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的官学制度

第二节　两宋时期的官学制度

一、北宋的三次兴学运动

为了振兴朝政，改变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局面，范仲淹、王安石等有识之士积极整顿朝纲，实行新政。改革教育是他们新政的重要内容。

（一）庆历兴学

这次兴学运动是在范仲淹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人。长期做地方官，每到一处注重发展教育。庆历三年（1043年）他任参知政事（宰相）。范仲淹提出十项朝政改革措施，开始推行“庆历新政”。十项改革措施中，教育是重要方面。针对当时科举泛滥、学校不兴的弊病，范仲淹主张把兴学育才与科举选才的改革结合起来，“教以经济（经国济世）之业，取以经济之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百四十三）。他认为只注重科举而不兴教育，犹如“不务耕而求获”，“慎选举之方，则政无虚授，敦教育之道，则代不乏人”（《范文正公集·上执政书》）。因此，要大力发展教育，改革科举。在教学内容上，范仲淹主张以“六经”为主。他认为：“劝学之要，莫尚宗经……俊哲之人人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机，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复何求哉?”（《范文正公集·上时相议制举书》）基于这些思想，庆历兴学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改革：

1.普遍设立地方学校。要求路、州、府、军皆立学，县有士子200以上亦设学。士子须在州县学读书300日方准应试，曾经应试的亦须在学读书百日。

2.改革科举考试。士子必须具备一定学历（州县学或国学学历）。罢帖经墨义，科举考试先策，次论，次诗赋。考生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考试10道。

3.创建太学，整顿国子学。规定学生必须住校500天以上始许应试，已试落第者也要留校300天以上再试。又定胡瑗“苏湖教法”为太学教学模式。

胡瑗（993—1059年），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县）人，世居陕西安定，人称安定先生。他在苏州、湖州教学时，实行分斋教学，全面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成绩卓著名闻天下。分斋教学法也被称为“苏湖教法”。庆历兴学时，诏取苏湖教法著为太学令。胡瑗60岁时调任国子监直讲，任教于太学，“民之闻者源源来”，太学人数大增。

“明体达用”是胡瑗“苏湖教法”的指导思想和教育目的。胡瑗说：“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然而，“国家累朝取土，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于是，胡瑗提出“明体达用”的教育宗旨和成才标准。所谓“明体”就是领会圣贤之遗意，理解六经等儒家经典的道理，掌握仁义礼智等封建伦理道德的基本内容及其精神实质；所谓“达用”就是在修身、治国、处世过程中，去实践这些精神、道理和内容。简单地说，“明体达用”的精神实质就是“学以致用”。这也正是“分斋教学”所体现和坚持的精神。

分斋教学是苏湖教法的核心。分斋，即学校分为“经义”、“治事”二斋，经义斋以教学儒家经典为主，学生有较高学术和道德修养，可担负朝廷政、法、刑、教等方面政务。治事斋又分为治民、讲武、水利、历算等科。学生选学一科为主科，兼治一科或几科为副科，以培养政府各职能部门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分斋教学实行分科教学和主副科制度，在教育史上有开创意义。此外，苏湖教法还包括实行讨论、游学、直观教学等一系列内容。

虽然庆历兴学随新政失败而结束，然而其影响是深刻的。如何把兴学同科举的改革结合起来，培养和选拔“明体达用”人才，始终是北宋教育改革的目标。“明体达用”思想影响了一代学风，成为宋代学术思想的主旨和教育纲领。

（二）熙宁、元丰兴学

这次兴学是在王安石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江西临川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针对北宋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状况，王安石于嘉祐五年（1060年）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变法纲领。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起用王安石推行变法，史称“熙（宁）元（丰）新政”。教育改革是变法重要内容，于是有了长达10余年的熙宁、元丰兴学运动。

