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关心人事的人才是高尚的

二、论关心人事的人才是高尚的

(一)掌握人事艺术——“辩证”方法

（1）他注意到διαλε＇γεσθαι［辩证］这个词导源于人们的一种活动，就是聚在一起讨论问题，按对象的种属加以辨析［διαλε＇γοντεｓ］。因此他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下决心掌握这种艺术，下苦功去学习它，因为一个人凭着它的帮助，就成了最有才干的人，最能指导别人的人，讨论时见解最深刻的人。

（色诺芬：《回忆录》，IV.5，12。摘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9页。）

（2）如果有人反对他的意见，却说不出什么确定的道理来，例如毫无证据地肯定某人更聪明，或者办理政务更熟练，或者有更大的勇气，或者在某个方面更好，他就会以下面这种方式把整个议论引回到根本命题上来：“你说你推荐的那个人是一个更好的公民，比我推荐的人好？”“我是这样说。”“我们为什么不首先考虑一下一个好公民的义务是什么呢？”“我们来考虑一下吧。”“是不是善于理财而能裕国呢？”“毫无疑问。”“是不是效命疆场而能克敌制胜呢？”“当然。”“是不是奉命出使而能化敌为友呢？”“没有疑问。”“是不是向人民演说而能排除异议、使人民齐心协力呢？”“我是这样想的。”这样把讨论引回到基本原则上之后，就使反对者明白真理了。

在考察辩论主题的时候，他从一些公认为真理的命题出发，认为这样就为他的推理打下扎实的基础了。因此，每当说话的时候，就我所知，他是最容易说服听众同意他的论点的。他常说，荷马认为奥德寿43具有优秀演说家的品质，因为他能根据全人类公认的观点作出自己的推理。

（色诺芬：《回忆录》，IV.6，13—15。摘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9—60页。）

(二)人所关心的不应是自然，而应是人事

（1）他经常在群众中，因为他早上到广场上去散步、做体操，市场上人多的时候他就出现在那里，其余的时间，他就在可以遇到很多人的地方。他通常总是在讲话，谁爱听就可以随便去听。可是谁也没有看见过苏格拉底做什么不虔诚的事情，谁也没有听见过他说什么罪过的话。因为他不像大多数其他的哲学家那样争论事物的本性是什么，猜测智者们称之为世界的那个东西是怎样产生的，天上的每一件事物是由什么必然的规律造成的，而是努力指出，选择这种思考对象的人是愚蠢的。他常常劈头就问他们，是不是认为自己对人事已经知道得很透彻，所以进而钻研那样一些沉思的题目，或者质问他们，他们完全不管人事，而对天上的事情加以猜测，是不是认为自己在做本分的工作。他也觉得很奇怪，那些人似乎看不出那种问题是人根本不能解决的，因为即便是那些以讨论这类问题自命不凡的人44也不是持相同的意见，而是彼此彼此，都像疯子。

（色诺芬：《回忆录》，I.1，10—13）

（2）关于那些哲学家45，他也想问：既然学了人们所从事的手艺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用其所学，为自己服务，或者为自己所愿意的别人服务，那么，那些研究天上的事物的人是不是想，在发现了支配每一件事物的规律之后，能够随心所欲地制造风、雨、季节变化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还是并没有这个打算，只是满足于知道自然是怎样化生万物的？这就是他对于那些忙于这类猜测的人的看法。至于他自己，则愿意不时地讲讲与人类有关的事情，研究研究什么是虔诚的，什么是不虔诚的；什么是适宜的，什么是不适宜的；什么是公道的，什么是不公道的；什么是明智的，什么是不明智的；什么是刚毅的，什么是怯懦的；什么是治国之本，什么是一个善于治人者的品质；以及其他的题目46。他认为通晓这些事情的人是高尚的，对此一窍不通的人则完全可以说是不如奴隶的。

（色诺芬：《回忆录》，I.1，15—16。摘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0—61页。）

(三)只有心灵才会把一切安排得最好

“我47告诉你，克贝，我年轻的时候，曾经热切地希望知道那门称为自然研究的哲学，希望知道事物的原因，知道一件东西为什么存在，为什么产生，为什么消灭。我认为这是一件很高尚的事业。我总是激励自己去考虑这样一些问题：——动物的生长，真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热和冷引起发酵的结果吗？我们借以思想的元素究竟是血呢，还是气，还是火？或许根本不是这回事，脑子才是听觉、视觉和嗅觉的原动力，记忆和意见是从这些知觉来的，科学知识是记忆和意见达到平静状态时的产物吧？后来我又去考察事物的毁坏，还考察了天上和地上的事物，最后才得出结论：我自己是完全没有能力作这种研究的，绝对不行。这一点，我将充分地向你证明。因为我已经被这些问题迷惑到两眼昏花的程度，有些东西我原来认为自己和别人都知道得很清楚，现在也看不清了。我忘掉了以前认为自明的真理，例如人的生长是吃喝的结果，因为食物消化后，肉加到人的肉上，骨头加到人的骨头上，同质的东西聚到一起，小块就变大，小人就变成大人了。这是我原来的看法。你看这不是挺合理吗？”

“是啊，”克贝说。

“我再告诉你一点。我曾经认为自己很有把握，看到一个大个儿站在一个小个儿旁边，就说这一个比那一个高一头，我也同样说这匹马比那匹大，还有比这更清楚的，就是认为十比八多二，因为二加到了八上，二尺比一尺长，因为二是一的一倍。”

“那么，”克贝说，“你现在对这些事情想法如何呢？”

