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种技艺和每种研究，都被认为是追求某种好处，同样地，每种行为和事业亦复如此；由于这个缘故，善曾经很正当地被宣称为一切事物的目的。但在各种目的之中，是有某种差别的；有些目的是活动，有些目的则是离开产生它们的活动而存在的产品。在有离开活动而存在的目的的时候，产品胜于活动乃是产品的本性。现在，既然有许多种活动、技艺和科学，它们的目的也将是多种多样的；医术的目的是健康，造船术的目的是船只，战略的目的是胜利，理财术的目的是财富。但在几个这一类的技艺属于同一种能力的地方——例如造马勒和其他与装备马匹有关的技艺都属于驭马术，而驭马术和每一种军事行动又都属于战略。同样地，另一些技艺则属于另一些能力——在所有这些场合中，主导的技艺的目的应该比从属的技艺的目的更被重视；因为正是为了前者，后者才被追求。不论活动本身是行动的目的，还是活动之外的某种东西才是目的（像上述各种科学那样），情形都一样。
那么，如果我们所做的事都有一个目的，我们是为了这个目的本身而企求做这些事（一切其他的东西之被企求，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并且，如果我们选择任何东西都不是为了某些别的东西（因为如果是这样，过程就会无止境，我们的企求就会落空），那么，显然这目的就必定是善和至善。那么，对于善的认识难道不会对人生有巨大的影响吗？难道我们不会像那些有一个目标的弓箭手一样，更能做出正确的事情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应该尝试（至少在大体上）规定出善是什么，以及它是各种科学或能力中的哪一种的对象。善好像应当属于最有权威的技艺和真正主导的技艺。政治学看来具有这种性质，因为正是政治学规定了哪一些科学可以在一个国家中研习，哪些科学应该是哪个阶级的公民学习的，以及他们应该把这些科学学习到何种程度。并且，我们知道，甚至那些最被看重的才干，如战略、理财学、修辞学等方面的才干，也都是从属于政治学的。现在，既然政治学使用其他一切科学，既然是它法定了我们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事，那么这门科学的目的必定包含其他各门科学的目的，这个目的就应该是人所追求的善。因为，即令一个个人的目的和一个国家的目的是相同的，国家的目的似乎无论如何是更伟大更完全的东西，值得去取得和保存；虽则仅仅为了一个人去获得这个目的，也是值得的，但为一个民族或许多城邦而去获得它，则是更好、更神圣的。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的研究所追求的目的，因为这是一种政治的科学——在这个词的某一种意义上说。
（亚里士多德：《尼可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一、二章。摘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16—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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