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界有识之士揭露日军在华罪行的巨大贡献

时间：2023-03-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70年代初期，日本新闻界、文化界、历史学界的有识之士敢于揭露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残害中国民众的罪行，通过传媒促进社会各界认识并反省加害中国及其他亚洲邻国的历史，引起日本公众的普遍关注。[13]以本多胜一为代表的新闻界、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勇于揭露日本过去犯下的历史错误，促进了对侵华日军历史罪行的实证研究。

70年代初期，日本新闻界、文化界、历史学界的有识之士敢于揭露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残害中国民众的罪行，通过传媒促进社会各界认识并反省加害中国及其他亚洲邻国的历史，引起日本公众的普遍关注。特殊的历史环境使《朝日新闻》社记者本多胜一成为上述有识之士的代表之一。

1971年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不允许日本人入境，日本在华新闻机构仅有《朝日新闻》社，日军在战争期间的加害罪行，通过这条唯一的渠道传播到日本。1971年6月13日，本多胜一以《朝日新闻》编委身份，在中日友好人士、原日共党员、诗人西泽隆二的协助下，从香港进入北京，然后深入各地采访。本多前往当年日军对中国民众施暴的地点，直接听取受害者的证词，写出震撼力极强的纪实报道《中国之旅》，为日本国民了解日军在华暴行作出了贡献。本多深入中国各地采访有三个原由：第一，对日本在越南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感到自责。1970年前后，日本各界普遍产生自责意识，认为如果对美军轰炸机从日本军事基地起飞轰炸越南保持沉默等于参与战争，部分大众传媒例如杂志《潮》，经常刊载日军士兵的回忆录特辑。日本民众掀起反战运动，促使本多产生了追究日本战争加害责任的动机。第二，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提上政治日程，包括本多在内的许多日本人认为，不能不追究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迄今，日本新闻媒体从未正面报道过这段史实，因此，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战争遭遇的认识比较抽象，本多决心开创新闻界正面报道日本侵华事实的新局面。第三，本多认为，日本人留下广岛、长崎原子弹、东京大空袭等受害记录固然重要，留下加害中国的记录更为重要。于是，本多按照日军侵华进军路线一路进行采访，揭露日军从东北地区开始犯下的罪行：抚顺万人坑、平顶山惨案、抚顺防疫惨杀事件、人体细菌实验和活体解剖、大石桥万人坑、卢沟桥事变、上海失陷、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劳工奴隶船……。

本多的开拓性耕耘引起极其热烈的反响。《中国之旅》从1971年8月至12月在《朝日新闻》上连载40集，此后，又在《朝日杂志》、《朝日周刊》、《朝日画报》连载并出版了单行本。读者来信装满了两个纸板箱，90%的来信认为“干得好！”“非常感动”。也有少数人提出“为什么现在写这个问题？”几乎无人指责本多报道的“证词是谎话”。与此同时，恐吓、跟踪、匿名电话、来信等方式的威胁也在不断骚扰本多及其家人。山本七平、铃木明等人化名IZAYA·BENDASAN，在《文艺春秋》、《诸君》等杂志上发表攻击本多的纪实报道。本多在中国采访南京大屠杀事件期间，迎来了中日邦交正常化，采访因此一度中断，直至1982年发生教科书国际风波，本多的采访申请才得到中方的批准。[12]

《中国之旅》刊登时，日本国内关于南京大屠杀遇害人数的研究极其薄弱，右翼分子攻击本多的纪实报道，否定史实的活动十分猖獗，意欲将南京大屠杀事件变成“幻觉”。在这种情形下，日本有识之士决心展开深入研究，围绕南京大屠杀的具体事实的争论拉开了序幕。1983年和1984年，本多两次专程前往南京调查，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内容详尽的纪实报告《通往南京之路》。1984年本多还与数名历史学家一起，成立“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该团体共有20名成员，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例会，1984年和1987年两次到南京实地调查，至1995年出版了10部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著作。不仅如此，1987年9月22日，本多还作为原告家永三郎教授的证人，在东京地方法院出庭作证，陈述亲自调查南京大屠杀的采访情况；与长沼节夫一起采访旧军人，以第59师团为典型，撰写出《天皇的军队》一书，对日军在中国的烧杀淫掠罪行进行无情揭露。[13]以本多胜一为代表的新闻界、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勇于揭露日本过去犯下的历史错误，促进了对侵华日军历史罪行的实证研究。

为了对比日本与德国对战争责任的态度，本多还前往德国采访，尽管他认为德国在承担“战后责任”方面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但毕竟与日本截然不同。朝日新闻社记者永井清彦也认为，德国走在日本的前面，如果用百分制来评判德日两国，德国50分，日本30分。[14]本多敢于揭开日本战争犯罪疮疤的行动鼓舞了许多正义人士。1973年千田夏光发表了《随军慰安妇》一书（双叶社出版），1978年千田又通过三一书房出版了《随军慰安妇》及其续集，千田可谓挑战尘封历史真相的第一人。1975年广田和子《证言记录———随军慰安妇、护士》（新人物往来社出版）也公布了无可辩驳的史实。此外，1976年韩国学者金一勉的著作《天皇的军队与朝鲜慰安妇》也由三一书房出版问世。不过，这些著作当时并未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直至90年代初期，日本公众和国际社会才开始重视慰安妇问题。

