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制的历史演进及现实启示

讲座制的历史演进及现实启示

自柏林大学创建起，“讲座制”作为大学的组织建制、学科制度以及学术权力的有效载体，成为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学的理想模式，为近两个世纪的学者所称道。对相关问题有必要进行认真梳理。

一、讲座制的词义解析

欲要解析讲座制，首先需要明晰什么是讲座。在《辞海》中“讲座”有两解：一同“讲席”，即学者或高僧讲经的座位，孟浩然《题融公兰若》诗：“芰荷薰讲席”，即作对师长和学者的尊称；二为某种专门学科或某一专题的讲授。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又把“讲座”界定为教学形式、是利用报告会、广播或刊物连载的方式进行的教学形式，这与《辞海》中“某种专门学科或某一专题的讲授”一解相近，但前者强调讲授的内容，后者突出讲授的形式。

在俄语中讲座由两个词цикл与лекций合成，лекций是指与讲相连的讲述、讲演等，цикл原意指“环”，拓展为“各种事物、现象有规律的发生、发展循环过程的总和”；转义为：一指“科学、学科的类别”；二指学科群；三指“课程有规律的循环周期”，亦即一门完整的课程。俄语讲座的界定主要与学科、学科群以及系统化的课程或教学相关，可以理解为系统化的教学形式。

在英语中，与讲座相关的有多个词，如lectureship，lecture，chair都有“讲”和“大学中教师的职位”之意，但通常用chair表示。chair在英语大词典中有多种含义：轿子、单乘马车、铁轨支架、单人座位、双人座位、座椅、躺椅、老人座席、主教席位、教堂里的讲坛或布道坛、会议主席席位、教授席位等名词用法，也有使入座、使就任等使动用法。《韦伯斯特新国际英语大词典》中也有类似的注释，大致有这样几层含义：一是指椅子或用作椅子的东西；二为类似椅子、有椅子支撑功能或以椅子形式存在的支撑物；三是指官方席位、主教席位、教授席位等；四是当权者、尊贵者的职务。德·朗特里在《西方教育词典》中曾这样解读讲座：讲座用chair表示，指大学（或其他某个较有名望的教育机构）中享有高度威望的学术职位。担任此职位的人通常称为教授（professor）。讲座是常设的，一直需要有人担任此职。讲座也可以是“个人讲座，设置此位尤其是给予在研究方面（和教学方面）有成就的个人以荣誉，讲座仅在他或她在该校工作期间有效。”

日语中的“讲座”用汉语讲座的繁体字“講座”表示，是由“lehrstiihle”翻译而来，“lehrstiihle”也是教授（lehren）和椅子（stuhl）两者的合成词。也有人把它解释为讲席、某学科的讲座（如历史讲座）、短训班、讲习班等。“讲座”是为了教授某种特定的学问而专门设定的教坛、教座的意思。讲座的担当者依据其报酬，必须每周以一定的时间就其专攻的学问发表公开教学。上述解释与汉、俄相近。而《岩波国语词典》则把讲座概括为“在大学等机构为研究教育之目的而备有的由教授等必要的人员组成的机构，它是一个组织实体”。此解与朗特里的解释相似。

从上述的一些尚不系统的词义探问和跨文化考察中，可以对讲座作出大致的归纳和总结：讲座的本义为讲者之席；引申为对尊者的称谓或职务；拓展为与学科、课程相关的教学活动方式和活动内容；现代意义上与讲座制直接关联的讲座指学科建制，即“在大学等机构为研究教育之目的而备有的由教授等必要的人员组成的机构，它是一个组织实体。”所谓学科建制即为学科的基本组织结构和单位。

