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语言

文艺作者动脑筋，搞创作，这是一种思维活动。这种思维活动要塑造一些人物，布置一些情节，描写一些景象，目的在反映生活的实际——虽然写成的小说戏剧之类是假设虚构，可是比记载实在的事情还要真实。

有人以为思维活动是空无依傍的，这种想法并不切合实际。空无依傍就没法想。就说想一个人的高矮吧，不是高个子，就是矮身材，或者是不高不矮，刚刚合度，反正适合那想到的对象就成。要是不许你想高个子，矮身材，不高不矮，刚刚合度，等等，你又怎么能想一个人的高矮呢？

高个子，矮身材，不高不矮，刚刚合度等，全都是语言材料。各种东西的性状，各种活动的情态，这个，那个，这样，那样，不依傍语言材料全都没法想。因此，咱们可以相信，思维活动绝不是空无依傍的，必须依傍语言材料才能想。

必须依傍语言材料才能想，所以思维活动的过程同时就是语言形成的过程。不是先有个空无依傍的想头然后找些语言把它描写出来，是一边在想一边就在说话，两回事其实是一回事。

两回事既然是一回事，那么，想的对头，说的也必然对头；说的有些不到家，就表示想的有些不到家。

要是说，“我想的倒挺好，只是说出来的语言走了样”，人家怎么会相信呢？人家会问：“你是依傍语言材料想的，想的挺好，形成的语言当然也不错，怎么说出来会走了样呢？”人家这个问话是没法回答的。其实这儿所谓想的挺好只是一种幻觉，语言走样就证明你还没想得丝丝入扣。

再拿文艺作品来说。文艺作品是作者思维活动的成果，思维活动的固定形式，也就是写在纸面上的语言——文字。作者给读者的，仅仅是这些写在纸面上的语言，这以外再没有别的。读者认识作者所反映的生活的实际，了解作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仅仅靠这些写在纸面上的语言，这以外再没有别的。因此，这些写在纸面上的语言是作者读者心心相通的唯一的桥梁。读者不能脱离作品的语言理解作品，要是那样，势必是胡思乱想。作者也不能要求读者理解没提到的东西，搞清楚没说清楚的东西，要是那样，就不免宽容了自己，苛待了读者。固然，文艺作品里常常有所谓“言外之意”，话没明说，只要读者想得深些透些，也就能够体会。可是言外之意总得含蓄在明说出来的话里头，读者才能够体会。要是根本没有含蓄在里头，怎么能叫读者无中生有地去体会呢？所以言外之意还是靠语言来传达的。

以上的话无非要说明这么个意思：思维和语言密切地联系着，咱们不能把想的和说的分开来看待。实际上思维和语言是分不开的。可见分开来看待是主观方面的态度。分开来看待就出毛病，主要的毛病是走上这么一条路：想得朦胧模糊，说得潦草随便。所谓想得朦胧模糊，就是头脑里只有一些跳荡的没有秩序的语言材料，语言的固定形式还没有形成，在这时候就以为是够了，想得差不多了——其实还得好好地继续想。所谓说得潦草随便，就是赶紧要把还没形成固定形式的东西说出来，这其实是说不出来的，说不出来的硬要说，硬要说又非取一种固定形式不可，非说成一串语言不可——这就免不了潦草随便。

不把想的和说的分开来看待，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头脑里只有一些跳荡的没有秩序的语言材料的时候，决不就此停止，非想到形成了语言的固定形式不可。这固定形式并不是随便形成的，它的形成是有原则的，就是跟所想的符合。一边在想，一边就是在说，当然只能取这么个原则。为什么用这个词，不用那个词；为什么用这样的句式，不用那样的句式；为什么先说这个，后说那个；为什么这一部分说得那么多，那一部分说得那么少，诸如此类，全都根据这么个原则而来。这样的固定形式不保证一定是好作品，那还得看作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怎样，作者对生活的实际认识得怎样。可是作者这一番思维活动是认真的，着实的，那是可以肯定的。凡是好作品大概都具备这样的基础。

不把想的和说的分开来看待，就不会像有些人那样，说“语言只是小节罢了”——言外颇有尽可以不管或者少管的意思。要是听见人家在那里说“语言只是小节罢了”，一定会毫不放松，跟人家争辩，哪怕争得面红耳赤。语言是作者可能使用的唯一的工具，成败利钝全在乎此，怎么能是小节？咱们能对读者说“不要光看我的作品，你得连带看我的头脑”吗？咱们能对读者说“我的头脑比作品高妙得多”吗？不能。头脑，藏在里面，怎么能看呢？而且读者就要看咱们的作品，就要通过作品看咱们的头脑。而作品呢，从头到尾全都是写在纸面上的语言，就靠这些写在纸面上的语言，咱们的头脑才跟读者相见。语言怎么能是小节？