熙宁、元丰兴学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改革：

1.改革太学。创立“三舍法”，实行“教官试”。

改革太学表现为扩增太学校舍；充实和整顿太学师资；创立太学“三舍法”。三舍法：学生初入太学为外舍生，学习一年，月一私试（孟月经义、仲月论、季月策，由太学教官主考），岁一公试（初场经义、次场策论，由降敕差官主考）。公试成绩列一二等者，参考簿籍记录的平时品行、学习成绩，合格者升入内舍。内舍学习两年，进行一次升舍考试，称为“舍试”。舍试按贡举考试办法，实行弥封、誊录，成绩列优、平者，参考平日品行、学习表现，合格者升入上舍。上舍学习两年，进行毕业考试。毕业考试由朝廷派官员主持，学官不得参与，一切程序如同省试，成绩分为三等。上等的直接授官，享受进士待遇；成绩中等的即免除省试，但要参加殿试；成绩下等免解试，参加科举之省试。

此外，严选教官，实行“教官试”，即地方官学的教师要通过考试决定录用与否。

2.恢复和发展地方官学。在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设置地方学校，赐学校缗钱，并颁置学田；又置“蕃学”，教蕃酋子弟。

3.增设专门学校。设置医学、武学和律学。

4.明定教学内容。颁布《三经新义》（即由王安石等重新诠释的《诗》、《书》和《周礼》）为全国学校的教科书。

5.改革科举制度。废除明经诸科，增加进土科名额，又立明法科；罢诗赋、帖经、墨义，先考试经义，次考试论，再次考试时务策。以《三经新义》为标准。

上述兴学措施随着“熙元新政”的失败多被罢除，但是这次教育改革运动，无疑促进了宋代教育的发展。

（三）崇宁兴学

这次兴学是在蔡京执政时进行的。宋徽宗一直是倾向于王安石新政的，执政后取年号崇宁。崇宁年间蔡京执政，发动了北宋第三次兴学，其主要内容是：

1.全国普遍设立地方学校。

2.建立县学、州学、太学三级相联系的学制系统。

3.新建辟雍，发展太学。

4.恢复设立医学，创立画学、道学，书学、算学等专科学校。

5.废止科举，代以学选。

北宋三次兴学，都是为了振兴官学，以培养有真才实学、可以经国济世的人才。为此，每次改革都试图整顿学校教育与改革科举双管齐下，以克服科举制对学校教育的不良影响，使学校育才和科举选才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三次兴学运动都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宣告终止，但是，这三次兴学运动确实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二、宋代的官学制度

宋朝的官学制度基本上沿袭唐制。官学制度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宋代学校系统的构成情况如下（见图6-1）：

图6-1　宋代的学校系统图

宋代官学制度的发展具有以下特征：

（一）官学类型多样化，建立了更加完备的官学体系

宋代经三次兴学运动，官学制度更加完备，国子学、太学、医学、律学、算学和书学得到了整顿和充实，又增设了武学和画学。地方学校也得到了普遍的发展。这些学校就其性质而言，有普通性质的学校，有专科性质的学校；就其程度而言，有相当于初等的学校，也有相当于高等的学校。而且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间还建立了相互衔接的学制，州县学生可以逐级升入太学。

（二）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设置了地方教育行政机构

宋代教育行政制度沿袭唐制，并有所发展，建立了专门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北宋三次兴学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地方官学的发展，至徽宗崇宁年间，全国州县普遍设立了学校。为了加强对地方教育的管理，崇宁二年（1103年），在诸路设立提举学事司，长官称提举学事使（或提学），负责管理所属州县教育，包括遴选考察教师，督察学生课业，主持和协调科举事宜。这是我国设置专门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开始。

（三）创行“学田制”

汉唐官学由政府拨给经费，数额是不固定的。宋自仁宗始，经神宗、高宗各帝，除赐给官学缗钱外，还赐给土地，称为“学田”，由学校经营，以田租赁收入作为固定办学经费。此项制度，元明清三朝皆袭用之。学田制的建立为官学的稳定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促进了宋元时期地方官学的大发展。对学田的经营管理也就成了学校一项重要事务。南宋时学田四界普遍树立石碑，言明亩数、佃户及地租，学校有专门机构掌握地租钱粮。