日本学者海后宗臣认为，所谓讲座制主要是指作为大学基础组织单位的一种制度，这种组织单位主要依据学问和学科类别加以区分，在这一意义上，所谓讲座制是将学问领域制度化的一种单位，是以此构成大学组织系统的总称。日本《教育经营词典》指出：讲座制是指“在教育研究方面确定必要的专业分野，同时据此设置必要的教员的一种制度。”符娟明曾将讲座制描述为：“是在大学里定出教学研究的专攻领域为其教学研究方向，并配备一定数量的教师进行授课与科研的制度。一个讲座往往代表高等教育中的一个学科方向，是大学的教学、科研、财务、人事、行政的基层单位。一名教授、一名副教授、两名有学位的助教就是一个‘讲座’的基本成员。此外还可以配备一至四名行政助理、教学辅助人员或技术实验员，由教授领导。每一个‘讲座’还可领取按教学计划呈报审批的教学科研经费，由‘讲座’自主支配。讲座的教学内容与科研课题也由讲座自定。课程由教授讲授。若开设‘讲座’专题之外的议程时，由专任副教授或专任讲师担任。有关该‘讲座’的研究生、本科生的教学、科研的费用，甚至‘讲座’内的人事调动等，也都由‘讲座’自行负责安排。”在国外，每个讲座设1名教授，主持教学、科研、经费和人事等各项事物；教学和相关行政人员的聘用都由教授决定；指导研究生论文。教授是该讲座的第一或唯一负责人，也叫讲座主持或讲座教授。

二、讲座制的历史演进

关于讲座制的起源，有人认为“讲座制与大学的历史一样古老，在大学中开设‘讲座’，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大学。日本学者则认为讲座起源于19世纪德国的柏林大学。19世纪时，德国大学的领主出资，开设讲座。‘讲座’以其制度的形式出现，当从德国尤其是柏林大学开始。”洪堡等新人文主义者在创建柏林大学的同时，也创建了一种新的大学组织结构——讲座。讲座制在大学制度中植根最深的应首推近世的德国大学如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尤以柏林大学为最，在这些学校中，讲座是作为综合性大学研究的基础单位而存在的，是拥有教授职者所领导的组织。为了较为清楚地了解讲座制的形成发展脉络，我们须从长时段、多元文明视角来对此加以分析。

1．古代大学讲座制的萌芽

在中国，如果根据讲座制的基本属性来判断讲座制的萌芽，大约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礼记·乐记》中有这样的记载：“食三老五更与大学”。其意为：夏、商设“三老”、“五更”之类为国家元老掌管大学。“三老”、“五更”即可视为当时的政治、学术权威，夏、商两朝设该官职执掌学术。而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由著名学者主其事，谓之“祭酒”，苟况曾“三为祭酒”。学宫除设祭酒、博士、先生等学术职衔外，齐君还以卿、上大夫等爵位授学者，孟轲、苟况都曾被尊为卿，邹衍等76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有丰厚的王宫俸禄。从该诸种机构的设置与管理的情形看，有与讲座制相似的组织机构与制度的职能。而在西方，“讲座制”作为一个以学科、研究领域、学术实体、组织建制等要素为内容的综合概念，其萌芽约在希腊化时期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里亚大学。希腊化时期以前，西方国家主要以家庭教育和私人游学为主，学者以个体的方式收徒授学，该时期可谓有学术权威，无学术制度。直到公元前295年亚历山大的继承者托勒密一世在埃及尼罗河口建立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亚历山大里亚大学，才出现具有国家性质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博物馆设有四部：文学部、数学部、天文部及医学部，兼研究与教学于一身。在创建后的第一个时期里，博物馆曾开设语言学、修辞学、哲学、文学、数学、天文学、医学等讲座，由国家拨款与管理。古罗马时期，讲座制作为古代大学的一种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开始在西方高等教育中发挥作用，并为19世纪柏林大学讲座制的真正确立奠定坚实基础。公元1世纪中后期罗马皇帝韦帕芗执政，在教育上进行了一些改革，其中由国库每年以10万塞斯图斯（大约800镑）的薪金支付希腊语和拉丁修辞学的讲座，紧接着，下一个执政者马可·奥勒略（161～180）在雅典的四所学校分别设置两个哲学讲座和一个演说术讲座，由帝国国库为教师们提供必要的薪金。这时可以看作是讲座与讲座制的萌芽时期。在大希腊化时期，讲座已经不仅仅是讲席或一种与学科相关的称谓，而是演变为国家对大学进行控制的一种方式和基本管理制度。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东罗马——拜占庭，首都在君士坦丁堡。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拜占庭帝国，政治上实行世俗的中央集权统治，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古代文化在此得到保护。当雅典学园和亚历山大里亚大学在西方世界逐渐衰落时，君士坦丁堡大学于425年得以创建。教授由政府提供薪俸，免除课税负担。据记载，5世纪时，有教授30名，主持希腊与拉丁文法、古希腊智者派学说、演说术、法学和哲学讲座。863年重建，设哲学、几何学、天文学和语言学讲座。于是，通过君士坦丁堡大学，拜占庭的文化和组织制度传播到世界各地，对东欧各国及阿拉伯国家乃至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组织结构、办学模式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972年，法帝玛王朝在埃及开罗建造的第一座宣传什叶派的清真寺——爱资哈尔大学，由执掌政教大权的哈里发亲自任命宗教法家主持宗教事物，并从宫廷拨专款支付费用，采用讲座式进行教学，传播伊斯兰思想和科学文化。朝廷出资为教师建造住宅，按月由国库拨款发给固定工资，并为来自埃及农村、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的求学青年修建房屋。公元11世纪末，西方十字军东征，伴随着战争与征服的血火，东西方的璀璨文明与学术制度在西方中世纪大学里薪火相传。

