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问题引起外交风波

1982年6月末，日本教科书问题引起一场国际外交风波。初夏，高中《日本史》和《世界史》教科书在文部省审定中遭到篡改的实情曝光。被篡改的教科书内容与文部省的审定意见受到广泛关注。文部省事先向记者提供了通过审定的教科书样书，记者们在6月25日解除报道限制之前做足了功课，获取出版社申请审定的教科书原稿，比较分析教科书审定前后的变化。6月25日报道解禁，各报早刊一齐用醒目标题，报道文部省审定教科书：“教科书进一步恢复‘战前’性质”（《朝日新闻》）；“发出‘战时’气息的复古格调”（《每日新闻》）……报道指出，对比文部省审定前后的教科书表述，可以看出文部省向教科书编撰者提出许多修改要求：例如，关于中日战争中的“南京大屠杀”，“把屠杀中国人的数字改写成‘众多’如何？”“强奸”、“掠夺”的词句不要使用几次；1919年朝鲜民众的“3·1独立运动”应改写成“暴动”等。更有甚者，在教科书原稿中的一段内容遭到文部省的严重篡改———“占领南京之际，日军杀害了多数中国军民，进行强奸、掠夺、放火，作为南京大屠杀受到国际谴责。据说中国牺牲者达20万人之多。”但是，在审定“合格”后的教科书中，原有的“进行强奸、掠夺、放火”的表述和牺牲者人数被删除，新增加如下表述：“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中国军队激烈抵抗，日军损害很大，所以被激怒了”。又如，1931年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的九一八事变，被修改成日军“爆破了南满铁路局部”；日军在中国实行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被删改为“抗日运动的展开迫使日本军队保障治安”；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改写成“全面进攻”[1]等等，文部省在审定过程中明目张胆地将日军在中韩等国的罪行“正当化”。对此，抵制篡改教科书的东京都立大学教授山住正己批判说：“人们在平平安安生活的时候，外国军队攻进来，生活被破坏了，在被施暴的时候，那里的人们当然掀起抵抗运动。在表述这样的事件时，有必要作为‘人’来反省。但是，审定非但不反省，还企图主张日军行为的正当性。”

6月25日，中国新华社东京特派员发出消息，文部省为粉饰日本侵略中国歪曲历史。30日，日本乒乓球联盟会长荻村伊智朗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在《朝日新闻》上发表意见说：“如果现在用教科书表述来扩大我们与外国人之间的认识差距，这笔欠账将落到我们子孙的头上，变成他们处理对外关系的困难”。同日，《人民日报》批判日本教科书审定模糊战争责任，企图美化发动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此后，亚洲各国相继进行谴责。7月，文部省审定教科书冲绳之战的表述问题在日本国内引起轩然大波。7月4日，《冲绳时报》、《琉球新报》披露了教科书原稿内日军杀害冲绳县民的表述被文部省删除的消息，8日《东京时报》用“抹杀冲绳战史实”的题目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随后，这个消息被全国各家报纸刊载报道。9月4日，冲绳县议会一致通过《要求恢复被审定删除的日军杀害县民表述的决议》。“家中起火”———自民党和文部省始料不及，国内外舆论的谴责声浪与盛夏的气温同步升高。

1982年日本教科书问题引发外交风波大事记[2]

6月25日　日本各报一齐报道1983年使用的教科书通过文部省审定的情况。

30日　《人民日报》批判日本教科书审定模糊侵略战争责任，企图美化军国主义。

7月4日　《冲绳时报》、《琉球新报》披露文部省删除日军杀害冲绳县民表述。

8日　《东京时报》报道“抹杀冲绳战史实”，全国报纸随后展开报道。

韩国《东亚日报》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战争。

25日　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劳动新闻》谴责日本“伪造历史”。

26日　中国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约见日本驻华公使，对教科书问题提出严正交涉。

29日　文部省官员约见中国驻日公使，说明日本教科书审定制度，中方表示不满。

3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驳斥文部省歪曲历史的言行。日本众议院文教委员会、参议院外务委员会集中审议教科书问题，“思考教科书问题市民之会”等民众团体向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递交《致首相要求书》。

