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转移

权力的转移——
高校教师职称评定方法的数量化技术化倾向

如何评定教师职称，以什么标准来评职称？这不仅是一个学术导向、学术价值问题，更是一个权力的转移问题，即它直接牵涉到在学校“学术事务”管理中教师能否获得发言权，能否实现“学术自治”的重要问题。

一、数量化简单化方法的盛行

在改革开放后，我国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制度得到恢复，并且受科学管理主义的影响，在教师职称管理中也引入了数量化管理，追求一种数字效益。1981年4月20日教育部发布了《教育部关于试行高等学校教师工作量制度的通知》对教师的教学工作量及其计算办法作了较明确的规定，指出提职时把完成工作量的情况作为能否晋升的硬性指标。于是，在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审中更加注重数量。

我们可以翻阅任何一所高校有关教师职称管理的文件，很明显地表现为一种数量化管理的思想。下面以某师范大学教师职称评估量化办法为例。在此规定中把思想政治、职业道德；教学工作量完成情况；科研成果以及学历和行政兼职情况等内容作为它量化的内容。首先把思想政治、职业道德良好计分为100分。把完成一定的教学工作量（即完成课时数进行换算）进行数字化，比如以教学为主的教师，平均每学年完成教学工作量（以教务处颁布的教学计划为准）最低为160学时；如果要申报教授者则应承担3门课以上讲授任务，申报副教授者应承担2门课以上的讲授任务。符合上述条件者才能计基础分150分。如果教学评估良好，计分为100分。也就是说，必须在此基础分（350分）的基础上才能申报职称晋升，但还必须有科研成果，而这在高校职称评审中往往成为最最关键的。比如以教学为主的教师，讲师晋升副教授，文科教师必须在350分的基础上还需要在主要参加省部级项目1项或参加国家级项目1项、核心期刊1篇、重要期刊3篇和学术著作1部中具备4项中的2项。理科教师必须在350分基础分上，在主要参加省部级项目1项或参加国家级项目1项、核心期刊1篇和重要期刊3篇中具备3项中的2项。而以科研为主的教师，同样也是要求有思想政治、职业道德良好计分为100分和教学150分及评估良好100分，总和为350分的基础上才有资格进行职称晋升申报。（只不过以科研为主的教师对教学工作量要求低些，但也要平均每学年完成教学工作量80学时；而申报教授者应承担2门以上课程的讲授任务，申报副教授者应承担1门以上课程的讲授任务。符合上述条件者获得基础分150分。）比如，文科副教授晋升教授在350分基础上，必须在主持省部级项目1项、权威期刊1篇、核心期刊3篇和学术专著1部中具备4项中的2项（破格人员要具备4项）。理科副教授晋升教授在具备350分后，还需要主持国家级项目1项或省部级项目2项、权威期刊1篇、核心期刊2篇（破格人员则还要另加特级期刊1篇或权威期刊2篇）。并且在这份评审量化办法中也对所谓的权威期刊、核心期刊、重要期刊及一般期刊分别进行了赋分值。比如文科权威期刊是150分。只要达到它对不同职称要求的分数值，就获得了晋升的条件。这份规定还对教学获奖、科研获奖、科研项目、专利、成果等转让以及出版著作学历、学位和行政兼职等都进行了数量化计分。这些也成为一个教师晋升的砝码。可见这份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量化评估办法非常明确、细致地规定了职称晋升的标准，并且容易操作，只要是懂得一点数学知识的工作人员都可以进行职称评定。

