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信仰的养成

（一）基本方略

回到法治信仰的建立或者法治精神的培养问题上。无疑，解决“知”是个前提，否则，我们也谈不上什么内修外行、知行合一啦。所以，崇法和信法的意识，一定要从教育入手；培养法治精神也得“从娃娃抓起”。

我国《宪法》第24条也提及法与教育的问题，即：“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再次强调指出：

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把宪法法律列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内容，列为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必修课。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

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普法工作的领导，宣传、文化、教育部门和人民团体要在普法教育中发挥职能作用。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建立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加强普法讲师团、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把法治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健全媒体公益普法制度，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提高普法实效。

（二）美国人守法的秘密

在我们这个文盲近乎消失的国度里，对于智力正常的十几岁以上的人们来说，当他从楼上往下甩砖头时，当她把别人的孩子转手获利时，当他（或她）非要骑着自行车在高速公路上与汽车竞赛时，你大喝一声道：公民，请住手（脚）！你这是在违法。而对方却毫无羞涩且满不在乎地回道：哎呀，俺们不懂法啊！

请问大家：这话你信吗？

这不就是我们国内天天上演的生活剧吗？

但是，当我们把镜头转向在新马泰或者在台湾去游览的同胞身上时，你一定得叹喟：穿越啊穿越，这还是那个在咱们家里上街就吐痰、乘车不排队的谁谁谁吗？他（她）咋变得好的俺们都不认得了呢？其实，答案很简单：欺软怕硬。

据说在某些国家，你吐口痰或是有其他不讲公德的行为，轻者是重罚（肯定不像咱们这里闯个红灯200元那么简单），重者是挨鞭子抽或者是蹲牢房（费邦仁：《新加坡鞭刑扫视》）。

这正如一位意大利法学家韦基奥所指出的那样，强制力与法律是两个在逻辑上具有必然联系的概念，“哪里没有强制，哪里就没有法律”。近代英国分析法学代表人物奥斯丁也有类似的见解，他认为惧怕制裁是人民之所以守法的首要因素。

其实，此中道理很简单，请我们拿道德这种社会规范去和法律做个比较，结论自然就出来了。法律不可能是春风沐面、和风细雨，如果不与暴力机器（军队、警察和监狱等）紧密联系，那它就不是法律了。

当然，如果我们把外国人守规矩理解为他们惧怕暴力，这也未免太肤浅了。

趋利避害绝对是人性的最主要的表现。于是，问题另一个方面的答案我们也是可以推出的。

为什么美国人遵守法律？这个问题不是咱们提出的，但是，我们感兴趣。这个问题的提问者是美国的两位教授：史蒂芬·霍尔姆斯教授和凯斯·R·桑斯坦教授。在他们合著的《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3]一书中，给出了如下的部分答案：

如果普通公民没有认可法律的合法性，他们通常不会尊重法律。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把法律施加的负担理解为是或多或少公平的分配。

遵守法律部分得自一种社会理解，即政府维护和促进基本的人类利益，包括基本的个人自由。这也就是说，实施权利不仅以征税和开支的权力为前提，并且有助于建立对这些权力普遍的接受。在职者通过资助公民需要的权利建立了政治信誉。既然基本权利的保护根本上依赖于政府强制的、提取资源的行为，那么这种政府行为通过不偏不倚地保护公民最珍贵的利益，使其在公民心目中获得了正当化。

公民感到有道德义务履行基本公民义务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充分，尽管不是完全支持的体制保卫了他们的基本自由。

政府既允诺保护公民免受相互侵害，又保护公民免受流氓官员的侵犯；作为交换，公民给予政府支持。使一盘散沙的社会团结起来不仅通过习惯、权威、共享的文化、归属感以及害怕警察，还需要通过广泛接受的互利。这就是在他人逃避责任时人们愿意贡献自己的份额的一个原因。一旦个人彼此自制、服从平等适用于所有人的清晰规则并且齐心协力，社会就会昌盛。当这些条件具备时，人们就会认为个体和集体的收获超过了个体的负担。

