戴倾向层面来理解感戴（马云献、扈岩，2004），有的完全是依据研究者自己所理解的研究目的来设置问卷，标准较为混乱。更主要的是，由于采取的是自陈式调查，可能会使青少年产生社会赞许效应从而对自己的感戴水平做出较高的评价；而后者则往往因个案引发对整个青少年群体感戴现状的思考，或希望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从而可能存在以偏概全或过于偏激的情况。

从发展的视角来看，当前急需了解青少年学生在整个学龄阶段中感戴发展的大致脉络，核心维度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是目前研究材料所未能有效提供的。例如，国内许多研究集中对初中阶段学生感戴的发展，但即便是从初一到初三这三年情况来看，结果也是众说纷纭，分析也是各执一词。当然，一些较为一致的结果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例如，无论是对于中学生还是大学生，多数研究都认为女生感戴发展水平高于男生，其原因一方面是女生比男生情感更加细腻、细心与体贴，更愿意和更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情感（Froh et al．，2007），另一方面是由于不同的性别社会化过程导致男生更容易将感戴的经历和表达视为脆弱和不强大的表现（周志娟，2010）。实际上，感戴表达的意义是毋庸置疑，从社会赞许角度看，男孩表达感戴比起女孩往往会获得更多的好处。

值得注意的是，相当部分的研究发现，我国青少年感戴发展存在城乡差异，城市青少年感戴水平要高于农村青少年。有人认为，这与城市青少年家庭为其提供的较好的生活与学习条件有关，或者与城市青少年家庭父母的文化程度和家庭教育有关，也可能与城市家庭独生子女能享受到更多的关爱有关，或者与农村人口流动大，青少年缺少父母关爱有关。然而，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可能说明农村教育正在失去原有的传统资源、文化优势与自然特色，却沾染上许多城市病，这是农村学校教育与发展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许多研究在揭示青少年感戴发展状况的同时，也涉及其发展的影响因素的探讨。其中，比较多地认同父母教养方式、人格因素、自我概念、社会支持、信任对青少年感戴发展的影响。一些研究一致认为，许多父母教养方式因子都能不同程度地预测感戴发展，其中，父母情感温暖理解是正向影响感戴发展的最主要教养方式因素，而惩罚严厉与拒绝否认等因素对感戴的特定维度有负向预测作用。不仅如此，父母教养方式还可以通过一些人格中介变量如宜人性、严谨性等而间接影响感戴发展（鲁铁汉，2011）。就人格特质与感戴的关系来说，先前已有所提及，例如，宜人性高的个体可能更感恩，因为他们会发现感戴是一种重要的维持积极人际关系的机制，而且，宜人性实际上是一种包括大量亲社会特质的人格因素，包含了移情、信任、宽容等重要的关爱因素。反过来说，具有自我陶醉、自恋特质的个体难以体验和表达感戴，这是由于这种特质的个体会过分强调自我的重要性，因此无论是体验这种幸福来源于他人的感戴，还是表达这种感戴，都是感觉不愉快。

一些研究还认为，根据感戴的认知情绪理论，感戴的发展与某种稳定的知觉和主观评价有关，在这里，除了先前已经讨论过的归因之外，自我概念和社会支持可以被看成对内、对外进行主观评价的典型认知因素。感戴显然会受到自我概念的影响，因为自我概念决定着个体以什么样的姿态对环境做出反应，决定着受惠者对施惠者的行为以及自己接受施惠者帮助这一事件的评价。同样，能感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和能在更多时候感受到社会支持的个体，也最能体会到这些社会支持对于自己的意义，从而也更能体验到感到和表达感戴。当然，反过来说，经常能体验到感戴的个体，也因此能建构更多的心理与社会资源，从而能感悟到更多的社会支持。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感戴对社会支持的预测或者社会支持对感戴的影响，都能得到一定的验证，而自我概念对感戴的影响还有待更多的实证支持。

感戴是以识别关爱、记忆关爱为基础感激关爱、回报关爱的道德情感。有了感戴之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也会变得更加和谐、亲切。因此，培育与发展青少年的感戴之心，对于呼唤人间真情、促进社会关爱的良性循环有着重要的意义。系统的感戴教育应多管齐下，从多个层面对青少年的感戴发展进行干预与教育。