2．近代大学讲座制的确立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后，由于教学方法呆板、教学内容脱离社会缺乏创新、管理不严学风败落、专制国家的强大和民族性日益增强等因素影响，德国大学和欧洲其他大学一样，并未得以实现真正的振兴，而是一落千丈，欧洲大学发展进入冰河期。与此同时，在德国早期新人文主义者温克尔曼、席勒、歌德的影响下，斯莱尔马赫、费希特、洪堡创办了具有现代里程碑意义的柏林大学和独特的近代高等教育管理模式。柏林大学讲座制的创设，为“教学与科研统一”、“为科学而生活”、“大学自治”等理念的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使德国大学成为19世纪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支奇葩。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期，德国大学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是世界各国争相学习的典范。美国、日本、俄罗斯以及东欧各国的大学都受到德国柏林大学的强劲影响，许多国家的学者和学生纷纷到德国去考察和学习，把德国大学的一整套制度带回自己的国家。“在亚洲和非洲，讲座组织甚至比美国的学系制度影响还大。”以东亚的日本为例，建于1877年的东京大学是世界著名学府之一，1886年改名为帝国大学。在帝国大学时期，为了完善教育教学管理体系，井上毅以讲座的形式确立了帝国大学研究的基础单位。1893年文部大臣井上毅曾大力呼吁恢复推进讲座制。当时的讲座，一般由1名教授担任，如果没有教授，可由副教授或讲师、外国教师担任。当时，帝国大学共设置123个讲座，其中法科大学22个，医科大学23个，工科大学21个，文科大学20个，理科大学17个，农科大学20个。从明治时代后期开始，日本的其他地区均增设了帝国大学，并在该帝国大学的分科大学中设置了讲座。昭和31年（1956年）10月文部省颁布《大学设置基准》，该基准成为日本战后大学设置讲座的直接法律根据。

3．现代大学讲座制的完善

从古代讲座制的一般雏形到近代大学讲座制的基本确立，再到现代讲座制的逐步完善，大学学术组织制度在大学与社会互动、大学内部机制改革的总背景下经历了一系列的调试和发展过程，这种发展主要表现为：

其一，规模上，由小讲座到大讲座。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迟缓，社会需求动力不足，大学中师生数量少，故大学讲座往往由一人承担。步入近代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凯歌行进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大学的规模开始急剧膨胀，早年一人独挡一个门类、一个学科的现象已不可能。而后工业社会教育研究的深化，科学研究的跨学科发展，更强调人与人的分工与合作，更需要具有比较自由的教师组织，故大学中出现了由多个教授并立的大讲座。如在日本不仅有普通讲座，还有由数名教授、副教授、助教等组成的大讲座。普通讲座是由教授、副教授、助教各一名组成；而大讲座则是由数名教授、副教授、助教等组成。

其二，就组织结构而言，大学内部学术权力组织进一步复杂化，讲座已不是大学唯一的教学研究的最小单位，而是与其他形式的教学研究单位并行，或者与其他形式的教学研究单位相交叉。如：东京大学针对21世纪日本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对传统单一的讲座做出调整，提出了与讲座相关的“统合型学院”、“包括型学院”两种管理模式。