（三）中国人不守法的原因

为什么咱们中国人的法治意识严重淡漠呢？从现象上看，我们的法制化程度不可谓不高，短短二十几年的努力，在各种社会关系的调整工具上，真是十八般武器，均已齐备。但是，我们那十八般武艺耍的如何呢？大大的不尽人意。于是乎，这种奇特的双重性并存，俨然常态耶。

这是一种困局或僵局，何以解之破之？必须要从历史和社会的方面去探究其病因，找到其真正而最主要的“病灶”，对症下药。

从历史角度说，在“破”与“立”的关系问题上，近代以来，中国上下各界始终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小到一项足球事业的发展之路，大到治国理政的有效模式，莫不如是。在法治问题上，这个问题则尤其突出。

就本土文化的功用而论，数千年的封建主义文化在治国理政上，几乎是专制主义的同义语，对其客观而理性的判断，随着近代险遭“灭种灭国”之祸，早已被咱们绝大多数的国人疑而弃之。再加上少部分觉悟了的中国人的一系列文化革命，在不顾一切打破传统和秩序之后，相伴而生的是社会又失去了保持传统和秩序的能力。

早在1954年5月18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我党的元老董必武同志发表了题为《关于党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的讲话，围绕三个主题发表看法：应当注重培养人民群众的守法思想；教育人民守法，首先就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守法；对法律工作者要加强培养^[4]。

对于为什么培养群众的守法思想这一问题，董老认为，因为劳动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对一切反动的法律存在着极端仇视和不信任的心理，这在旧社会中是可以理解的。劳动人民已经取得了政权，就必须建立革命秩序，遵守按照自己的革命意志定下来的法律秩序。但是，这一点是不容易很快做到的。在过去，人民对旧的统治者的反动法律是仇视和不信任的，这种心理继续到革命胜利以后，那就是很不好的一种现象。这就是说，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要想办法使人民从不信法、不守法变成为信法、守法，这虽然是比较困难的任务，但是我们必须完成这个任务。过去我们在这一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做得还很不够，今后还需要在长时期里来解决这个问题。由于群众的革命运动是不依靠任何旧的法律的，并且在我们发动群众的时候，也只能讲明政策而不能以法律的严格规定来束缚群众的手足。因此也就产生了群众对他们自己创造的、表现自己意志的法律有时也不大尊重的副作用。

董老还结合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内容，强调了干部带头守法问题。该决议指出：某些高级干部有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其中包括有违反党章的活动。如果对党章还不遵守的人，说他能够遵守国家的法律，这话是不能相信的，没有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党内，恰恰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认为：天下是他打下来的，国家是他创造的，国家的法律是管别人的，对他没有关系，他可以逍遥法外，不遵守法律。董老强调：对于宪法和法律，我们必须带头遵守，并领导人民群众来遵守。假如我们自己不遵守宪法和法律，怎么能领导人民群众来守法呢？

迄今为止，这是我看到的探讨现代国人不守法问题的一个最直接的阐述。至于以后在“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实际上是再次地印证了董老的“运动副作用”的看法。

附带说一下，造成咱们中国人不守法的状况，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但比较来说，恐怕没有比这“运动副作用”的危害更大的了。“运动思维”中最突出的又是“权大于法”的习惯思维，这对于人民形成自觉依法办事的好习惯，实在是有弊而无利。

当然，人民的素养如何，其尊法崇法的意识如何，外部制度运行对于强化其法的意志是正反哪种比例关系，等等，这些都关乎国人守法程度的高下。的确，当年为了人民利益而不得不采取“夺天下”的革命形式，只能在“破”上下功夫而无暇顾及“立”的工作，这是情有可原的。当年革命政权初建，为了巩固政权而继续采用群众参与的“疾风暴雨”式的运动形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是非常时期嘛。可是，在天下太平、大局安稳的新时代，至少从1976年结束“文革”算起，时间过去了将近四十年，虽说是形式上的“法制建设”大功已成，但干部腐败、人民违法的乱象还大量存在，这就需要我们必须每时每刻都要检省我们的工作情况，找出并随时消解和克服不利于法治建设的弊病，真正在认真和落实上下苦功夫。