不把想的和说的分开来看待，对作品的修改的看法也就正确了。有人说自己的或者人家的作品还得修改，往往接着说“不过这是文字问题”(所谓文字问题就是语言问题)。咱们在开会讨论什么文件章则的时候，也常常听见这样的话：“大体差不多了，余下的只是文字问题了。”

单就“文字问题”四个字着想，就知道说话的人是相信内容实质可以脱离语言而独立存在的，是相信语言的改动不影响内容实质的。实际上哪有这回事呢？内容实质凭空拿不出来，它要通过语言形式才拿得出来。语言形式有改动，内容实质不能不改动。而且，正因为内容实质要改动，才改动语言形式。不然，为什么要改动语言形式呢？这么想，就可以知道所谓修改，实际上是把内容实质重新想过，同时就是把话重新说过。一大段话的增补或者删掉，这一段和那一段的对调，一句话一个词的增删改动，全都是重新想过重新说过的结果，绝不仅仅是“文字问题”。这是个正确的看法。这个看法的好处在注重内容实质，所作的修改必能比先前提高一步。

就语言的使用说，大概跟经济工作一样，节约很重要。经济工作里头所谓节约，并不是一味地省，死扣住物力财力尽量少用的意思。节约是该用的地方才用，才有计划地用，用得挺多也要用；不该用的地方就绝对不用，哪怕用一点也是浪费。关键在乎该用不该用。咱们写个作品，在语言的使用上也该遵守节约的原则。

就说描写一个人的状貌吧，五官四肢，肥瘦高矮，坐着怎样，站着怎样，跑路又怎样，诸如此类，可以写个无穷无尽。再说写几个人的对话吧，说东道西，天南地北，头绪像藤本植物那样蔓延开来，也可以写个无穷无尽。此外如描写一个乡村的景物，叙述一间屋子里的陈设，要是把想得到的实际上可能有的全都搬出来，也就漫无限制。像这样无穷无尽，漫无限制，就违反了节约的原则。要讲节约，就得考虑该用不该用。怎么知道哪些该用哪些不该用呢？写个作品总有个中心思想，跟中心思想有关系的就该用，而且非用不可，没有关系的就不该用，用了就是累赘。这只是抽象地说。某个作品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认真的作者自然心中有数。心中有数，哪些该用哪些不该用就有了把握。于是，譬如说吧，描写一个人的状貌，不写别的，光写他的浓眉毛和高颧骨。写几个人的对话，绝不啰唆，只让甲说这么三句，乙说这么五句，丙呢，让他说半句不完整的话。乡村景物可以描写的很多，可是只写几棵新栽的树和射到树上的阳光。房间里的陈设该不止一个收音机，可是就只写那个收音机，再不提旁的。为什么只挑中这些个呢？一句话回答：这些个跟中心思想有关系，适应中心思想的要求。这就叫厉行节约。

再就一句话来说。一句话里的一个名词，加得上去的修饰语或者限制语绝不止一个，一个动词或者形容词，加得上去的修饰语绝不止一个。要是把加得上去的都给加上去，大概也会违反节约的原则。怎么办呢？只有看必要不必要。必要的才给加上去，不必要的全丢开。或者一个必要的也没有，就一个也不给加上去。必要不必要怎么断定呢？还是看中心思想。一句话的作用不是写人就是写物，不是写事情就是写光景……这些个全跟中心思想有关系。所以每句话全跟中心思想有关系，全该适应中心思想的要求。凡是适应要求的就是必要的。

语言里像“虽然”“那么”“固然”“但是”“因为”“所以”之类的词好比门窗上的铰链，木器上的榫头。这些词用起来也有必要不必要的分别。譬如说“因为怕下雨，所以我带着把伞出门”，这交代得挺明白，不能说有什么错。可是咱们大都不取这么个说法，只说“怕下雨，我带着把伞出门”。为什么呢？因为不用“因为”“所以”，这里头的因果关系已经够明白了。已经够明白，还给加上榫头，那就不必要，就不合节约的原则。

咱们评论语言的使用，往往用上“干净”这个词，说某人的话很干净，某篇东西的语言不怎么干净。所谓干净不干净，其实就是节约不节约。从一节一段到一个词一个句子，全都使用得恰如其分，不多也不少，就做到了节约，换个说法，这就叫干净。

语言的节约仅仅是语言问题吗？或者仅仅是某些人惯说的“文字问题”吗？只要领会到语言跟思维的密切联系，就知道不仅仅是语言问题或者“文字问题”。语言要求节约跟思维要求节约是分不开的。在思维过程中，必须把那些啰啰唆唆的不必要的东西去掉，同时非把那些必要的东西抓住不可，这是思维的节约。表现在语言方面，就是语言的节约。

