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口2022最新数据

在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随着城市规模不断量变的积累,城市结构和功能会发生质变,成为影响城市管理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重要因素。其中最为关键的影响因素是城市人口的规模和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爆炸式”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一方面使得城市常住人口总量迅速扩大,2014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中城镇常住人口的比重为54.77%,也就是说,我国已经有一半多的人口生活和工作在城镇中。另一方面常住人口中外来常住人口(常住人口减去户籍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

以上海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人口总量不断扩大。上海开埠时人口不足10万人,到1949年为520万人,1977年为547.06万人,而到2004年常住人口达到1 834.98万人,户籍人口达到1 352.39万人;其后更是持续增长,2014年常住人口达到2 425.68万人,户籍人口达到1 429.26万人。尤其要注意的是,上海常住人口中的外来常住人口增长更为快速。2004年,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为482.59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26.30%;到2014年,上海外来常住人口996.42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41.08%(见表4-3),也就是说,上海全市每100名常住人口中,就有41名是外来常住人口。

表4-3　上海人口结构(2004—2014年)^[10]

②　该数据来自上海统计年鉴,与“上海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外来常住人口897.70万人略有不同。

从人口空间分布的角度来看,外来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有着显著性特点。有学者在对上海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中,建立了地点指数(区位熵)的模型,用LQ值表达。LQ<1表征的是特定地区的特征人群其集聚度地域城市理想均质情况的水平,而LQ>1则代表在特定空间上比较高的集聚度。根据这项研究,得出了一张上海市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异图(见图4-1)。该图表明外来人口在上海的空间分布表现为倒U字形:在远郊区和中心区其LQ指数小于1,而在近郊区形成环状集聚带。^[11]

图4-1　上海市外来人口空间分异情况

根据上海市统计局对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上海外来常住人口的生活工作状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2]

第一,外来常住人口居住的首选地是中心城区边缘、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从人口分布看,中心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各有外来常住人口173.3万人、482.23万人和242.17万人,分别占本市外来常住人口总量的19.3%、53.7% 和27.0%;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分别增加了43.23万人、285.59万人和181.77万人,增幅分别为33.2%、145.2%和300.9%(见表4-3)。很明显,远郊区的外来常住人口有很大幅度的增加,近郊区和远郊区已成为外来人口生活聚居的首选。其中,浦东新区、闵行、松江、嘉定和宝山等区是外来常住人口居住最为集中的地区,5个区共容纳外来常住人口575.97万人,占上海外来常住人口的64.2%,其中仅浦东新区(包括原南汇区)就有202.43万人,占2 2.5%(见表4-4)。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居住成本相对较低和交通相对便利等是吸引外来人口居住的主要因素。

表4-4　上海外来常住人口空间分布统计(2010年)

第二,外来人口主要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0～14岁年龄组的外来常住人口占全市外来常住人口总量的8.5%,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1.4%相比,下降了2.9个百分点;15～64岁年龄组人口占90.2%,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87.5%相比,上升了2.7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年龄组人口占1.3%,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1%相比,微升了0.2个百分点。由于外来人口流动的主要目的是经商和工作,所以流入上海的外来人口也以青壮年为主。该次人口普查资料还显示,2010年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中,20～34岁的青壮年人口为422.03万人,占外来常住人口的47%;劳动年龄人口(男性15～59岁,女性15～54岁)为783.35万人,占8 7.3%,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又上升了1.2个百分点(见表4-5)。此外,20～34岁这个年龄段的外来常住人口为422.03万人,占上海常住人口的57.7%,即这个年龄段外来人口已明显超过户籍人口。

表4-5　上海外来常住人口年龄结构统计(2010年)

第三,经济原因是外来人口流入的直接原因。经济因素和城市功能的吸引是形成外来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上海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迅速,吸引着相当规模的外来人口来沪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在2010年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中,以“务工经商”为目的的为703.07万人,占外来常住人口总量的78.3%,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高出8.4个百分点(见表4-6)。由此可见,外来人口中绝大多数是由于经济原因离开家乡的。同时,随着社会服务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家庭式流动的增加,外来女性人口比重不断上升。

表4-6　上海常住外来人口迁移原因比重(2010年、2000年)

第四,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升至30.4%。近年来,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在上海6岁及以上外来常住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所占比重为14.1%,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所占比重为16.3%,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所占比重为52.7%,小学文化程度人口所占比重为15.1%,未上过学人口所占比重为1.8%。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本市6岁及以上外来常住人口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口比重下降了13个百分点,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上升了1 5.5个百分点(见图4-2)。引起上述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程度较低的老年人口正在逐渐退出外来劳动力队伍;二是我国义务制教育在各地得到推广与普及;三是外来人口的人员结构开始发生一定变化,更多大学生加入到流动人口行列,在流动中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从年龄来看,20～29岁年龄段的人群中高学历人口比例最高,每个年龄组均超过一半以上,有的甚至超过60%。但是与上海户籍人口相比,外来人口整体受教育水平还是较低,外来劳动力整体素质仍有待进一步提高。从文化程度来看,外来常住人口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比上海户籍人口低11.6个百分点,高中文化程度低10个百分点。

