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文教政策

第一节　隋唐时期的文教政策

一、尊崇儒术

自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以后，儒学被定为一尊，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先秦其他诸子，有的自然消亡，有的沉寂，有的被儒家所吸收，有的衍生出新的学派以获得生存空间。但是，自公元220年魏国建立，直至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国近400年间，战乱不息，频繁地改朝换代。在社会剧烈动荡的情况下，政治处于失控状态，对思想的钳制也就松弛了。同时，由于社会动乱，政治昏暗，民不聊生，一些人开始怀疑甚至否定儒家所宣扬的大一统思想和伦理道德教育，去寻求新的精神寄托。于是，被压抑多年的诸子学说又流行起来，一些外来的或新生的思想流派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当时在社会上流行较广的有佛教、道教和玄学，儒学受到严重的冲击和挑战，逐渐地丧失了独尊的地位。特别是在道家学说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玄学，公然批判儒家的纲常名教，认为名教是违背人的自然属性的，社会上的丑恶现象都是儒家名教教育的结果，因而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集·释私论》）。即取消名教，实行自然主义教育，让人遵循自身的发展法则，自然地完善人格和个性。玄学家对名教的批判和自然主义教育主张，在思想领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人们重新审视儒学和教育，的确使儒家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隋朝建立以后，作为在几百年的政治、思想混乱后要建立统一政权的封建帝王，隋文帝势必要考虑如何加强思想统治的问题。他认为，儒、佛、道三教对治国都有可用之处，但是儒家在维护统一方面最为见长，要教化百姓，养育人才，非崇儒兴学不可。而且儒家学说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已深深根植于中国大地，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于是他下令广泛征集儒家经典，并以高官厚禄礼聘天下儒士集于京都，令自京都至州县均设学校，还亲自至国子监参加释奠。全国统一以后，又令学校严格考课，功臣子侄各守一经。这一系列措施，大大抬高了儒术的地位。隋炀帝时，又将儒家经典加以整理、分类，分为甲、乙、丙、丁四目，分统于经、史、子、集四类，成为后来史籍分类的正统方法，一直沿用到近代。这样一来，儒学的地位又进一步提高了。

唐初诸帝总结前代统治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认识到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长治久安最好的指导思想，确立了重振儒术的文教政策。

唐高祖李渊在开国之初，就“颇好儒臣”，为了提高儒学的地位，在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公元624年又颁布《兴学敕》，要求“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唐大诏令集》卷一O五）。

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对儒术尊崇有加，登基前就在王府内设立文学馆，召集房玄龄、魏征等十八名儒为学士。即位后，“大收天下儒士”，凡通一经以上者都选拔做官。又大兴儒学，从学者达万人。还设立了弘文馆，选拔虞世南等天下名儒为学士，同他们讲论经文，商讨政事。贞观元年（628年）下令立孔子庙，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贞观四年诏令各州县学皆立孔子庙。贞观十三年（639年）设立崇贤馆，召集儒生研究经术。次年，诏令孔颖达会同诸儒整理五经，撰写《五经正义》，颁行天下，并确定为全国官学的统一教材。这是第一部由官方颁布的经学教材。每年的明经科考试也以此为标准。其后，又大量征集有学识的儒生为学官，大力提拔精通儒术的官员，以奖励学儒。唐太宗曾自称“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六）。其重儒的程度可想而知。唐代崇儒的文教政策至太宗最后确定，成为整个唐代教育的指导思想。唐太宗以后诸帝基本上也都是尊崇儒术的。

在隋唐皇帝采取种种措施振兴儒学的同时，一些思想家、教育家也为重振儒术竭心尽力，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韩愈。他站在维护皇权的立场上，以儒学的卫道者自任，极力维护儒家的道统及其独尊的地位，主张复兴儒学，反对佛老学说。针对魏晋以来“师道之不传久矣”的状况和“耻学于师”的不良风气，他极力宣扬“师道”，为此作《师说》，专门论述教师的重要地位、教师的任务等问题，在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兼重佛道

隋唐崇尚儒术，但不是独尊儒术，在崇儒的同时，还提倡佛教、道教，基本上是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宣传“众生平等”、“慈悲为本”、“轮回”等思想，要求人们忍辱负重以求得死后升入极乐世界。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重在研究长生不老之术，宣传避世隐居、知足常乐、“不为天下先”等思想。佛、道经过魏晋南北朝盛行几百年，在群众中有相当广泛的影响。隋唐统治者认为，佛教和道教所宣扬的思想，对安抚民心、稳定社会，都有利用价值。因此隋唐时期不少帝王都好佛喜道。

隋文帝和炀帝都提倡佛教，隋文帝晚年崇佛过度，一面大兴寺庙，一面大砍学校，大有以佛代儒之势。唐代多数帝王认识到佛、道二教的作用，因而主张让其存在。唐高祖在一份诏书中就宣称“三教虽异，善归一揆”（《唐大诏令集》卷一O五），明确表达了三教并用的思想。但在三教之中，他更为崇道，奉道家开创者老子为始祖，这主要是出于李姓统治的需要。唐太宗不喜佛却能容佛，认为三教殊途同归，还支持玄奘译佛经。武则天也认为“佛道二教，同归于善。无为究竟，皆为一宗”（《全唐文》卷九十三）。但由于政治的需要，主要是扬佛抑道斥儒，佛教势力极度膨胀。唐玄宗执政时，先崇儒抑佛，后又迷信道教，道教一度兴盛起来。整个唐代，儒、佛、道三教就是这样此消彼长，但总的来说，在政治上，儒术居于主导地位。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所确立的文教政策和各项制度，也是适合我国封建社会需要的，不仅在当时促进了文化教育的繁荣，而且多为宋、元、明、清各朝所继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