就语言的使用说，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必须特别注意，就是语言的社会性。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大家公用的东西，用起来不能不要求彼此一致。你这么说，我就这么了解；你那么说，我就那么了解；你说个什么，我就了解个什么；切实明确，不发生一点误会，这全在乎双方使用语言的一致。决不可能有个人的语言，与众不同，自成一套，那是办不到的，那样的语言(要是也可以叫语言的话)非但不能叫人家了解，自己也没法依傍着来思维。所以一个人生在这个社会里，就注定使用这个社会共同的语言。

使用共同的语言，可是跟人家不怎么一致，这种情形是可能有的。或者是学习不到家，养成了不正确的习惯，或者是一时疏忽，应该这样说的那样说了，这就跟人家不一致了。跟人家不一致总是不好的，即使差得有限，也叫人家了解不真切，有朦胧之感，要是差得很远，就叫人家发生误会，或者完全不了解。因此，凡是使用语言的人，包括文艺作者，都得随时注意，自己在使用上有没有跟人家不一致的地方，要是有，赶快纠正。

注意可以分三个方面——语音，语法，词汇。单就写在纸面上的语言说，作者的语音准确不准确无从分辨，因此，可以撇开语音，只谈语法和词汇两个方面。

语法是连词成句的规律，每种语言有它的语法，没有语法就不成其为语言。咱们从小学语言，逐渐能叫人家了解，正因为不但学会了些词，同时也学会了语法。有些人觉得没有什么语法似的，这跟咱们生活在空气里，仿佛觉得没有什么空气一样。中小学要教语法，理由就在此。自发地学会了语法，并不意识到有什么语法，难保十回使用不出一两回错。在学校里学了语法，自觉地掌握住语法的规律，就能保证每回使用都不错。怎样叫掌握住规律？怎样叫不错？也无非跟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语法完全一致罢了。

谁要是说“语法不能拘束我，我自用我法”，这好比说脱离了空气也可以生活，当然是个不切实际的想法。现在这样想的人并不太多了，大家知道语法的重要性。知道语法重要就得研究语法。依靠一些语法书来研究，或者不看什么语法书，单就平时的语言实践来研究，都可以。一般说来，文艺作者对语言的敏感胜过其他的人，文艺作者只要随时留心，即使不看什么语法书，发现规律掌握规律也是容易的。譬如说吧，同样是疑问语气，为什么有的用“吗”，有的用“呢”，有的任何助词都不需要呢？又如同样是假设语气，为什么有的需要用“如果”或是“要是”，有的不必用这些词，假设语气也显然可辨呢？又如同样是重叠，为什么：“研究研究”不能作“研研究究”，“清清楚楚”不能作“清楚清楚”，并且，重叠跟不重叠的不同作用在哪儿呢？又如最平常的一个“的”字，为什么有的地方必不可少，少了就使词跟词的关系不明，有的地方尽可不用，用了反而见得累赘呢？诸如此类，只要一归纳，一比较，就把所以然看出来了。

这样看出来的是最巩固的，不仅能永远记住，而且能在语言实践里永远掌握住。

无论是谁，说话写文章大致是合乎语法的。偶尔有些地方不合语法也是难免的，原因不外乎前边说过的两点——习惯不良，一时疏忽。文艺作者笔下的东西，按道理说不应该有这个偶尔。只要随时留心，把语法放在心上，当一回事儿，就能够纠正不良的习惯，防止疏忽的毛病，就能够避免这个偶尔。

现在再就词汇说一说。各人的词汇的范围并不完全相同，可是谁都在那里逐渐扩大词汇的范围。单就一个人说，了解的词汇必然大于使用的词汇。因为使用的非了解不可，而了解的未必全拿来使用。譬如咱们了解一些文言的词，咱们大都不拿来使用。

在思维活动的时候，咱们随时挑选适当的词。什么叫适当的词呢？一，切合咱们所想的对象；二，用得跟社会上一致。譬如想的是一种颜色，这种颜色是“红”，社会上确实叫它“红”，那么“红”就是适当的词。又如想的是一种动作，这种动作是“推”，社会上确实叫它“推”，那么“推”就是适当的词。切合对象，跟社会上一致，这两点是联系着的。正因为约定俗成，这种颜色大家都叫它“红”，这种动作大家都叫它“推”，“红”和“推”才是切合对象的词。要是换成“绿”和“拉”，那就跟社会上完全不一致了，也就是跟对象完全不切合了。