（四）家庭教化与信仰养成

1.个人、家庭与国家

现在，不仅大学强调“实习”环节，就是在其他各类各层次的教育场合，对于“学而时习之”也有了相当的重视。为什么？道理看似简单，可操行起来则很难。

对于“学＋习＝能力”的道理，儒学专家杜维明先生在某大学的演讲中有过精彩的表述：文化能力不能通过知识的膨胀来取得。文化能力一定要通过体验，没有别的路可走，正如钢琴要去学要去弹一样。如果没有实践，没有在日常生活中让它展现出来，这种文化能力是不能被掌握的。在储积文化能力的过程中间，每一个人都要通过身心性命之学慢慢地累积，一代人不能传到另一代。每一代人都要通过身心性命之学的体验来掌握文化能力，而这种工作是很缓慢的^[5]。

就在这次演讲中，杜维明先生的另一点阐释也值得大家重视，那就是家庭在文化传导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他说：传统中国社会成员，其文化能力的培养常常在家庭，而在家庭里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常常是母亲，儒家的精神之所以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不是靠知识精英，不是靠大皇帝的命令，不一定靠正常的学术规范，而主要在家庭里面靠母亲的身教传下来的。

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居住在穷乡僻壤的那些没有“文凭”色彩或者文凭“成色”近乎无色的“下里巴人”们，竟然也知道“诗云”、“子曰”的某些道理，并且成为某些“君子之规”的践行者。比如，他们的敬客和睦邻，他们的诚朴和恤贫。

如果从事物间的普遍联系性来看，家庭、国家、个人、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中国人从来就有着独特的认识。首先，“国家”是中华传统文化独有的概念，国与家紧密相连、不可分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为首要，治国从治家开始。只有修好身，才能理好家、治好国。其次，中国人讲的“家”是个既内敛又外放的概念，既指家庭，又包括家族，家族内外长幼有序，讲究道德礼仪。再有，从伦理和责任的角度看，为国尽忠和在家尽孝共存是理想的选择，如果不能双全则牺牲小我而忠国为先。总之，家国情怀和修齐治平、崇德重礼的德治思想，把社会教化同国家治理结合起来，这本身就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突出特色。我们必须要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把握文化根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守和弘扬优秀传统，让民族文化生命得以延续。

2.非正式规则与家教

如果你到江湖甚至是家乡的小河沟去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不管是水还是草，也不管是鱼还是虫，就是倏忽间滑入水面上的一片落叶，它们也都是各循其道，各得其所，各有始终的。我们可以说，这些事物是在遵循一定的规律存在着和演化着。当然，鱼儿虫儿草儿们也是懂得规则的。当然，对这些生灵们来说，受到的主要是自然法则的作用而已。

那么，作为顶顶高级的灵长类的人类又何尝不是呢？只不过，人类遇到的规矩是更多些罢了。古今中外，礼与德也好，法与令也好，诏与敕也好，村规家法也好，都是规则。但是，紧紧依托于在国家强力机器上的法律规章，真的就够用了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些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产物（惯例和班级纪律等）实际上更有约束力。比如，大家明明知道一对男女组成家庭得去走个“婚姻登记”程序，鲜红的结婚证才能证明咱们是一对正式的夫妻，但是你记住，你只是挎上新娘子回到咱们乡里却不请乡亲们吃回酒席，那么，就真是有违“礼数”了。你想啊，哪家子的红白喜事你家没有被请过？不用多说，咱们这个人情社会里的大小规矩和说道，你能轻易地逃避掉吗？

从知识取得的途径和方法来看，有些知识靠有目的的系统灌输和传导来取得，比如说大家头脑中的宪法知识、驾驶汽车的技术等。但大量的知识则是来自于人们之间的生活体验，如在家庭成员之间、相邻亲友之间、同学同事之间的来往之中，每个人都仿佛本能一般地展示出自己在某一方面知识技能上的长与短来，并且通过相互的借鉴和模仿，完成长项输出、拾遗补阙的交流。