其三，从研究内容看，讲座由粗放型向精细型方向发展，由学科设置讲座到分支学科、研究方向设置讲座。在古代，讲座一般按大学科、甚至按门类进行设置，如马其顿帝国时期只设希腊语、拉丁语和哲学讲座。而到了16世纪，讲座则大大拓展，以魏丁堡大学为例，仅哲学院就设置讲座职位有10种学科：希伯来文、希腊文、诗歌、文法（以Terence读本为基础）、数学（设置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两种讲座）、辩证法、修辞学、物地理学和道德哲学。而在19世纪，由于学科的急剧分化，讲座内教师人数增多。再以日本京都大学为例，教育学部是京大成立较晚的学部之一，成立当时只有1个学科5个讲座，到90年代已经发展到3个学科5个部门13个讲座。

其四，从讲座的职能看，经过了以研究为主到教学、研究两者并重的变化过程。尽管古代和现代的讲座都有研究与教学两种职能，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讲座所规定的任务有所侧重。在马其顿帝国时期，尤其是亚历山大里亚大学初创时期，主要以研究为主；中世纪后讲座以培养三师为主要；而近代大学的讲座则以创造新知为主；随着大学功能的进一步拓展和大学形式的多样性，大学讲座的职能也具有多种属性。

三、当代启示

如前所述，柏林大学创建后，其大学自治的管理模式即为世界各国所相继效仿，在各国大学发展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应看到，讲座制的自身局限性也在其后的发展中逐渐暴露出来，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改革全面铺开，讲座制度也成为改革的重点。通过对国外高等教育改革和讲座制的演进做历时性考察，可以发现，学界对讲座制的评价可谓利弊互见、褒贬不一、充满争议。作为大学最基本的学术组织形式和制度，讲座制与大学的发展演进相生相伴，其对大学学科发展和教学科研的影响自不待言，但其消极影响也不可忽视。故我们在对讲座制进行系统评价时，应全面分析研究，既注意讲座制在大学自治、大学学科发展、年轻学者成长等方面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要注意讲座体制下学阀垄断、学科壁垒、学术依附等问题所生成之负面影响。

从总体上看，讲座制对大学发展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讲座制在加强学术权力，确保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等方面具有特殊的功效。“大学自治是指大学作为一个法人团体享有不受国家、教会及任何其他官方和非官方法人团体和个人，如统治者、政治家、政治官员、宣传人员或企业主干预的自由，它是大学成员的自由，这些成员以代表的资格而非作为个人来决定大学自身的管理。”大学与政府的其他组织机构不同，大学的特征是传承知识、创造知识，而这种特质的实现需要宽松的学术氛围。正基于此，柏林大学建立后即实施了典型的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的方略。费希特早在1806年即提出了大学独立于国家的设想。他认为，大学要完全独立于国家，思想自由和思想独立是大学的特质。1809年洪堡出任普鲁士教育厅厅长，在18个月的任期内，他根据新人文主义思路进行改革，开始了洪堡的教育时代，他不仅参加和筹办了柏林大学，而且确定了新大学的主旨和发展方向。洪堡明确指出：“公共教育完全不属于国家必须干预的领域”，大学应是“独立于一切国家的组织形式”。“讲座制从制度上确保讲座成为大学自治的基础单位，讲座是最小的，而且是最强固的单位。国家一旦承认以讲座为单位的研究集团的自治，也就给予了教授主宰研究的自由。”讲座教授一般由州政府任命，国家直接对讲座进行拨款，大学无权中途截留，所以，大学的讲座教授一旦获得任命后，教授即获得对整个讲座总体上的控制权，确保了大学的自治和自由。德国历史学家鲍尔生总结了讲座制的许多优点：与纯粹的教科书相比，讲座具有弹性和自由；讲授材料可以被理解；可以发挥讲授者自身的优势；在讲授中，师生之间可以有效地展开交流。

其次，讲座制可以加速分支学科的生成，加快学科建设。学科建设是一个含义颇广的概念，无论是研究领域的学科建设，还是大学中的学科建设，都要通过构建较完备的学科理论体系和学科群，建立起本学科的基本学科规范和训练制度。对于一所大学而言，则具体表现为学位点设置、学科门类、学科结构、交叉及相关学科的形成与建设。学科建设是大学工作的核心，讲座是学科建设的支撑，是大学活力的所在。在国外，讲座一般只能有一位教授主持，学者们如想晋升教授，必须重组讲座，其结果是教授越多，讲座越多；讲座越多，下位学科和研究方向则越丰富。由此，不难理解国外大学学科迅速生成并走向成熟的缘由。“通常讲座代表新兴学科，讲座教授是一个独立学科或专业的负责人，从而使教授获得了权力和声望，讲座教授的数量与大学中的独立学科相关。这也就使我们容易理解为什么国外学者研究的领域比较狭窄、专深。”“讲座通常代表了新兴学科，由教授主持，从而使学者和教授获得了权力和声望。”

