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是应用文文体成型与文书制度确立的时期。 秦王朝建立后，在强力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同时，也统一了文书体制，建立起了我国最早的文书制度。 如将皇帝的命令称为“制”和“诏”，将臣下的上书改为“奏”。 在写作上也建立了抬头制度、避讳制度、用印制度、谏议制度，形成了开头、结尾用语程式。 汉承秦制而有所创新，应用文文体分类更趋细密，体式更趋规范。 明确臣下对皇帝用章、表、奏、议等；皇帝对臣下用诏、制、策、敕等。 官府下行文有告、令、教、敕等，平行文有移书、移文、檄移、品约等。 另外还建立了公文签收、签发与转发制度，文书档案保密与管理制度等。 “公文”这一称谓也在汉代出现。 东汉荀悦《汉纪·武帝纪》有“书记繁于公文，私务重于官事”的记载。
魏晋南北朝是应用写作的自觉与理论建立的时期。 应用文从诗赋文章中分离出来，直陈其事，明白达意，有习惯格式，以实用为本，自成一体。 如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诸葛亮《出师表》，陶渊明《与子俨等书》《自祭文》，李密《陈情表》，王羲之《与恒温笺》，沈约《答陆厥书》等。 应用文的理论研究也取得重大成果。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文章归纳为四类八体，提出了“夫文本同而末异。 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的观点。 奏议、书论、铭诔都是应用文。 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是我国第一部文体学专论，所论多为应用文。 陆机《文赋》云：“诗缘情而绮丽，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狂。”对应用文写作特点、写作要求等作了深入的研究。 南朝齐梁时期的刘勰《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文学理论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写作和应用理论的汇集。 书中的20篇，深入论述了34种古代公文的名称、功能、源流、构成要素、写作要求及注意事项等，奠定了我国应用写作的理论基础。 应用写作由此进入到一个有理论指导的自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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