对于外来性较为强烈的知识传导（如课堂教育），如果求知者的积极性较高，这知识也正好与他的脾气、兴趣和欲求相吻合，那么，这些知识往往容易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直到开花。但是，如果上述这些因素很难同时聚齐的话，这外来的种子虽然貌似落地，看起来也已经存活了，可是，只要内外条件稍有变化，那么，这颗种子上那“知识的力量”往往并不充足，甚至于消失了。而那些通过自然的交往途径得来的东西，则往往容易落地生根，在我们的头脑中也容易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只要初始的环境条件再现，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拿出了应对的方法，仿佛条件反射一般。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对这个问题也有观察。他认为，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6]。但是，也应当看到，仅仅倚靠松散的约束下的自律，并不能造就出完美的秩序。在失序的情况下，要加强原有关系网的约束力或者干脆以外力去直接干预，这个时候，法律这种强制力十足的规则就要和礼俗为伍了，以至于后来者居上。中国古代以法入礼和以法代礼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礼仪、民俗、道德、惯例之类的非制度规则，在构建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时，往往与法律等制度性规则“协同作战”，都能起到社会关系“调节器”的作用。在培养青少年如何学会“为人处事”的基本道理方面，通过家庭、学校、社区等社会单位的主导和传输，非制度规则的影响力不容忽视，特别是家长“言传身教”的功效，对于青少年的成长尤为重要。

【实例一】梁济教子

谈及任何一家的教育，无非是品德人格与生存生活技能这两个方面的传导和指教。在前一个方面，考验的是家长们的人格魅力与做人的品格；在后一个方面，则是需要家长们最好多些智慧和见识。不管是叫做培育“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抑或称为培养“合格公民”，总之，任何家庭在教育孩子方面，总该是把“以德为先、兼及能力”作为基本的或起码的选择。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直言。”这是哲学家冯友兰在梁漱溟去世后写的挽联，高度概括了梁先生的功业所在和为人所长。在《梁漱溟问答录》^[7]中，梁漱溟先生回述了家庭教育与他成长的一些细节，其中，许多地方都值得今天的家长们去借鉴和效法。

在父亲的教育方式和内容上，梁先生回忆说：在我七八岁至十二三岁之间，我听受父亲的教诲，大体上有三个方面：一是听他讲戏。父亲平日喜欢看戏，常以戏中的故事、人物讲给儿女们听，孩子们也常随他去看戏，但大都似懂非懂。再是同他上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借此练习经理事务，懂得社会人情。三是经常听他对我们生活和做人的告诫。例如关于清洁卫生及如何照料身体，如何尊长爱幼等事，他都极为耐心而细致地嘱告我们。

请诸位细看，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是怎样给孩子传授规矩的，他的做法中有哪些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呢？按照我们的理解，如果家庭和社会在传导和应用日常规矩（典型的非正式规则）时，能够让孩子们初步树立起“规则意识”，那么，将来孩子们在正式规则（如交通、贸易、继承等立法）的适用场合，就会自然且谨慎地对待法务问题。因为法律等大的规矩远比家法村规等小的规矩要严厉的多。

需要说明的是，心理上仅仅因为忌惮法的严惩而去被迫用法和守法，虽然也是能够达到秩序和谐的目的，但比较自愿自觉自发地去把法律作为秩序和利益的“守护神”，这还是两种不同的层次和境界。我们应当积极追求高标准和严要求，但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和如何事情上，都不要突破“底限”。

看来，好的家教绝非有些人所理解或实行的那样：让孩子抄写并且记住多少条甲子乙子说过的“格言”，在孩子犯错误后要么一顿“胖揍”了事，要么蜻蜓点水般言语过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如果家长们和长辈们不能首先来个“身教”，那么，随后的诸多“言教”效果也必然会丢到爪哇国去的。

