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产生的心理与行为结果

权力对人的心理与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虽然权力的社会认知研究并不以强调权力结果的消极或积极性质为重点，但其隐含的对权力结果性质的看法恰恰丰富了人们对权力的认识。一些研究发现权力容易产生消极的结果，主要反映在人际互动中权力大的人对权力小的人的忽视和压迫。然而，如前所述，大多数研究将权力与一些基本的心理过程相联系，这些心理过程本身在人际和个人层面都没有明显的消极或积极意义。此外，也有一些研究发现权力也能产生积极的结果，主要表现为个体效能的提升。

2.1.3.1　消极结果

以往大量的研究发现权力具有消极的作用：在关乎权力差异的人际互动中，与权力小的人相比，权力大的人往往以刻板印象的方式知觉他人(Fiske,1993)，对黑人和阿拉伯人持有更强的（内隐）种族偏见（Guinote,Willis,Martellotta,2009）。权力大的人通常采取更多的压迫和强制行为，给自己分配更多的利益（Kim,Pinkley,& Fragale,2005;韦庆旺,郑全全,2008），贬低权力小的人的工作成绩（Georgesen & Harris,1998）。Magee等人(2007) 对谈判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权力大的人在谈判的过程中是直接导致竞争性行为的始作俑者，也是谈判双方中首先出价的人。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权力不利于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在自己的前额写字母“E”时，权力大的人比权力小的人更可能写出他人看来是反方向的字母（自我导向而非他人导向）；权力大的人容易以自己的优势为锚定点，却很难考虑到他人缺乏特定的知识；权力大的人在判断他人表达的情绪时不如控制组准确（Galinsky,et al.,2006）。这些研究结果预示着权力对同情具有阻碍作用。实际上，权力大的人通常把权力小的人看作实现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把他们当有感情的人看待，即权力往往导致对他人的物化（objectification）（Gruenfeld,Inesi,Magee,& Galinsky,2008）。　此外，权力会产生虚幻的控制感（illusory control），即使对超越个体能力范围的结果也有一种控制感（Fast,Gruenfeld,Sivanathan,& Galinsky,2009）。

2.1.3.2　中性结果

正如大多数权力的社会认知理论所描述的，权力大小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建构自己的社会环境。因此，仅仅因为权力不同，个体的知觉、态度、情绪和行为等各方面都存在差异，虽然根据这些差异有可能推演出好或坏的结果，但它们本身并不带有积极和消极的含义。例如，权力产生与目标一致的行为，虽然自我服务目标产生对他人不利的结果，社会责任目标产生对他人有利的结果，但目标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总结权力的理论，提高权力将产生：自动化认知、抽象认知、积极情绪、接近行为、目标激活/导向行为、情境聚焦行为，等等。此外，Anderson和Galinsky（2006）还发现权力产生更多的冒险行为，其原因是权力大的人在评估风险时比较乐观。Lammers和Stapel（2009）则发现在道德判断中，权力大的人更以规则为基础做判断，权力小的人更以结果为标准做判断。

2.1.3.3　积极结果

如果不考虑其他变量，权力在人际间很少产生积极的结果。但是，新近的研究发现，即使不包括损人利己的行为，提高权力对个人而言也具有积极的作用。根据权力的目标导向理论和情境聚焦理论，权力大的人其注意和行为更具有灵活性（Overbeck & Pack,2006; Guinote,2007b）。同时，因为目标导向行为是自我调节的重要内涵，并且权力大的人在实现自己目标的过程中不易受到无关刺激的干扰，所以权力可以提高自我调节能力（Guinote,2007a）。相反，Smith等人（2008）发现缺少权力会损害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s）。此外，权力还可以提高个体解决问题时的创造性（Galinsky,et al.,2008），权力大的人能做出高质量的决策（Smith,et al.,2008）。

关于权力产生的主要结果的总结，如表2.1所示。毫无疑问，这里对权力结果性质的分析，超越了以往社会科学界的“权力是否产生腐败”的简单争论。权力的社会认知研究既将权力效应的探讨深化到社会认知层面，也从内容上丰富了权力产生的结果。

2.1.3.4　影响权力作用的调节变量

2.1.3.4.1　关系取向与社会动机

根据权力的目标理论，不管权力激活无意识的目标，还是权力驱动有意识的目标，不同的目标将产生不同的结果(Chen,et al.,2001; Overbeck & Park,2006)。Chen等人（2001）的研究发现，在权力启动条件下，关系取向者（具有社会责任目标）表现出更多的社会赞许性反应，而交易取向者（具有自我服务目标）表现更多的与自我利益一致的行为。与此类似，Howard等人（2007）的研究表明，互依的自我建构（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使权力的使用更仁慈。以往的谈判研究认为权力平等的谈判比权力不平等的谈判更能达成双赢的协议，但如果谈判者具有亲社会动机，即能为对方考虑，权力不平等的谈判也能获得较高质量的联合收益（韦庆旺,2008）。此外，Anderson和Thompson(2004)发现当权力大的一方具有积极的情绪时，谈判也能达成很好的双赢。

表2.1　权力产生的心理与行为结果

注：虽然积极情绪本身的效价是积极的，并且积极情绪也经常产生人际的或个体层面的积极作用，但从接近/抑制理论的角度来看，更强调权力引起积极情绪这一基本过程，其本身并不等同于它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同理，冒险行为本身也不具有明确的积极或消极性质。

2.1.3.4.2　权力的合法性与稳定性

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提高权力将产生接近行为，权力大的人比权力小的人更易付出行动。但是，当权力不合法（illegitimate）时，权力与接近行为之间的关系将不复存在（Lammers,Galinsky,Gordijn,& Otten,2008）。Maner等人（2007）研究发现：权力增加了低权力动机者的冒风险行为，但却减少了高权力动机者的冒风险行为；高权力动机者在权力不稳定和面临丢失权力的威胁条件下做出更多的保守性决策，当权力关系不能改变时，高低权力动机者都做出了冒风险的决策。Kim等人（2005）认为人际互动中的权力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潜在权力、知觉权力、权力策略和权力实现等成分和环节都会影响权力大小的变化。可见，权力的效应经常受到权力合法性与稳定性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