再次，形成学术影响和学术研究规模，促进年轻学者成长。自近代以来，研究领域、研究方向、研究问题等精细性讲座逐渐替代了以学科为单位的粗放式讲座。这种精细型讲座可以使讲座中的研究者迅速集结在一个研究方向或一个问题上，形成学者群体的兵团作战，缩短研究时间，提高研究效率，扩大学术规模，形成学术影响与效应。在提高研究效率、扩大学术规模的同时，由于年轻学者在较短时间内找到研究目标和研究方向，在客观上促进年轻学者迅速成长，进一步加快了学科建设。

当然，讲座制的负面影响亦不容忽视。其负面影响则主要表现在学术遮蔽和学阀垄断局面的形成。如前所述，在大学发展的历史行程中，讲座制为大学的学术秩序和管理秩序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讲座体制在具体运行过程中，也往往会形成学阀垄断和墨守成规的局面。“讲座制”是集行政、教学、科研及人事工作多维一体的组织结构，教授一人独揽大权，加之某些国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绝对主义集权体制，学阀和朋党对学术资源的高度垄断，势必遮蔽学术群体中弱小的个体，成为大学学术民主的巨大障碍。日本的国立大学，教授的数量同“讲座”数量相等，因此，不能随意增加教授。“讲座”中的副教授，除非遇到教授席位空缺或增设新的“讲座”的机会，否则不能提升为数授。这实际上又压制了年轻学者的成长。

讲座是“教授自治”的基础单位，特别是按照惯例，讲座内的研究和教育的带头人——主持教授在绝大多数场合下对于讲座内的人事、财物、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诸方面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因此，这种组织结构与制度由于学术研究的封闭性越来越强，同时也使年轻研究者对拥有教授身份的学术带头人的依附性更强，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影响青年学者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又使大学丧失活力。

可见，对于大学的发展而言，讲座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保证大学自治、学术自由、迅速催生一个学科的发生，也可以在一个强大成熟的学科内部制造学术门派，形成学科壁垒。在这一壁垒面前，学者间、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被阻隔，从而影响学术研究及人才培养，最终导致学科由盛转衰，走向没落。正是在深刻反思讲座制利弊的基础上，德国在1965年、1966年两年分别出台《关于高等学校教师队伍重新分类的建议》和《关于建立高等学校的新的学习制度的建议》，1970年提出《关于1970年以后高等教育结构及扩大高等教育的建议》等等，为70年代高等教育的改革奠定基础。1976年1月，联邦议会和议院通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高等学校总法》，这一文件的核心思想便是“改革人事制度，改变过去一切教学和科研问题由正教授一人决定的局面，实行三级教授制。1984年初，联邦科教部长任命了一个由教授、行政官员组成的专家委员会，以便对《总法》提出修改建议。后来科教部长在他们所提建议的基础上，指出了高等教育管理政策的目标：①推进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竞争和分化；②改善各科学习的组织和结构；③为年轻教员开辟更多的专业发展途径；④更有效地组织高等教育系统内的科研。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针对讲座制的弊端对大学的教学科研机构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和调整，并实行大讲座制。

目前，我国大学和一些研究机构尚未实行讲座制，但与讲座制相似的建制形式与制度已经存在。如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尤其是重点大学的基地、中心、平台、国家实验室等。这些机构不仅为一种学术荣誉、学术称谓，而是与人事制度、资金划拨等实际利益密切关联的学术实体，具有极大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性学术权力。目前，由于他律性质的管理机制尚不健全，而学界内部缺少自律，自我调整机制失控，故在繁荣学术、加强学术权力的同时，极易形成人为制造“学术权威”、垄断学术资源的倾向，长此以往可能阻碍学术发展，的确值得学界注意。

（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赵俊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