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看待高考作文的“真实”性

近年来，高考作文备受社会关注。固然有人为优秀的高考作文大唱赞歌，但更多的人是指责高考作文总体水平不高，尤其指责学生高考作文缺乏真实性，说套话、假话。更有人怪罪教师，认为这是“学生从小学开始屈从于教师判分的价值导向的暗示所致”。

这种观点，笔者难以苟同。我们应该正确地看待作文的“真实”性。

固然，作文提倡写真事，抒真情。然而，并非所有作文都必须拘泥于“真实”，对生活机械地照搬。目前高考的话题作文，本身对文章体裁、内容就要求宽泛，给考生以广阔的思维空间。如果考生写小说、寓言之类文体也在允许范围，我们怎能用“事实”的框子来套这些作文呢？今年江苏考生蒋昕捷的满分作文《赤兔之死》，就不是拘泥于“真实”之作。《赤兔之死》取材于“三分事实，七分虚构”的《三国演义》，而作者叙述的关于赤兔讲究诚信、为主人关羽殉身的故事纯属虚构，可是，阅卷专家不以为忤，反而“交口称赞，称为‘令人拍案惊奇之作’”（《我是个简单的人》）。

或许有人说，小说、寓言之类文体可以虚构，而一般的记叙文则不能虚构，其实也未必。当写一般记叙文时（只要不是新闻、通讯等真实性特别强的体裁），也不是不能合情合理地“编造”。学生自幼儿园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基本过着“家庭—学校”两点一线式的生活，很少有机会体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很少有机会读大量的古今中外名著以至报刊时文，头脑中缺少写作素材。面对高考题目，他们记忆仓库中无现成的材料，如果凭借想象，合理编造一些故事情节，有何不可？我们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无可非议，而且值得提倡。因为学生这样做，有利于培养自己的想象力！有些人担心学生编故事会导致人格出现缺陷，这是大可不必的。我们只要考察一下生活实际，便不难发现，那些惯于编造故事的文学家却大多具备完美人格，而那些临笔不知所云的政客们却多为说假话、做假事的能手。

反之，目前语文教学领域中对学生作文片面要求拘泥于事实的现象倒令人担忧。不少教师声色俱厉地要求学生写亲身所历，亲耳所闻；然而，学生却无亲历亲闻可写，只好作假编造乃至抄袭交差。这种做法，倒真能导致学生人格上的缺陷。这种方法，犹如鲧以“堵”的方法治水，结果水患连年。我们倒不如引导学生正确看待作文的真实性，在提倡真实的同时，允许学生在一定的文体写作中或特定的环境下来一点合理想象。这种方法犹如大禹“导”的治水方法，要比堵的方法好得多。再说我们对学生作文出现“编造”问题谈虎色变，实在是思想不解放的表现，我们远不如古人开明。当年苏轼参加进士考试，兴之所至，编造了一个“典故”。阅卷人欧阳修对苏轼文章“一见钟情”，但却不知典故的出处。成绩公布后，苏轼中榜。爱才且又虚心的欧阳修约苏轼见面，并请教文中典故的出处。苏轼怕作假挨批评，信口撒了个谎，声称出自《左传》。第二天，欧阳修又约见苏轼，不耻下问：“我记忆力衰退，又老眼昏花，今夜查遍了《左传》，也没有发现出处，到底出自哪里？”苏轼这才不得不以实相告，说是自己编的。他想，一定挨老师批评了。殊不知欧阳修不但没有批评，反而赞赏苏轼知权达变，日后必成大器。惜乎，我们的认识水平还赶不上欧阳修。

因此，我们希望社会上的人士不要苛责学生。《祝福》中的柳妈责备祥林嫂不该屈从贺老六，祥林嫂的回答堪称名言：“阿阿，你……你倒自己试试看。”我们也不妨请苛责考生的人们试试。置身考场，面对高考题目，在限定的短时间自己能写出自己要求的那样作文来？我们也希望广大语文教师不必自惭自愧，而应该在注重培养学生诚信品格的同时，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作文真实性的含义，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与灵活性，让学生在高考考场中“鸟飞鱼跃”，各显身手。我们还希望阅卷老师像对待《赤兔之死》作者的作文那样，对待有编造痕迹的作文，不要扮演审计、纪检人员的角色，要求每一句、每一字必有出处。倘能如此，当是广大高考学生之幸，也是作文教学之幸。

199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