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评估方法

六、教育政策评估方法

以上八种基本模式勾勒了教育政策评估的技术框架。在教育政策评估过程中，还会运用到一些具体的方法，如调查法、焦点团体法、参与观察法等。

（一）调查法

调查法是一种有效的并且运用最广泛的收集描述性信息的方法，其描述对象是:现有总体的特征，样本的现状、问题或需要，提出研究问题的初步信息。⁽⁴⁴⁾调查法包括抽样、问卷设计和数据分析等内容。如叶忠采用自编的“毕业生对政府就业政策态度调查问卷”，选择江苏、浙江两省2008届高校毕业生为目标群体，以学校类型和地区为分层标准，各抽取“985工程”和“211工程”的高校3所、省属地方高校4所与民办高校3所，抽取了汉语言、英语、行政管理、教育学、数学、物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育技术、通信工程、土木工程等学科专业，就毕业生对政府在拓宽就业渠道、完善毕业生就业市场体系、提供就业咨询与指导、加强就业立法等方面政策实施的态度与满意程度等问题进行调查，以反映毕业生对政府各项促进就业政策的主观感受，并运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得出毕业生对现行的旨在促进就业的各项政策态度不一、鼓励多渠道就业的政策需要进一步落到实处等结论。⁽⁴⁵⁾

（二）焦点团体法

焦点团体法（focus group method）也称“焦点访谈法”，主要来源于社会学中的群体访谈和历史学中的口述史研究。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家墨顿（R.K.Merton）提出了焦点访谈法（focus group interviewing），⁽⁴⁶⁾并使用这种方法对政府发放战争宣传品的效果进行检验。他将一些具有同类社会身份的人聚集在一起，请他们就某类战争宣传品对他们个人和家人的影响进行讨论。通过观察不同参与者对同一主题进行的交谈，他获得了个别访谈所不能得到的看待问题的多种角度、参与者之间的相互纠正以及他们之间的人际互动信息。在具体的政策评估过程中，政策评估人员可以选取特定的政策相关者，针对特定主题进行非正式、非操作化、互动式的讨论。运用这种方法能够深入了解当事人的看法，避免评估按预设的框架进行，讨论的内容往往比个别访谈更具有深度和广度。但是，焦点访谈法也有一些弊端，访谈群体中个别人的夸夸其谈或内敛含蓄，会对访谈效果造成影响，比如具有强烈表现欲和领导欲的人会在团体访谈中造成思维和谈话定势，使其他成员在从众心理的影响下随波逐流。因此，必须审慎考虑团体成员的素养、参与人员规模、谈话内容和访谈环境等。2010年1月11日至2月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先后主持召开五次座谈会，就制定中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上，来自各级各类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代表、教育专家和学者、大学生和中学生及学生家长代表，以及教育管理系统负责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教育改革和发展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收到良好效果。

（三）参与观察法

1924年，美国学者林德曼（R.L.Lindeman）提出，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观察者分为客观观察者和参与观察者，从而首创“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这一术语。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是最早将观察法运用于田野研究的学者。在参与观察法中，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一起生活、工作，通过密切接触和直接体验获取真实的政策信息。实施参与观察一般需要遵循以下步骤，即确定观察的问题、制定观察计划、设计观察提纲、进入研究现场、进行观察活动、记录观察资料、整理和分析观察资料、检验观察结果、撰写观察报告等。

【注释】

(1)［美］伍德罗·威尔逊.国会政体:美国政治研究［M］.熊希龄，吕德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64.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R/OL］.（2004-09-08［）2010-12-08］http://www.people.com.cn/GB/34948/34965/2769205.html.

(3)王绍光.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414.

(4)参见:http://www.21ced.org/about/2010/16/10160C76EOIA29A3FJA4JB141.html.

(5)［美］威廉·J.布肖，亚力克·M.盖洛普.美国公众大声疾呼:教育者和决策者在听我们的声音吗？——第40届卡潘/盖洛普对公立学校的民意调查（2008）［G］//刘涛，译.范国睿.教育政策观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04—305.

(6)［加］梁鹤年.政策规划与评估方法［M］.丁进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9.

(7)1988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扫除文盲工作条例》中对扫盲的标准进行了规定，即“个人脱盲的标准是:农民识一千五百个汉字，企业和事业单位职工、城镇居民识两千个汉字；能够看懂浅显通俗的报刊、文章，能够记简单的账目，能够书写简单的应用文。”

(8)基本扫除文盲单位的标准是:其下属的每个单位1949年10月1日以后出生的年满15周岁以上人口中的非文盲人数，除丧失学习能力的以外，在农村达到95%以上，在城镇达到98%以上；复盲率低于5%。

(9)翟博.教育均衡论:中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实证分析［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10)［美］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与研究的作用［M］.蒋斌，张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11)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发布第一部《人类发展报告》，采用新设计的人类发展指数，即引入大多数国家都可度量的健康和教育成就，以取代长期以来仅以经济增长来测度国家发展的做法。2010年，该组织发布报告《国家的真实财富:人类发展进程》，人类发展指数采用了绝大多数国家在1990年尚不可获得的数据和方法来度量收入、教育和健康维度。例如，用人均国民收入代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而将汇款和国际发展援助等收入包括在内；去掉了那些出于指数加权目的而设置的收入上限，以使那些超过原先4万美元限额的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能更好地反映真实收入水平。在教育方面，用学龄儿童的预期受教育年限代替毛入学数，用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代替成人识字率，以全面反映教育水平（UNDP发布2010年人类发展指数［R/OL］.（2010-11-04）［2010-12-18］http://hdr.undp.org/en/media/PR3‐HDR10‐HD1‐China.pdf）。