图4-2　上海外来常住人口文化程度(2010年、2000年)

第五,外来就业人口主要以生产制造加工人员、建筑施工人员和商业服务性人员为主。上海外来劳动力所从事的职业以二、三产业中的制造加工、建筑施工、运输操作、商业服务、餐饮服务、居民生活服务等为主。由于受教育程度、劳动技能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外来人口绝大多数进入城市后只能在普通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从事的大多是较为艰苦的职业。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这一特征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上海15岁及以上外来就业人口的职业构成来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分别占外来就业人口的4 4.7%和3 4%(见图4-3)。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中又以生产制造加工人员、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建筑施工人员为主,分别占28.7%、5.5%和4.1%。但是,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中各类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比重有所上升,而农林牧渔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中的建筑施工人员比重有所下降。外来常住人口的职业构成已经出现向技术型移动的迹象,其中各类专业人员比重为8.3%,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2%相比,上升了5. 1个百分点;而从事农林牧渔业的比重为2.2%,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7. 9%相比,下降了5.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外来人口中从事高端职业的人口比重在增加,而从事低端职业的人口比重在降低。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是受全国义务制教育的影响,外来人口子女的学习教育已融入上海,使得外来人口整体受教育水平正在逐步提高,高学历人口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外来人口的就业竞争力明显增强。二是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批企业家到上海发展,再加上经过10多年的资本积累,原先从事零售批发等自我雇佣职业的人开始投资办企业,使得私营企业家的比重上升很快。三是外来人口中不断有新生代加入,而这些年轻人不愿再像其父辈一样从事脏、苦、累的职业。由于青年人素质相对较高,适应能力和活动能力较强,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其流动性较别的年龄段更大。由于外来人口中青年和劳动年龄段人口的比例较高,从而成为上海劳动力市场的生力军,其较轻的家庭负担、相对较低的报酬要求,相比上海户籍人口优势非常明显,再加上数量庞大,对上海的劳动力市场形成一定的压力。

第六,近八成农民工是外来常住人口的主体。由于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大量劳动力从土地中释放出来,农村人口相对过剩。随着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外省市农村地区的农业人口必然成为外来人口的主力军。上海是农民工集聚的重要地区。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在上海897.7万外来常住人口中,有79.4%的人口是农民工,这一比例虽然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下降了5.9个百分点,但仍然较高。从文化程度看,初中占农民工总量的61. 7%,其次是高中和小学,分别占16.7%和14.7%。从职业构成看,制造加工、工程施工、运输操作和生活服务人员占农民工总量的85.7%。由于文化程度和工作技能相对偏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以制造加工、商业服务和建筑施工为主。

图4-3　上海外来常住人口职业构成(2010年、2000年)

第七,外来人口住房来源以租赁住房为主。外来人口在上海的居住分布十分复杂,居住类型也多种多样。随着外来人口“常住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租赁住房,形成以房屋租赁方式为主导、城郊接合部为区位选择的居住模式。10%长表数据显示,户主为上海之外的户(包括家庭户和集体户)中,在上海居住的住房来源相对集中在“租赁住房”上,比重高达80%。在租赁房屋中,又以“租赁私有房屋”为主,其次为“租赁公有房屋”,选择其他居住类型的外来人口较少,真正能够“购买商品房”的外来户仅为5.5%。目前上海外来人口大量集聚呈现出新的特点:①扩大社会阶层的底层规模。由于外来人口主要就业在低层次传统劳动力市场,加上外来人口收入低,“租赁房屋”和寄居“宿舍、工棚”的比例较高,因而明显扩大了上海社会阶层的底层规模,加大了上海社会阶层结构的不稳定性。②形成游离于城市居民社会的“孤岛”。外来人口相对集居于“城中村”、居民或单位闲置房内及建筑公司等“城市角落”,使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集居场所多表现出“小集中”的特征,形成游离于城市居民社会的“孤岛”现象,容易诱发一些人的偏见甚至对抗情绪。③出现外来人口“自我组织”的苗头。外来人口来自五湖四海,又大多来自农村,组织观念与法制观念相对比较淡薄,而且目前已形成一些主要依赖血缘、地缘、业缘等“缘关系”的类似“同乡会”的比较松散的“自发性组织”,给外来人口的管理和服务带来一定的困难。

另外,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的人口流动一般具有大规模、高频率的特点,表现在进出城市的流动和城市内部的流动。在进出城市流动方面,城市大规模的制造业、服务业以及繁华的商业、文化娱乐业等,每天都吸引着大量的外来人口来此就业、旅游、开会等,如每天在上海的外来流动人员达200多万人,如此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无疑给上海的城市管理和城市执法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另外,城市内部的人口流动也是相当惊人的。在特大型城市内部具有比较明确的区域功能划分,商务区、制造区、居住区、休闲区等都有基本的范围,居住之地往往并非就业之地,上班族每天的通勤距离较长,城市庞大的公共交通系统和道路网负担着市民的流动,尤其是城市中心区域,昼夜间的人口密度差非常大,这种高峰时段脉冲式的人口流动给城市管理同样带来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