我们再来看一份某重点综合大学在教师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条件（业务条件中的专业水平部分）的指导性意见。在这份规定中，要求副教授职务对本门学科具有比较系统而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系统地讲授过1门基础课（70学时以上）或者2门以上其他课程（每门课一般授课40学时左右），教学效果好，教学评估结果为良好以上，并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中的2项，即在本专业领域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独立撰写的学术论文3篇以上；参编撰写专著5万字以上（参编撰写教材10万字以上）；作为主要作者出版过科学著作、教科书1部；获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及以上；承担过科研项目或科研开发项目，并取得较好成果。对于教授职务就有更高的要求，比如以教学工作为主的教授职务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中的2项，即作为第一作者在本专业领域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篇以上；出版专著或教材2部以上（其中一部独立撰写）；出版独立撰写的专著或教材1部并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篇（其中第一作者2篇以上）；被SCI刊物收录的论文不少于3篇；发表1篇影响因子为3以上的论文，已指导10名以上研究生；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以上或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以上。而以科研工作为主的教授则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中的2项，即在本专业领域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成系列学术论文15篇以上（其中本人独立撰写不少于10篇，或被SCI收录的论文不少于5篇）；SCI、EI收录论文不少于8篇，或者发表两篇影响因子大于3的论文；出版专著3部以上；获社会科学学科国家级奖励1项（前3名人员）；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前5名）、二等奖（前4名）、科技进步一等奖（前4名）、二等奖（前3名）、科技发明一等奖；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一等奖（前2名）、二等、三等奖（前1名）；科研课题经费超过100万元；主持过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或重大技术开发项目，并取得突出成果；或获得有较大学术价值或经济价值的专利。可以说这份指导意见与上份评估办法没有什么质的区别，他们都对不同职称评审标准进行了详细的数量化规定，唯一不同的是这一份没有赋予相应的分值，也可能这份是指导性的文件，但同样对科研成果及发表杂志的级别有明确的数量或级别要求。可以说，这样的标准简单明了，任何人都可以“照方抓药”。以至于各学科评审组、评审委员会在进行教师职称评议时仅仅是对上报材料的浏览，因为职称评定办法已经对每个教师进行了数量化描述，在看似科学的评价办法下已经把每个教师给算计了。这种情况不仅在这两所高校中有所体现，而且在我国高校中具有普遍性。

二、权力的转移

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描述了监狱诞生的过程：由于各种惩罚方法和技术的使用，使得规训的权力从开始的“公开处决”以显示君主一人既是司法首领又是军事首领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权力的集中，到任何人通过这些技术方法都可以运用权力一权力的分散，使权力得到转移。他在《驯顺的肉体》一章从军队训练方法中得出了一个技术一政治领域，“它是由一整套规定和与军队、学校和医院相关的、控制或矫正人体运作的、经验的和计算的方法构成的；”^【64】“这些方法使得人们有可能对人体的运作加以精心的控制，不断地征服人体的各种力量，并强加给这些力量以一种驯顺——功利关系。”^【65】技术不再是“客观中立”的了，而是具有了政治涵义。通过技术的运用，能够实现对人的控制和权力的转移。

福柯注意到，通过采用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的手段就可以实施这种谦恭而多疑、细微而有力的权力。这些手段使得权力愈来愈隐蔽而有效，人们都处于监视之中，个性的形成也将由规范、度量来表现，从而达到对人无处不在的控制，并且这些技术简单、容易操作。正如福柯所说：“规训权力的成功无疑应归因于使用了简单的手段：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他们在该权力特有的程序——检查——中的组合。”^【66】在谈到层级监视时，他认为：“一个建筑物不再仅仅是为了被人观赏（如宫殿的浮华）或是为了观看外面的空间（如堡垒的设计），而是为了便于对内进行清晰而细致的控制——使建筑物里的人一举一动都彰明较著。用更一般的语言说，一个建筑物应该能改造人：对居住者发生作用，有助于控制他们的行为，便于对他们恰当地发挥权力的影响，有助于了解他们，改变他们。砖石能够使人变得驯顺并易于了解。”^【67】同样全景敞视机构也因为具有简单、经济的几何造型，并且产生了更强大的权力渗透力，因此广泛地得到应用。这些技术的运用使得“由谁来行使权力就无所谓了。随便挑选出来的任何人几乎都能操作这个机器，而且总管不在的时候，他的亲属、朋友、客人甚至仆人都能顶替。”^【68】也就是说，这些简单技术的应用才能使权力产生转移成为可能。对照前面分析的两份文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运用简单的数量化管理方法之后，教师职称评审权力就会从“内行人”手中转移到了管理者手中。因为这些简单的管理方法可以使原来对一个教师水平认识的复杂性简单化，即使一个不懂此专业的管理者只要运用简单的加减法也能对一个教师进行评估。从表面看来的确是提高了管理的效率，但是在这种评价方法的背后却使同行评价的权力得到转移。在当今所谓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争”中，行政权力从中获利，这也就造成了今天高教界一直呼吁的“学术自由”问题。