【实例二】傅雷的教育观

傅雷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和文艺评论家。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傅先生的主张是：第一，教育当以人格为主，知识其次。第二，民族观念是立身处世的根本，只有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才是真有骨气的人，而不是狭隘的国家主义者或沙文主义者，也不会变做盲目崇外主义者。第三，求学的目的应该是“化”，而不是死吞知识，变成字典或书架。第四，在具体的学习方面，要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不在一般的标准上与人争长短^[8]。

事实上，傅雷先生在对其子的少时教育上，也秉承了上述教育理念，以富有伦理观念与哲理气息、兼有趣味性的故事、寓言、史实为主，以古典诗歌与纯文艺的散文为辅。用意是要把语文知识、道德观念和文艺熏陶结合在一起。

从我们上面介绍的家教示例中可以看出，咱们中国人历来是道术并举、以道为先的，即育人德为先。作为国学基础丰厚的老牌知识分子，傅雷先生自然也是这种文化的践行者。所以，在儿子傅聪前往波兰学习钢琴艺术时，傅雷临别赠言说：“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艺术家，再其次做音乐家，最后才是做钢琴家。”

（五）学校与信仰教育

在塑造人的精神、信仰、价值观方面，“润物细无声”的文化具有非凡之意义。教也者，义之大者也；学也者，知之盛者也。义之大者，莫大于利人，利人莫大于教；知之盛者，莫大于成身，成身莫大于学。这是《吕氏春秋·孟夏纪·尊师》中的一段话，把教育的功能作用与学习的意义说得很明了。

其实，中国古人谈论教育问题，可谓仁智毕现，汗牛充栋。这说明我们中华民族具有好观察好思考的悠久传统。即使个把朝代的个把牛人曾经干出过“坑儒”、“诛心”等恶事，但是，文明的火炬却一直还是通过教育的方式绵延和传递。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校门口悬挂着一个牌匾写着：“走进这里，你将变得更加博学和智慧；从这里走出去，你将对社会和人类更有价值。”这大概就是该校的“校训”吧。许多国人在说事和撰文时，经常把它视为重视人文教育的样板。

学校应当是信仰养成的主阵地之一。但是，请大家平心静气地想一想，我们的学校真的可以完全胜任“培养合格公民”这一光荣使命吗？这里，愿景与现实的距离到底有多大呢？

有一位日本人叫神谷秀树，简历很简单：1953年生于东京，1975年从早稻田大学第一政治经济学部毕业后，进入住友银行。1984年进入高盛后定居于纽约。1992年创建Robert Mitani LLC。著有《华尔街模式——五个人的“大公司”》、《别了，贪婪的资本主义》等畅销书。2009年3月，他的新作《贪婪的资本主义：华尔街的自我毁灭》在我国出版发行^[9]。在这本书里，他主要围绕华尔街、金融业、泡沫经济、商业伦理等问题，作了揭示、批评和探讨。其中，也提及精英教育的失败之处。他是这样描述的：

在华尔街，处处可以看到无惧神灵谴责的各种伎俩。比如，现在的年轻基金经理们的做法就属此类。

首先要做的是把交涉尽可能地拖延再拖延，拖到最后说：“这个股价太高，不可能在投资委员会上通过”，这样就能把交涉对象逼到死胡同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迫使对方降低新股票的发行价格，以实现低价购买。

诸如此类的狡诈、阴险的商业运作，曾经只限于极少数厚颜无耻的家伙，根本不是常规手法，但是现在的华尔街，这种手段反倒成了主流。

这些人大多都在被称作超一流的商学院里有过学习经历。不过很难让人认同他们也是一个正派优秀的人，可见判断一个人还真不能只靠学历。

华尔街典型的精英培养流程是：从著名的寄宿制中学和高中升入常青藤大学或同等水准的大学，毕业后在职场工作两年左右积累起商业经验。然后再考进一流商学院或法学院并以优异成绩毕业，进入对冲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公司就职。最近二十年来，这样的一个流程就是成为有钱人的必经程序之一。

