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引起的行为特点究竟是什么自我控制还是无所顾忌

西方关于权力的社会认知研究的另一个主要争议是，权力究竟产生与个体目标一致的行为，还是与外在情境一致的行为？权力大的人的行为究竟与其人格特质相一致，还是随情境变化不定？一方面，不管是无意识的目标激活理论（Chen,et al.,2001）还是有意识的目标导向理论（Overbeck & Park,2001; 2006），都认为权力引起与个体目标相一致的行为。与此类似，权力大的人的行为往往表现为与其内在人格特质相一致（Hecht & LaFrance,1998）。另一方面，情境聚焦理论认为权力更易产生与外在情境要求一致的行为（Guinote,2007a）。如前所述，两种理论并不矛盾，它们都认为权力大的人比权力小的人其心理和行为更自由，更不受无关刺激的干扰。按照权力的情境聚焦理论，不管个体当前的行为主要受愿望和目标驱动，还是主要被情境线索激发，权力大的人都更能保持和完成该行为。因此，权力产生与目标一致的行为可以看作情境聚焦理论的特例（Guinote,2007b）。

总而言之，西方关于权力的研究强调的是权力大的人行为更自由，因此，他可以相对不受外在情境和他人的限制，按照自己内在特质、动机和目标去行动，同时，当他的内在因素随着外在环境而改变的时候，他的行为又看起来好像是与外在情境要求相一致。例如，一个领导在上班时，可以不顾下属的需求及周围环境的限制，完成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而下班之后，他也可以抛开工作，完全放松地去休息；相反，一个下属在上班时，本来自己要做一件事，但可能领导会突然交给他另一件事，因此他原来的目标会受到干扰。而下班之后，他本来想去放松休息一下，但领导可能突然来一个任务，所以又不能很好地休息。可以说，正是权力产生的这种行为自由与不自由的氛围塑造了权力大和权力小的人的心理与行为特点。然而，这并不表明权力与目标及情境的关系已经完全清楚。因为，权力产生自由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是将权力放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框架下的自然结果。虽然权力的这种作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也应有所体现，但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是中国人首要考虑的问题，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相比于权力小的人，权力大的人应该更注意对情境以及行为后果的考虑，他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既不可能是无意识的目标激活行为，也很难说是完全的目标导向行为，即使其行为随着情境的要求而改变，也更多的是一种对情境、他人和行为后果进行整体权衡的结果，而不是简单的情境聚焦行为。权力大的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这种种考虑，说明权力引起的行为是自我反省及控制的，而不是毫无顾忌的。这样的行为方式正是中庸实践思维所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也是以中庸实践思维为框架的研究试图挑战和超越西方社会心理学的重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