其实，这些方法能够得到运用主要得益于把人变成一个可描述的对象。福柯认为，在规训权力得到运用的过程中，人们“首先是把个人当作一个可描述、可分析的对象”，“其次是建构一个比较体系，从而能够度量总体现象，描述各种群体，确定积累情况的特点，计算个人之间的差异及这些人在某一片‘居民’中的分布。”^【69】因为只有把每个个体变为可以描述分析的对象以后，才能更精确地对他进行判断和评估，然后才可以对他进行排序，而在这个过程中，管理者就成为了个体的位置的安排者，从而达到控制个体的目的。也就是说，“从这种描述中造就了一种控制手段和一种支配方法。”^【70】如果没有把个体变为可以描述的对象，这种控制也就失去了它运用的基础，那么管理者也就失去了对个体的规训权力。从上面我们对现行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数量化办法的描述可以看出，这种数量化办法正是扮演了对教师个体进行精确描述的角色。只要我们的管理者能够对每个教师进行描述后，就获得了对教师进行排序的权力，因为在无法对教师进行描述的情况下，我们的职称评审只能交给了解这个专业的“内行人”进行描述。当我们的期刊以及其他工具能够被运用后，管理者不能对教师进行描述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现在所谓的学术委员会就成为了可有可无的机构。鲍尔说：“评审要量化工作表现，等于将教师变成一堆可以描述、算度并能互相比较的数据。每个个体收在评审的法眼底下，受制于无形的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71】这样，管理者就把原来属于教师群体自身的权力无形中转移到自己的手中。

因此，在高校教师职称管理中实行的这种数量化技术化管理，其实是一种有利于管理者对学校教师控制的一种“政治技术”。所以鲍尔认为，“管理其实是一种推崇理性的组织形式，而在实践上则成为一种‘政治技术’（political technology），不过披上‘客观中立’的外衣而已。”^【72】而这种政治技术同时也成为管理者获取权力的一种途径。

三、施行同行评议，实现学术自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现在正在进行的所谓管理科学化改革，它实质上内含了一种“政治技术”，而不是像宣传的那样客观中立。通过这种对每个教师进行的数量化描述，其实质是在教师身上强加一种控制，而简单化的统计方法却可以使管理者拥有对教师的支配权，也就是说原来属于教师自己的“学术权力”被这种技术给转移了。但事实上，“更显而易见的是，教师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知道谁有资格成为教授。”^【73】所以，在西方大学中一般是极力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的，教师不允许外行在学术事务上指手画脚。

在西方大学教师的晋升一般都是通过同行评议的，尽管各国高校教师的晋升程序大同小异。首先，由本人提出申请（或由他人推荐），然后，由系的专门委员会针对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个方面对其作出评价，同时，委员会还要请校外有关专家评价。最后，由全系享有终身雇佣的教师进行表决。委员会将评价材料及结果呈交系主任，再逐级呈报到校长和学校晋升委员会，最后由校董事会批准。^【74】这样，在程序上保证了学者拥有对自身问题的发言权，而不是仅仅通过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解决，也避免了外界对学术问题的干预，从而为学术自治提供了保障。

著名学者丁学良教授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记者采访时也谈到：“香港科大评鉴教员的学术资格也不是本校说了就算数。国际上著名的院校，像哈佛大学都有标准的做法，就是看重外部评审。香港科大把外部评审的分量放在不少于50％，有时大大超过50％。程序上最重要的是让你选择几篇自己认为是最好的论文（或专著），包括还没有发表的，代表你研究方面最好的成果。这些论文送给外部评审人去评审。外部评审人不是找一两位，香港科大一般都是找7人，甚至9人，都是国际上的资深学者，但不告诉你他们是谁，匿‘审’你。”^【75】可见，香港科大在评审时并不看你的文章发表在什么档次的刊物上，只要是能够代表一个人水平的文章就行。这样既可以遏止当前的“学术腐败”，也可以提高学者在学术上的发言权，因为没有发表的文章，只有通过同行的审阅才能给出评价，而不是简单地看发表在什么刊物上。同时也使管理者不能简单地进行统计，使他们必须借助专家才能完成对教师水平的评价工作。所以，只有这样学者的“学术权力”才得到保证，减少了管理者对学术事务的直接干涉，也防止了权力的转移。

怎么进行评审？我们以解放前的金陵大学为例来说明这个过程。金陵大学教员升等晋级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教员升等晋级，需先由系务会议讨论，系主任根据该教员之资历、教学之成绩、研究之成就、服务与合作之精神，详加按语用书面推荐，连同著作与证件送交院长，提交院务会议，作初步之评审。通过后由院长汇交校长提请升等晋级委员会评审之。此委员会以投票方式行之，以本会会员2/3之出席为法定人数。出席人数过2/3同意为决议。而晋级委员会主要以校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院长和每院推举教授代表3人组成^【76】。当然，现在如果条件允许，我们也可以像香港科大那样进行操作。

总之，只有在教师职称评审中实行同行评议程序，尽量减少直接应用数量化管理，才能真正实现学术自治。简单化的数量化管理只能是使“学术权力”从学者手中转移到管理者手中，从而丧失了对学术事务的发言权。

（陕西师范大学教科院　张正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