像“红”和“推”那样的词还会用得不适当吗？当然不会。可是大多数的词不像“红”和“推”那么简单，往往要下功夫挑选，才能找着那个最适当的。譬如“美丽”“美”“艳丽”“漂亮”，粗看好像差不多。这几个词的分别到底在哪儿，当前该用哪一个才切合所想的对象，才跟社会上一致，这是挑选的时候必须解决的。求解决可以查词典，一部好的词典就在于告诉人家每个词的确切的本义和引申义，明确地指出它能用在某种场合，不能用在某种场合。要是平时做过归纳比较的功夫，能够辨别得很明确，那就无须查什么词典，因为词典也是经过这样的功夫编出来的。说到这儿又要提起文艺作者对语言的敏感了。文艺作者凭他的敏感，平时在这方面多多注意，也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准备工作。在目前还没有一部叫人满意的词典，这种准备工作尤其需要。要是平时不做这种准备工作，连勉强可用的词典也不查一查，那么临到选用的时候就有用得不适当的可能——本该用“美”的，用了“美丽”了，或者本该用“美丽”的，用了“漂亮”了。咱们对每一个词，不能透彻地了解它，就不能适当地使用它。严格一点说，只有咱们透彻地了解的那些词，才该归入咱们“使用的词汇”的范围。

咱们要随时吸收先前不曾了解不会使用的词，扩大“使用的词汇”，扩大了再扩大，永远没有止境。不是说从广大群众方面，从种种书刊方面，都可以学习语言吗？这不仅指扩大词汇而言，可是扩大词汇也包括在内。平时积蓄了财富，需用的时候就见得宽裕，尽可以广泛地衡量、挑选最适当的来使用。要是吸收不广，积蓄不多，就可能发生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一时找不着适当的词，随便用上一个对付过去；另一种情形是生造一个词用上，出门不认货，不管人家领会不领会。譬如某一部作品里说大风“抨击”在脸上，这就是前一种情形。“抨击”不是普通话的词，是文言的词，意义是攻击人家的短处，拿来说大风，牛头不对马嘴。同一部作品里又说声音“飘失”在空中，这就是后一种情形。“飘失”是作者生造的词，用方块汉字写在纸面上，人家认得“飘”字，“失”字还可以猜详，要是口头说出来，人家就听不懂，或者用拼音字母写下来，人家就看不懂。可见这两种情形都是不好的。

新事物不断地出现，新词就陆续地产生。凡是新词，总有人在口头或是笔下首先使用。可是仅仅一个人使用一两次，这个新词不一定就能成立，必须多数人跟上来，也在口头或是笔下使用它，它才能成立。多数人使用它就好比对它投了同意票。至于并非新事物的事物，既然有现成的词在那里，就无须另外造什么新词。固然，另外造新词也是一种自由，谁也不能禁止谁，然而享受这种自由的结果，无非给自己的语言蒙上一层朦胧的阴影，给人家添点儿猜详的麻烦罢了。

咱们还应该注意辨别普通话和方言土语。要依照普通话的语法，使用普通话的词，不要依照方言土语的语法，使用方言土语的词。推广普通话，汉民族使用统一的语言，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今天，是作为一种严肃的政治任务提出来的。文艺作者跟其他文化工作者一样，应该而且必须担当这个任务。

普通话和方言土语，就语法说，差别不太大，可并不是没有种种微小的差别。就词和熟语成语说，那就差别很大，各地的方言土语之间差别也很大。在文艺作品里，方言土语的成分搀用在普通话里的情形大致有两种：一种情形是只搀用某一地区方言土语的成分，如只搀用东北话或者河南话的成分。这在某一地区的人读起来方便，对其他地区的人可就是不小的障碍；另一种情形是搀用某几个地区方言土语的成分，南腔北调，兼收并蓄。这对各地区的人都是不小的障碍。而作者搀用那些方言土语的成分，又有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分别。有的是故意要用上那些成分，有的是没有下功夫辨别，不知不觉地用上那些成分了。现在咱们的目标是使用纯粹的普通话，那当然不该故意用上些方言土语的成分了。为要避免不知不觉地用上，就得养成习惯，哪些是普通话的成分，哪些是方言土语的成分，要能够敏感地辨别，恰当地取舍。

还可以这么考虑，方言土语的成分也不是绝对不用，只是限制在特定的情况下使用。譬如作品是某个人物的对话，要是用了某地区的方言土语，确实可以增加描写和表现的效果，这就是个特定的情况，这时候就不妨使用。又如作者觉得方言土语的某一个成分的表现力特别强，普通话里简直没有跟它相当的，因此愿意推荐它，让它转成普通话的成分，这就是个特定的情况，这时候就不妨使用——到底能不能转成普通话的成分，那还得看群众同意不同意。

到这儿，关于语言的社会性说得差不多了。要讲究语法，要注意选词，要避免使用方言土语的成分，这些并不是什么清规戒律，全都为的语言的一致。大家的语言一致，语言才真正是心心相通的桥梁。不要以为这样未免太不自由了，要知道在这点上讲自由，势必造成语言的混乱。不要以为这样就限制得很严，再没有用武之地了，要知道这些要求只是语言的基本要求，在达到基本要求的基础上，作者凭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才能，尽可以千变万化地运用，完成他的语言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