(12)差异系数指的是相关的受教育主体占有政府配置的教育财政资金的差异度，其含义相当于测度教育财政公平程度的差异系数。

(13)利益归属感指的是财政配置资金在影响使用教育财政资源的利益主体（教育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归属程度，如果政府配置的教育财政资金100%归属于教育相关利益主体，则教育财政配置效率为100%；如果政府配置的教育财政资金仅有50%甚至更少归属于教育相关利益主体，则教育财政配置效率就低。因此，利益归属度等于实际享用教育财政资源的人数与应享用教育财政资源的总人数之比。

(14)满意度指的是公众对政府教育财政配置状况的满意程度。

(15)满足度主要指政府为教育相关利益主体配置的教育专项经费满足教育相关利益主体对专项经费的实际需求程度。

(16)栗玉香.教育财政效率的内涵、测度指标及影响因素［J］.教育研究，2010（3）.

(17)Healy T，Istance D.International equity indicators in education and learning in industrialized democracies:Some recent results and avenues for the future［M］//Walo Hutmacher，W.Douglas Cochrane and Norberto Bottani（eds.）.In pursuit of equity in education:Using international indicators to compare equity policies.New York: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2:195 215.

(18)沈有禄，等.欧盟教育制度公平测度指标体系框架简述［J］.外国教育研究，2009（7）.

(19)所谓理性无知，是指当人们面对信息搜寻的巨大成本和搜寻结果的不确定性时不去获取某些信息知识的行为。参见:［澳］杰佛瑞·布坎南，［美］詹姆斯·M.布伦南.宪政经济学［M］.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0)杨东平.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

(21)有关社会实验的监测技术，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

(22)［美］威廉·N.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谢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70.

(23)贠杰，杨诚虎.公共政策评估: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94.

(24)Bauer R A（ed.）.Social indicators［M］.Cambridge，MA:MIT Press，1966.

(25)参见:范先佐，等.我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研究——基于中西部地区6省市38个县市177个乡镇的调查［G］//褚宏启.教育发展评论（第2卷）.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77—133.

(26)Wholey J S，et al.Federal evaluation policy［M］.Washington，DC:Urban Institute，1970:25.

(27)林水波，张世贤.公共政策［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84:499.

(28)Gronlund N E，Linn R.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in teaching［M］.6th ed.New York:Macmillan，1990.

(29)本节参考:胡伶.教育政策评估标准体系的架构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8（12）.

(30)Ingram H M，Mann D E（ed.）.Why policies succeed or fail［M］.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1980.

(31)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57.

(32)Vedung E.Public policy and program evaluation［M］.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7.

(33)陈振明.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18.

(34)赵力涛.中国义务教育经费体制改革:变化与效果［J］.中国社会科学，2009（4）.

(35)吴全华.教师绩效工资制的潜在影响［J］.教育发展研究，2010（12）.

(36)Scriven M.Goal‐free evaluation［J］.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Evaluation Comment，1972，December.

(37)Vedung E.Public policy and program evaluation［M］.New Jersey，New Brunswick:Trancaction Publishers，2000:56.

(38)Stufflebeam D L.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M］.Illinois:F.E.Peacock Publishers Inc.，1971.

(39)Stufflebeam D L.CIPP evaluation model checklist［EB/OL］.（2002-11-05［）2010-12-18］http://www.mich.edu/evalctr/checklists/.

(40)Stufflebeam D L，Madaus G F，Kellaghan T.评估模型［M］.苏锦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39.

(41)同上:343—344.

(42)Guba E C，Lincoln Y S（eds.）.The paradigm dialogue［M］.Newbury Park，CA:Sage，1990.

(43)2007年，上海市启动师范院校“特聘教师政策”。作为教师教育体系的重大突破和基础教育改革的全新尝试，上海在基础教育领域选拔成绩卓著的特级教师，与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共同开展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项目的合作研究，并参与课程建设、课程教学、实习基地建设等，在教师教育体系的改革实践中发挥示范、辐射和核心作用。这些特聘教授每年将有1/3左右的工作时间服务于全市基础教育和两所大学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工作。他们在任职期间享受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提供的特聘教授津贴。该政策的目标是使中小学的教学名师资源变“学校所有”为“共同财富”，打破师范院校理论教学与中小学校实践教学之间的壁垒，整合全市优秀师资，共同培育“未来名师”。

(44)Isaac S，Michael W B.Handbook in research and evaluation［M］.2nd ed.San Diego:Edits Publishers，1981:46.

(45)叶忠.毕业生对当前就业政策态度的调查分析［J］.教育与经济，2008（4）.

(46)Merton R K，Kendall P L.The focused interview［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46（51）:541 557；Merton R K，Fiske M＆Kendall P L.The focused interview:A manual of problems and procedures［M］.2nd ed.London:Collier MacMillan，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