8月1日　中国教育部外事局局长紧急约见日本驻华公使，宣布推迟文部大臣小川平二原定于9月的访华日程，这是中国首次拒绝已经通过外交途径确定的外国内阁成员访问。

2日　“大韩老人会”会员在汉城举行集会示威，声讨日本歪曲历史。

3日　韩国政府向日本政府递交要求纠正教科书表述的备忘录。

越南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报》发表评论：“日本教科书激起各国愤怒理所当然”。

《人民日报》刊登南京大屠杀特辑。

8日　日本政府派遣外务省和文部省局长级官员作为首相特使访华。

13日　日本出版工会联合会向文部省提出，愿意接受改正教科书表述的要求。

21日　8个市民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文部省篡改教科书。

22日　日本自民党派遣教科书问题小委员会委员长三塚博，文教制度调查会副会长森喜朗赶往韩国平息教科书风波。

23日　铃木善幸首相表示：“关于我国战前的评价有待后世史家”，引起多方批评。

26日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发表“政府见解”：“在与亚洲近邻各国推进友好亲善关系的基础上，将充分倾听这些批判，政府负责改正”。

27日　韩国决定原则上接受日本政府的表态。

28日　中国副外长吴学谦再次约见日本驻华大使鹿取泰卫，表示没有具体措施不能同意，拒绝接受日本政府的上述表态。

31日　日本9个市民团体向首相递交“关于‘政府见解’的市民意见”，要求撤销“政府见解”，采取彻底解决教科书问题的措施。

9月4日　冲绳县议会一致通过《要求恢复被删除的日军杀害县民表述的决议》。

日本学界成立“社会科教科书作者恳谈会”，共有294位学者参加。

6日　日本驻华大使鹿取泰卫约见中国副外长吴学谦，表示文部省将刊登《文部公告》，在教学中满足中方的要求。

9日　中国副外长吴学谦再次约见日本大使鹿取泰卫，认为日本纠正错误的措施尽管不能使中方完全满意，但较以前有所进步。

韩国肯定日本政府的再次解释，表示“解决了外交争端”。

14日　文部相小川平二向“教学科目图书审定调查审议会”咨询“审定历史教科书表述的方向”。

17日　中国台湾《中国时报》刊登照片，出租车贴有“拒载日本人”的标语，报道称“日本文部省将如何修改教科书，‘政院’促密切注意发展妥善交涉，随时向日方提供资料修正不实记载”；“日本篡改侵华史实，国人愤慨同声谴责，政界人士历史学者纷纷提证据，往日有暴行今日复妄行何可忍”。

11月16日　“教学科目图书审定调查审议会”答复小川文部相的咨询，在《审定历史教科书表述的应有方向》中建议，鉴于日本与中国等亚洲国家曾经有过一段不幸的历史，在审定有关历史表述时，必须考虑到这些国家的国民感情。与此同时，“教科书审定调查审议会”的“部会长”发表谈话说：“也有意见认为，不仅要考虑邻近国家，对于我国的国民感情也要考虑”。[3]

25日　文部省根据上述建议，修订《义务教育各学校学科图书审定标准》和《高中学校用图书审定标准》，在社会科的“选择性处理”事项中，增加了新规定：“在处理与亚洲各邻国之间的近现代史的事实和现象时，应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观点给予必要的照顾”，即，“邻国条款”。当天，文部省还以《文部公告》的形式，向有关方面传达了小川文部相对记者公布的“大臣见解”，对审定标准追加“邻国条款”加以说明。同时，公告还刊登了文部省对受到普遍批判的“原子弹爆炸图”、“天皇之殁”、“北方领土”、“删除宪法前文”、“明治宪法”的“审定理由”进行辩解。

1983年

1月17日　由旅居美国华盛顿、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旧金山、波士顿等地的华人组成的“反对日本歪曲历史同盟”，在白宫前举行示威，“欢迎”中曾根康弘首相，抗议日本通过审定教科书歪曲历史，散发致中曾根首相的公开信，信中引用日本法律学家刊登在报上的批判意见，公开信的背面印着日本士兵在南京活埋、砍杀中国人的照片。