首先，感戴教育应知、情、行统一培养，使青少年学会知恩、感恩、报恩。根据感戴的认知情绪理论，感恩体验是建立在感恩认知的基础上的。应培养青少年的人际理解和移情能力，使其准确理解施惠者的行为出发点、行为付出与代价；应培养青少年的感恩归因能力，使他们能自觉进行受惠归因，客观全面地分析自己受惠发展的原因，使之具有较高的感戴广度与密度。感戴还是感戴特质、感戴心境、感戴情绪的有机体，应积极营造感戴氛围，利用传导规律，实现特质、心境和情绪体验的相互转化。感戴是亲社会行为的动机和强化物，应创造条件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使青少年在感戴表达、回报的过程中巩固报恩意识和亲社会行为习惯。

其次，要帮助青少年克服自我中心、亲人中心和学习中心的误区。自我中心者习惯于将人—我关系视为单向的目的—手段关系，因此不会对施惠者产生真心实意的感激之情，更不会回报，即使回报也是把回报理解为义务，迫于社会舆论压力而做出心不甘情不愿的回报，或作为一种印象整饰。亲人中心者将感戴狭隘地理解为感激与报答父母或自己亲近的人，这样，他们既不会信任陌生人，也不会信任社会，不能感受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多种多样的恩情，更不会自觉主动地关爱传递给更多的人。学习中心者则是夸大自己的学生身份与状态，人为减弱自己的回报能力，以当前的学习任务为借口，将对施惠者的回报一律推后，实际是一种对感戴责任的推卸。

第三，要应用有效的干预手段，并使感戴教育长抓不懈。研究者在实践中，已然形成了多种有效的感戴干预手段。感戴记录，是通过记日记等方式将感戴事件每天记录下来，降低或减少日常生活中的消极评价与体验，增加青少年的积极情绪体验，也起到强化感戴的作用。感戴慰藉，是将有感戴念头的那一刻想做的感戴事件记录下来，尽管记录下的只是一个念头或对感戴行为的设想，却集中了一种积极的心理经历，是培育感戴心境的积极手段。感戴拜访或者感戴行动表达，是通过写信感谢施惠者，当众邮寄甚至亲自将信读给对方听，从而获得体验与行动的双重效果。当然，所有的干预都不是通过一两次热闹的活动实施就可以完成的，只有将感戴教育视为人格养成的重要载体，常抓不懈，才能取得长期稳定的效果。

【注释】

[1]［美］卡罗尔·吉利根：《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肖巍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2]李敏：《对品德心理研究中关爱主题的新思考》，《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第36页。

[3]Chengyang Li．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Ren and the feminist ethics of care：A comparative study．Hypatia：A Journal of Feminist Philosophy，1994，9（1）：86．

[4]转引自肖巍：《女性主义伦理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5]转引自范伟伟：《儒家“仁”之伦理与关怀伦理可否兼容？——关于这场争论的评述》，《伦理学研究》2009年第3期，第36—40页。

[6]转引自：岑国桢：《吉利根对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修正》，《心理科学》1992年第4期，第32页。

[7]［美］内尔·诺丁斯：《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于天龙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8]［德］齐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179页。

[9]［德］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翟铁鹏、李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10]［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11]［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

[12]朱虹：《信任：心理、社会与文化的三重视角》，《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第70页。

[13]［德］舍勒：《舍勒选集》，刘小枫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85页。

[14]［英］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68页。

[15]朱智贤：《心理学大词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版，第675页。

[16]M．H．Davis．Empathy：A 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6．

[17]节选自笔者发表于《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年第4期的论文《诱发道德情绪对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影响》。

[18]［美］霍夫曼：《移情与道德发展——关爱和公正的内涵》，杨韶刚、万明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19]一种解释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提高的自我控制水平抑制了移情和同情的表达，难以解释的是许多研究发现与移情关系密切的亲社会行为却随年龄增长而上升。然而，从经验上看，相当一段年龄阶段的负相关是有其可信性的。很多儿童少年报告说，自己从小是个富有同情心甚至可谓“同情心泛滥”的人，但随着一天天地长大，却感到自己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倾向于拒绝同情和帮助别人，这种情况相当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