但是即便获得了MBA学位，学习了经营学，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职场中必须遵守的道德是什么却一点都没有学到。结果真是令人遗憾，精英们走出校门时脑子里只填满了赚钱的门道^[10]。

日本和美国的经济社会都产生了泡沫经济，都在被贪婪和拜金主义席卷的时候，人的心中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什么都开始数码化，不是0，就一定是1，不考虑有无中间项。这种思维方式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分裂，其中最为恶劣的便是以金钱为基准，把人分成“赢家”和“输家”。

日本过去把自己称为“大和国”，这应该是有大的、“和”的意思。但是实际上究竟怎样呢？在美国的隆神父都感叹道：“建国以来这个国家一直遵从的伦理观和价值观已经分裂了”，日本人的心中也失去了“和”，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变得很稀少，社会也正在一步步地分裂^[11]。

对于这种世道颓败之乱象，神谷秀树认为，现在世界经济正处于一个人类价值观的大转换期。但他的观点很鲜明，在这种新的经济社会里，基本价值观肯定不会是“赚钱之前借钱花”的无节制消费，也不是“梦想一夜暴富的赌徒”式生活方式。现在的一般民众（普通劳动者及其家人）需要重新认识的是，在日本要遵循“重视劳动，诚信为本”的传统价值观。在美国人们也要从物欲中解放出来，像建国时期的美国人信仰的基督教精神一样“追求真、善、美”。

让我们先看一桩前段时间很热议的平常事。据2014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载，三年前，一名叫周浩的学生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系退学，转学到北京工业技师学院学习数控技能。

想当年（2008年），这周同学也是令人高看：高考考出了660多的高分，是青海省理科前5名。他想报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但这个想法遭到了家人老师的一致反对，父母觉得这样高的分数不报考清华北大简直就是浪费，高中班主任也一直希望他能报考更好的学校。最后，这好孩子顺服了家长的好心安排。

可为啥非要转校转学呢？周浩说：生命科学是比较微观的一门学科，侧重于理论和分析，操作性不是很强。而我又喜欢捣鼓东西，喜欢操作。所以我们互相不来电。

苦恼之下，这周同学在大二时，先来了个“抗命式”的自我抉择：休学一年，南下深圳，规划未来。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问题又回到了原点。

重回校园使他越发痛感兴趣与专业的不适，最终，他完成了一生中惊人的一跳。不过，被他惊倒的应该是大把大把的俗人。

明朝人李贽写的《焚书·答耿中丞》中有句话，就像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句一样，十二分地沁人心脾，说的简约、大气还实在：“各从所好，各骋所长，无一人之不中用。”

现在，随波逐流、随大流、赶时髦等盲从的人们太多了。在一个“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盛行的地方，个性就是异类，甚至个性人就是多数人的“眼中钉”。老实说，真的佩服这位周浩同学的主体独立精神。

当然，我们还想批评一下社会上畸形的人才观及有关的政策，而我们拿出的武器不是大通的说教。理论永远都是苍白的，而生活之树却会长青。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香港大学的“三嫂院士”。就是这样一位在港大44年，做过助理厨师和宿舍服务员，一个只会写5个字的82岁的老奶奶，被港大授予“荣誉院士”。如果想一想离开家庭、离开父母来求学的孩子们，看看益发异化为客栈一般的大学，能在考试前“半夜刨书”的时刻，有个普通人会给他煲一罐莲子鸡汤补脑，这是何等微渺而又何其温暖的宏大场面！无怪乎港大在颁奖词中赞她“以自己的生命影响大学堂仔的生命”。

对比我们的大学，虽然许多国人眼里还把它视作文明之所在，但是，就算我们比普通人有文化，我们一定就比普通人都文明吗？看一看校园里的差等和诸多的不公，对比一下港大的做法，都应当明白：在一个缺乏对每个人平等地尊重的地方，真正的文明是不生根的。而这种不平等我指的是人们在劳动权上的不平等。