在这场外交风波中，除中、朝、越等社会主义国家外，无论曾被统治50年的中国台湾地区，还是日本的政治“盟友”韩国，发生了多次抗议活动。事态的严重性出乎日本政府的预料。日本虽然采取修改审定标准追加“邻国条款”的措施暂时平息了风波，在此后的教科书审定中不再强制修改侵略罪行的表述，但这并不意味着自民党和文部省反省错误的历史认识，转变教科书政策。执政党、财界与右翼文人联合发动的教科书攻势不得不偃旗息鼓，主要是迫于国内外压力采取的缓冲措施。

虽然追加“邻国条款”没有满足中国的要求，但铃木内阁顾全亚洲外交作出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从实际情况来看，1984年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和1985年出版的高中日本史教科书，无一例外地表述了南京大屠杀，还有的教科书记载了“731部队”，有关日本对朝鲜和中国台湾统治的内容也更加充实。曾经一度面临全面“修正”的中学社会科公民教科书，3年后仍然按照惯例修改四分之一的内容，只有1家较大的出版社进行了全面修改，没有迹象表明文部省为此向教科书协会施加了压力。不过，文部省在审定新教科书之际，仍然删除部分表述日本侵略事实的内容，对不得不记载的侵略史实，则采取尽量掩盖的手法。例如，1983年文部省提出的教科书审定“指示范例”，借口“在一般学术书上没有记载，也未收录在历史辞典和百科事典”，要求编撰者从教科书原稿中删除关于日军1932年在中国辽宁抚顺郊外犯下的大屠杀罪行的表述———“平顶山惨案”。另一方面，国家统制教科书制度的立法虽然受挫，自民党内的5个文教问题小委员会仍然活动频繁，除继续按照既定方针制定文教政策外，“文教帮”议员不仅在国会审议和辩论中继续“矫正”教科书，还到东南亚国家从事相关活动。

1982年中、韩、朝等国对日本教科书问题表明了立场，促使日本政府不得不转变态度，对文部省肆意删改教科书形成制约，这在客观上鼓舞了日本民众。1984年1月，家永三郎提出第三次教科书诉讼，起诉的争议点集中在南京大屠杀、日军强奸妇女、“731部队”等以侵华战争为主的表述上，来自亚洲邻国的抗议显然对家永阵营转变战术起到促进作用。在此期间，以8个日本市民团体为代表的民众组织、各大新闻媒体等都为揭露文部省审定教科书的内幕、敦促政府采取解决措施，发挥了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其中，冲绳县议会决议的影响最为直接，因为，日本政府在否定日军对外加害邻国的史实的同时，也否定了日军对内加害本国民众的历史。亚洲邻国与广大日本民众作为战争的受害者反对篡改历史教科书、批判法西斯军国主义罪行，在思想感情上有许多共通之处。这是迫使日本政府在“四面楚歌”中采取缓冲政策的决定性因素。

日本政府暂时收敛攻击教科书的锋芒，也有不可忽视的国际战略利益上的考虑。1982年提出对日交涉的中韩两国，当时都与日本没有较大的利害冲突。不但如此，中日韩三国在对苏联的战略利益上存在一定共识。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苏军入侵阿富汗后处于进攻态势。美国总统里根推行新遏制政策，美苏争霸世界展开军备竞赛，美国要求日本作为西方阵营的一员发挥更大的政治和军事作用，承担“关岛以西、菲律宾以北的西太平洋海域”的防卫。苏联在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急剧增加，也使美军基地最多的日本感到苏军对其构成严重的安全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转变防卫政策，从1980年派遣自卫队参加有美、加、菲、澳等多国部队参加的“环太平洋联合作战演习”，1983年1月，中曾根康弘首相向里根总统作出进一步“分担世界的安全责任”的承诺。另一方面，大平正芳内阁执政后，推行“环太平洋合作”，也需要缓和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这些军事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日本政府在教科书问题上的立场。总之，80年代初中日韩三国在远东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及其战略利益，形成有利于平息教科书外交风波的外部环境。必须指出，中韩两国的立场存在差异，两国对日本提出的具体要求不同，中国始终是要求日本采取有效措施改正错误的主要方面。包括沟通渠道在内，韩日两国官方之间的政治互动关系比中日之间要紧密得多，不能忽视两国同为美国的军事盟友，以及同为反共阵营一员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促使韩国政府表现得“雷声大”、“收场快”。

