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对我国社会心理学的意义

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问责的研究，对我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问责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其作用是不同的。Gelfand和Realo把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的理论运用到群体谈判的研究发现，问责并不必然产生一定模式的行为，它只是产生更符合行为者所处社会文化的常规行为，个人主义文化的个体在问责的条件下产生竞争的行为，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体在问责的条件下产生合作的行为（Gelfand & Realo,1999）。笔者认为，中国人在问责的条件下，更加考虑行为在道德和人际关系上的后果，首要关注如何做人，至于聪明与否、有效与否则是次要的。而西方人在问责的条件下更注重其行为在客观理性的他人眼里是否是有效的行为，自己表现的是否理性。关于中国人重视道德和做人的论述已是很多学者的共识（Yang,2006），问责可以使这一典型的文化行为得以显现。因此，问责是研究者考察中国人社会心理的有力工具。

其次，问责的研究可以解决跨文化心理学面临的一些困境，也可以为我国社会心理学与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对话开辟新的渠道和框架。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这一概念受到很多批评，稍后讨论）和权力距离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区别的两个最重要的文化维度（Bond,1986）。与西方文化不同，我国是一个权力距离比较大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集体主义（西方是个人主义）的社会，更强调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如果考虑到问责的作用，那么可以结合两个文化维度，对目前西方社会心理学关于权力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权力距离大的中华民族何以能够保持强大的文化延续性。西方关于权力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权力大的人不善于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在人际互动中容易产生自我中心的“腐败”性行为，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权力距离大的中国社会腐败更加严重（严格地说，权力并不是腐败的充分条件），因为中国人，尤其领导者，受到更多问责的影响，他们是否大公无私的品德非常重要，在问责的条件下，他们应更能用自己的能力为他人和集体谋利益（俞国良,韦庆旺,2009）。

虽然以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为框架的研究比以权力距离为框架的研究繁荣得多，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框架下的跨文化心理学研究却遭到很多批评。其中最主要的批评是其概念过于宽泛，定义模糊。Brewer和Chen通过对现有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量表进行内容分析，发现所谓集体主义测量的并不是真正的集体主义，而更多的是关系取向，一种个人化的、包括自己与重要的亲密他人之间的两人关系和通过该两人关系向外扩展的人际关系网的价值取向（Brewer & Chen,2007）。如果以在符号群体中凭借共同成员资格与他人建立非个人化的联系为集体主义的定义，那么中国人并不比美国人更集体主义。另一种对以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等文化价值差异比较为核心的跨文化心理学进行的批判，认为这种以价值（values）解释文化差异的做法把文化置于个人水平，使文化逐渐简化为个体头脑里的变量，而忽略文化规范和约束、社会网络、社会结构等外部文化力量对行为的影响（Aycan,2000）。

最近，Gelfand等人提出了一种重视外部文化力量对行为影响的跨文化理论，“文化紧严－松宽的多水平理论”（a multilevel theory of cultural tightness-looseness）（Gelfand,et al.,2006）。“文化紧严－松宽”指某一文化中社会规范的强度（广泛性和清晰度）和社会对不符合规范行为进行制裁的强度。该理论整合了问责和文化两方面的研究，以问责的多少来区分“紧严－松宽”不同的文化，问责多的文化紧严（社会规范的监督和监控较多），问责少的文化松宽（社会规范的监督和监控较少）。问责的多少不仅体现在社会和组织水平，也以问责感（felt accountability）的形式存在于个体水平。问责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外部社会规范如何内化进而影响行为的心理机制。例如，社会化是一个社会水平的变量，它通过问责感跨水平地影响个体水平变量，考察问责情境下的个体产生的心理症候群（psychological syndrome）即可以了解宏观的外部社会影响的情况。这种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①对心理适应系统的影响。紧严（松宽）社会中的个体更易（难）获得规范知识，更具有预防（促进）焦点，有更高（低）的自我调节强度，更偏好适应（创新）的认知风格。②通过心理适应系统影响行为系统。由于紧严社会的个体比松宽社会的个体有更强的问责感，因此，紧严社会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服从、规避风险和寻求稳定的行为，而松宽社会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背离、寻求风险和对改变开放（openess to change）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紧严－松宽理论认为紧严－松宽与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是不同的概念。例如，同样是集体主义的文化，也有紧严－松宽的区别，巴西就是一个松宽的集体主义文化。按照文化紧严－松宽的框架，我国应属于紧严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在社会、组织和个体水平实施问责的情况都更广泛，强度也更大。因此，问责的研究对我国社会心理学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此外，文化紧严－松宽虽然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好的框架，但在总结研究结果和发展假设时却并没有超越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研究，中国人和西方人仍是被一把尺子一分为二，因此并没有解决前文指出的问责的效应对东西方文化有重要区别的问题。

问责不仅在文化紧严－松宽理论中居于核心位置，在本土心理学的理论中也有重要的地位。杨国枢最近提出一个华人自我四元论（杨国枢,2004），他首先把自我分成主体我和客体我，然后把客体我分成个人取向自我和社会取向自我，其中社会取向自我又分为关系取向自我、权威取向自我、家族取向自我和他人取向自我。此四个次级社会取向自我比集体主义（自我）的定义更具体、更清晰，更加符合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而且，四种次级社会取向自我对应的社会互动情境蕴含着中国人问责的不同来源，即来自关系他人的问责、来自权力大或小的人的问责、来自家族的问责和来自非特定他人的问责，这与西方研究（实验室研究）主要关注来自陌生人的问责不同，将极大丰富问责的研究。华人自我四元论在界定了不同的客体自我之后，还比较了不同自我在各种心理特性上的差异。在关于自我概念的比较中，提出了华人自我概念的三维模式。第一维即各种次级的社会取向自我概念，第二维包括实际自我概念、理想自我概念、应然自我概念、可能自我概念，第三维包括公开自我概念和私密自我概念。三个维度可组合成更多种具体的自我概念，如公开的他人取向的应然自我概念。如前所述，第一维涉及问责的来源。而第三维的公开自我概念意味着存在问责的可能，私密自我概念意味着没有问责。可见，问责在华人自我四元论中同样居于重要地位。稍感遗憾的是，华人自我四元论非常庞杂，如果取其社会取向，然后结合问责的研究，先寻找诸如自我呈现等基本自我过程作为研究的突破口，或许是一种值得尝试的研究方向。

可以说，国际跨文化心理学的运动最终对西方（尤其美国）社会心理学的批判并没有对其主流造成多少影响，“Markus和Kitayama （1991）关于‘文化与自我’的文章发动的是迟来的主流式回应” （p.338）（Smith,2005）。例如，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研究已经大量应用到使用启动和同一文化内被试的研究中（Oyserman & Lee,2008），文化简化为个体头脑里的变量之现象可见一斑。近来，很多西方和我国社会心理学家都在寻找与此不同的新研究思路，文化的紧严－松宽理论和华人自我四元论就是典型的范例，而问责在两个理论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问责的研究不仅是东西方（尤其我国）社会心理学共同需要的基础研究，也可以成为双方对话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