那些替周浩同学惋惜甚至发出非礼之语的人，一定是我们那种教育的产品，透射出的是对劳动的鄙夷或歧视。而这样的看法猖行、这样的人们越多，你说，咱们的教育成功吗？咱们的社会能形成正能量吗？

尊重每个人的诚实劳动，这应当成为文明的价值观的一部分。而看人下菜，同工不同酬，多劳不多得，这本身就是不公正。在这样的地方，如果能真正地培养出合格的现代公民，这简直就有点缘木求鱼的味道了。

当然，就算校园里还是一片净土，可如果校园外的大气候污染严重，那么，情况又当如何呢？

【案例】据2014年11月13日《新京报》、《南方都市报》报道，11月11日，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一名女生因点名不到受到老师批评。课间休息时，这名女生主动拿老师的杯子去饮水机接热水，“老师还说了句谢谢”。岂料，这名女生之后端着接满热水的杯子，直接泼向老师的面部。老师试图闪躲，但仍有半边脸被烫伤。女生对自己行为的解释是：老师诅咒她考不上研，她让老师看不见明天的阳光。华东政法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已报案，相关情况待警方调查结果出来后，会依法依规处理。

对照前面提到的刘海洋泼熊案，你会看到：当然得救救孩子了，可是，除了“救救孩子”，还应当有谁被救救呢？不说别的，这性本纯良的孩子们把书都念到了“翰林院”的程度了，可是他（她）怎么竟然忘掉了“人道”和“师道”等做人的道理了呢？

还有那么多被组织约谈、被司法介入、被判刑入狱的各路英才豪杰们，翻看其履历表，贪污科研经费等劣迹，你是绝对看不到的，但对于这些家伙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履历表上的“文化程度”一栏，我们会看得清清楚楚，普遍都是“大本”毕业，戴过硕士帽乃至博士帽的也不算凤毛麟角了，甚至有亿兆敬仰的院士之流。

2014年10月17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知识分子要敬惜纳税人的钱”的文章，其中提到一件事：2014年10月10日与11日，中纪委监察部官网先后公布，7名教授涉嫌套取国家科学重大专项资金2500多万元被查，其中最年轻院士李宁等4人被捕；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何家成（正部级）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李宁：分子生物学家，工程院院士，担纲过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获得过2005年度五一劳动奖章、863计划先进个人与首都农业科技先进工作者等道德荣誉。2006年，中国农业大学曾号召全校师生向李宁学习，称其“师德高尚，治学严谨，学术卓著”。

从这篇文章里我们得知，2012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支出达10298.4亿，居全球第二，其中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为5600.1亿。同一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27695.97亿，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22236.23亿，占当年GDP的4.28%。

不过，这下我们真的开始关注这事关纳税人劳作心血的“大蛋糕”的安全性问题了。李宁算是科研领域的大老虎了，但大小肥瘦的苍蝇又怎么去知道究竟有多少呢？

学高为范、行为士表。这才是院士应当去做的，可是，在利益的驱动下，这在常人看来“最文明的人”也堕落了。斯文扫地啊！困惑与痛苦之外，我们也赞成该文章作者的劝导之语：知识分子要从自我神化与被神化中走出来；食税的知识分子，请敬惜纳税人的每一分钱，这才是最起码的道德。当然，我们也寄望于法治的力量能够重现“斯文”。

在2014年6月举行的中科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院士制度改革要求：要突出学术导向，减少不必要的干预，改进和完善院士遴选机制、学科布局、年龄结构、兼职和待遇、退休退出制度等，以更好发挥广大院士作用，更好发现和培养拔尖人才。

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希望广大院士善养浩然之气，发扬我国科技界爱国奉献、淡泊名利的优良传统，以身作则，严格自律，在攻坚克难、崇德向善中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带动科技界乃至全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已经传来的好消息是，在2014年6月11日，中国工程院表决通过了《中国工程院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修订案。新的修订案对院士退出机制进行了新的修改，明确表示“当院士的个人行为违反科学道德、品行不端、严重影响院士群体和工程院声誉时，应劝其退出院士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