（四）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制度更加健全

1．对教师

宋代严格选任教师，太学选聘著名学者如石介、孙复、胡瑗等为教授，同时，将竞争机制引入教学，每一课程由两人讲授，“以较优劣善否。”地方官学教师则实行考试选差，熙宁八年（1076年）“诏诸州学官先赴学士院，试大义五道，取优通者选差”（《文献通考》卷四十二）。从此，在地方官学教师的选任上改变了以往由地方官聘任的办法，形成一种新的“考选教官”制度。

宋代学官还实行定期考核，三年一任制度，满一年一考，根据三考结果，决定其升迁或贬斥。学官考核纳入全国官吏考核体系，注重结合教学实绩。如大观元年（1107年）规定“以地理远近，生徒寡众，量其难易、劳佚，旌别教官”（《宋会要辑稿》第五十四册）。

2．对学生

第一，放宽了入学等级。宋代官学对学生的等级限制逐渐淡化，并有科举“当选擢寒俊”之说，一般平民子弟有了更多的读书仕进机会，和隋唐比较有了很大进步。以国子学为例，唐朝国子学限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宋改为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及庶人俊秀者均可进入太学。南宋高宗时规定，州学生修满一年及落第举人经考试入太学肄业，则进一步打破了太学的官品限制。

第二，制定了严格的学规。宋代太学及州县学均制定有学规，管理是比较严格的。元丰元年（1078年）颁布了《太学令》140条，规定太学生升舍必须参考行（操行）艺（学业成绩），设学正执行学规，有犯规矩者，处以“五等之罚”：轻者关暇数月，不许出入；重者前廊关暇；再重则迁斋；再重则下自讼斋，自宿自省；又重则罚以夏檚（楗），屏斥终身不齿。措施虽严厉，仍体现教育为主的精神。州县学规以《京兆府小学规》为例，其中规定：生徒入学，先见教授，交出家长履历及保证书，然后注册；在诸生中选若干学长，代师授业并检查诸生过失；教授每日讲说经书三两页，出课诗赋题令生撰答；诸生学课分为三等，按程度制定学习进度；学生犯过按年龄及过大小惩罚，或扑挞，或罚钱、记过；岁时给假各有日限，违假过限报告家长。从该学规内容可知宋代地方官学并非虚设，学校有完整的教学和管理制度，保证教学的正常进行。

3．对教学

教材的更新。宋代普通性质学校的教材仍然以“五经”为主，王安石兴学时颁行《三经新义》为标准教材。南宋以后，朝廷推崇理学，由于理学家提倡“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于是“四书”的地位上升，与“五经”并列为钦定教材。朱熹著《四书集注》后，《四书集注》成为必读的教科书。

“三舍法”和“积分制”的实行。“三舍法”是按学生学业水平实行分舍教学，按学生平时操行及月、岁等考试成绩决定升舍的教学管理办法。这种教学管理办法是王安石创立的，目的在于整顿太学，提高学校教育的地位和教学质量。以后各专门学校及地方官学也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三舍法。崇宁兴学恢复太学三舍法，并将三舍法推行到州县学及其附属之小学。通过逐级升舍，县学生可升为州学生，州学之上舍每年秋贡入辟雍。这样，州、县地方官学通过推行三舍法与中央官学联系了起来，构成一个相互衔接的学制，在教育管理史上属于首创，改变了以往中央和地方官学没有直接联系的状况。

南宋时，为配合三舍法创立了“积分制”：月考优等积1分，一年10次月考累积8分以上者作为升舍的重要依据。此类似今日学分制的计分方法与平日行艺的考查，皆强调平日的教学与管理。平日“行”指率教不戾规矩，“艺”谓学业成绩。其考查由斋长或学谕负责，逐日登记，一季末送学谕、学录、博士及司业、祭酒处逐级审阅评定等级。崇宁三年（1104年）规定，外舍生入学5年不曾公试入等第，及内舍已降舍又一试不合格者，除籍退送。三舍法进一步同降级制度和学籍管理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