“我呀，”他说，“老天爷在上，我决不认为自己知道其中任何一样的原因了。就连一加上一，我也不敢说那么一加，是被加的一变成二，还是被加的一和加上的一变成二。我想不通，怎么把这个一与那个一分开了，哪个一就都是一，不是二；把它们放在一起，这一放就是它们变成二的原因。我也无法相信，把一分开，这一分就使它变成了二；因为这么一来，不同的原因就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在前一例中，二的原因是把一加上或放近另外一个一，在后一例中，二的原因却是把一与另外一个一分开或挪远。我也不再相信自己懂得这个、那个事物产生、消灭或存在的原因了，而是心里模模糊糊地有了一种新方法的概念，再也不能承认那种方法了。

“后来我听说有一个人在一部据说是阿那克萨戈拉写的书里看到过，心灵是安排一切的原因。我听了觉得很高兴，认为这个想法很可佩，心里想：如果心灵是安排者，那就会把一切都安排得最好，把每一件特殊事物都安排到最好的位置上。如果一个人要想找出某物产生、消灭或存在的原因，那就必须找出：哪一种存在状态、行动状态或遭受状态对该物最好。因此，一个人只要考虑考虑什么对他自己和别人最好，也就会知道什么最坏，因为这两件事是包含在同一种知识里的。我很高兴地认为，我在阿那克萨戈拉身上找到了一位老师，他所讲的存在的原因正中我的意。我以为他会告诉我，首先这大地是扁的还是圆的；不管是圆还是扁，他会进一步说明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和必然性，然后告诉我那最好的东西的本性，并指出这就是最好的；如果他说大地在中心，他会进一步说明这一地位最好，我也就满足于他所作的解释，不再要求什么别种的原因了。我想到然后再问他日月星辰的问题，他会向我解释它们的相对速度、运转周期和各种状态，包括主动的和被动的，以及何以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因为我不能想象，既然他说过心灵是它们的安排者，他对于它们之所以如此，除了说这是最好的以外，还能作什么别的说明；我还想到他向我详细说明了每件东西的原因和一切东西的原因之后，还得进一步向我说明什么对每件东西最好，什么对一切东西都好。我这些希望是千金不换的，我抓着书尽快地拼命读，急于知道什么最好，什么最坏。

“我怀着多么大的希望，又遭到多么惨的失望啊！我往下看，发现这位哲学家完全不用心灵，也不用任何其他安排事物的原则，而是求助于气、清气、水以及其他稀奇古怪的东西。我可以把他比作这样一个人：开始的时候，提出一般的主张，说心灵是苏格拉底一切行动的原因，可是等到后来，要提出具体的原因来说明我的某些行动了，却接着说，我坐在这里，是因为我的身体是由骨肉构成的；他还会说，骨头嘛，是硬的，一节一节的，肌肉嘛，是有弹性的，包在骨头上，外面又有一层皮包着；肌肉收缩或放松，就把骨头顺着关节拉起来，所以我能够弯曲四肢；这就是我之所以弯着身子坐在这里的原因——他所要说的话就是这。他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说明我同你谈话的原因，把它归之于声音、空气和听觉。他可以指出一万种诸如此类的原因，却忘了那真正的原因，即：雅典人认定惩罚我比较好，因此我认定留在这里服刑比较好，比较正当。因为我想，我这团骨肉是可以早就跑到麦加拉或波埃底亚去了的，犬神为证，的确如此！48因为它认为这样对它最好；可是我不为所动，却选择了比较好的、比较高尚的一面，宁愿遵守国法服刑，不肯开溜跑掉。这一切中间，的确有一种严重的混淆，没有分清原因和条件。诚然，如果没有骨肉，没有身体的其他部分，我是不能实现我的目的的；可是说我这样做是因为有骨肉等等，说心灵的行动方式就是如此，而不是选择最好的事情，那可是非常轻率的、毫无根据的说法。这样说是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原因，什么是使原因起作用的条件。有很多人在暗中摸索着，在这个问题上总是出错，总是叫错名字。这样，就有人认为天是一个漩涡，绕着地转，使地固定不动；又有人认为地撑着天，是一个扁平的槽。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把这些东西安排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正是一种要把它们安排得最好的力量；他们不在事物中找出一种神力，却希望另外找出一个支撑世界的阿特拉斯神话中的撑天神。，比这种神力更强大、更不朽、更能包罗万象。他们丝毫不想‘好’这种担当一切、包罗一切的力量。然而这正是我最乐意知道的本原，如果有人愿意教我的话。可是‘最好’的本性我自己既不能发现，又不能从任何别人那里学到，所以我愿意向你说说，什么是我所发现的次好的研究原因的方式。你愿意听吗，克贝？”

“我非常想听，”他说。

苏格拉底接着说：“我想到，我既然在研究真正的存在方面失败了，那就该小心，不要像有些人那样，在日蚀的时候盯着太阳瞧，弄坏了眼睛，倒不如去看它在水面上或其他光滑物体上的影子。我想到了这种危险，如果我用眼睛盯着事物，或者试图用某种感官来把握它们，恐怕我的灵魂就会弄瞎。所以我想不如求助于心灵，在那里去寻求存在的真理好些。我敢说这比喻是不完美的——因为我远不是承认那通过思想的媒介来沉思存在，只是“通过一面镜子朦胧地”看见它们的人，比那在行为及动作中来考察它们的人会有什么看得清楚些。可是，这是我所采取的方法：我首先假定某种我认为最强有力的原则，然后我肯定，不论是关于原因或关于别的东西的，凡是显得和这原则相合的就是真的，而那和这原则不合的我就看作不是真的。

（柏拉图：《斐多》，96A—100A。摘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9—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