继本多胜一之后，著名作家森村诚一在中日两国进行了缜密的调查取证，发掘出大量历史资料，撰写出《恶魔饱餐———“关东军细菌战部队”恐怖的全貌》。此文最初在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上连载，1981年11月由光文社出版成书。森村的足迹遍及东京、北海道、山形、福岛、茨城、千叶、埼玉、神奈川、长崎、长野、静冈、爱知、三重、滋贺、京都、大阪、广岛、山口、高知、香川、大分、鹿儿岛，总共采访了31名原731部队的成员。其中，许多人提供了盖着“石井部队图书”印章的照片和原始资料，这些被部队上司命令“至死也不能泄露”的机密资料首次公布于众。日本投降后，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石井部队（代号731部队）的罪恶逃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石井部队是日本陆军中一支将生物学与医学转用于武器、在中国进行人体实验、实施国际法所禁止的细菌战的部队。战后，美国政府以不起诉日本细菌战的战犯为条件，换取了石井部队的实验成果。美国一位从事细菌、化学战研究的专家，高度评价石井部队积累的资料：“石井部队的资料，是支出几百万美元多年研究的成果，这样的资料离不开人体实验，为良心的斥责所阻，在我们的研究室里是不可能得到的。我们为了获得这些数据，不过支付了一个零头———25万日元（当时约折合700美元），这是非常便宜的特价购买。”在美国军方和国务院保存的备忘录中，这样记载美国学者的建议：“日军细菌战部队的技术情报，几乎没有传到苏联方面，如果审判战犯，这一技术秘密就将全部对苏公开。因此，出于美国防卫与安全保障上的考虑，应避免公判。石井集团全面协助美国，正在准备庞大的报告，并且同意提供8000张‘用作细菌实验的人与动物的幻灯片’。它远远超过揭发战犯的价值，对国家安全极为重要。”就这样，“美国政府根据日军细菌战情报的重要性，决定不把日军细菌战集团的任何成员作为战犯检举。”[15]战后，石井部队成员忠实执行部队解散之际下达的三条命令：彻底隐瞒731部队的经历；不担任任何公职；严禁部队成员互相联系。直到三十多年过后，1981年9月部分成员才在松本举行了“关东军‘满洲’731部队战友会第一次全国大会”。

森村诚一在《恶魔饱餐》中呼吁：“尽管太平洋战争对日本来说是侵略战争，有很多受害记录，但却很少见到加害记录。现在，全国广泛开展世代传承战争体验、留下记录的运动，应该最先记录加害的史实，这才是战争体验的核心。这本书记录了日本在被国家集体疯狂的战争捆绑的时代里，对其他国家的国民犯下的残忍暴行。”“世界最大规模的细菌战部队———关东军731部队是日本陆军生出的恶魔部队”。森村强调：揭露恶魔部队的罪行，是为“遏制战争助一臂之力”，“虽说是为了国家，罪行就是罪行。……应该正视战争中的犯罪。‘恶魔饱餐’是绝对不能重演的错误。”因为，“历史证明，一旦成为民主主义的敌人———法西斯、独裁主义的天下，要重新夺回民主主义必须大量流血。”[16]

70年代以后，以本多胜一、森川诚一等人为代表的新闻和文化界人士所体现的不许历史重演的决心，揭露被掩盖的历史罪恶的勇气，坚持走和平民主道路的信念，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有识之士联合起来，用史实教育民众，呼吁警惕重蹈战争覆辙，以更高的热情调查研究日本侵略战争的加害史实。另一方面，日军在保卫冲绳战役中犯下的残害冲绳当地民众的事实也被揭露出来。根据美国军方出版的《日美最后的战斗》的记载、1968年9月琉球政府最终调查的结果，冲绳战役中的美军阵亡者为12520人，冲绳县民的死者总数是178228人，其中，军人和军中勤杂人员28228人，其他参加战斗者55246人，普通居民94745人。冲绳死者是美军的14倍以上，其中过半数是没有参加战斗的平民。除了冲绳县的军队以外，还有10万日本军队上岛作战，这些称为“友军”的日本军人像“进驻朝鲜或台湾”一样，“把冲绳人看成是殖民地的人”。[17]被他们以“私通美军”的名义直接杀害，或通过胁迫“集体自杀”等方式杀害的当地平民不在少数。真知志村的居民亲泊朝政，在外出躲避战火期间目睹了“友军”的罪行：在具志头村，“友军”把身背婴儿的年轻母亲集中在一起，给婴儿注射“营养”———毒杀，然后让她们搬运弹药、烧水做饭甚至作为慰安妇使用。[18]纪实作家佐木隆三深入冲绳各地收集证词，记录了“保卫冲绳的日军”在当地犯下的种种罪行，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出日军对冲绳民众的歧视、虐待和屠杀。诸如此类的调查研究成果反映到历史教科书的表述之中，成为文部省要求删改的对象，继而成为教科书诉讼的争执点。

[1]毛泽东主席赞扬说：“桦美智子已成为全世界闻名的日本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60年6月21日。

[2]吴廷璆主编：《日本史》第933~938页。

[3]［日］防卫厅：《关于学校教育的要求》，《每日新闻》1962年4月27日，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75~176页。

[4]［日］大岳秀夫：《日本的防卫与国内政治》，三一书房1983年，第126页。

[6]《人民日报》1965年2月19日。

[7]［美］迈克尔·格林（Green, M.J.）等主编：《美日联盟：过去、现在与将来》，第102页。

[8]［日］《中学社会科教科书（历史领域）审定调查注意事项草案》（1964年10月7日），高桥史朗：《教科书审定》，引自森川金寿《教科书与审判》，第15~16页。

[9]高增杰主编：《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第168页。

[10]森户辰男：《答辩与教育再改革》，《文部时报》1966年11月临时增刊号《后期中等教育·期待的人的形象》，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76页。

[11]［日］日教组：《要求书》1981年6月11日，引自《教科书问题———今日的焦点及其历史》，第199页。

[12]［日］本多胜一：《为什么写“中国之旅”》，《世界》2003年第9期，第176~177页。

[13]参见紫水、效时编：《警惕日本军国主义》，金城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