以日本市民团体为代表的日本民众的要求，远远超过中韩两国的对日要求。1982年8月31日，“抗议文部省教科书问题市民游行实行委员会”、亚洲妇女之会、思考教科书问题市民之会、国民文化会议、“‘给金大中等自由’市民运动”、“反对通向战争之路妇女联络会”、日本基督教协议会（NCC）、靖国神社问题特别委员会、日本阵亡学生纪念会（海神会）、“‘日本不能这样’市民联合”共9个市民团体向首相递交了《关于“政府见解”的市民意见》，要求撤销“政府见解”采取彻底解决措施。“市民意见”要求文部省应该将被歪曲的教科书表述立即恢复原状，日本政府应努力完善保障作者和编者“表现自由”的条件，“日本国民与政府有必要自觉反省给韩国、朝鲜、中国等亚洲各国带来的痛苦和损失，立下不再重复战争的严肃誓约，开创将这一精神明确传承到下一代的教育”。因此，仅仅改正教科书表述是不够的，必须把主导朝鲜殖民地统治、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犯罪负责人解除一切公职，停止其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例如，希望伪“满洲国”的实权人物岸信介、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东条内阁的成员、对朝鲜人实行“皇民化”有共同责任的人物，立刻退出政界。“市民意见”还呼吁说：应该反省包括民众在内的日本民族的战争责任———“我们痛感到，至今政府未能端正态度，在日本国民的意识中存在重大问题和责任。……现在正是日本国民学习来自韩国、朝鲜和中国的民众的批判，重新行动的时候。宪法表明日本国民的决心———不再由于政府的行为导致错误。”[4]上述市民要求，代表了80年代初期的民众共识，日本民众反击第二次教科书攻势的行动及其反省战争责任的觉悟，赢得了邻国人民的尊敬。

此后，日本政府从在“前台”指挥篡改教科书，转为“幕后”操作：1983年6月30日，中央教育审议会发表最终报告《教科书的应有方向》，确认文部省“在妥善的手续下”进行审定，主张不公开审定教科书的过程，公布审定结果时，可按需要介绍主要论点；建议都道府县教委，事先选定教科书或者将现行选用地区广域化；提出应该实行指定教科书发行者的制度；除教科书外，“教师用指导书”存在“不妥当的内容”，建议“有必要研究在行政上进行适当指导。”所谓“教师用指导书”是指导教师教学的指南，其中包括受篇幅限制无法全部表述在教科书中的教学内容，迄今，在文部省审定中被迫修改的内容，有时也出现在指导书内，所以，这也将列入行政干预范围。上述各项对策建议，不但与自民党《教科书制度改革方案》完全一致，而且更加具体。实际上，无论教科书作者、编者还是出版社，都迫切希望文部省公开审定过程，主张“暗箱操作”审定不利于提高教科书的水平。自1963年文部省推行教科书选用广域化以来，广大教师在选用前对各家出版社的教科书进行比较研究的热情大大消退。如果继续推行选用地区广域化并且指定教科书发行者，势必带来进一步缩小教育活动范围的结果。与小学和初中的教科书相比较，高中教科书的选用仍然按照战后最初的审定制度的规定，以每所学校为单位选用。所以，高中教科书的发行和选用种类，远远超过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使用的教科书。以1982年4月开始使用的高中社会科教科书《现代社会》为例，共有16家出版社发行了21种教科书。尽管必须在《学习指导要领》限制的范围内编撰高中教科书，但由于没有广域化的选用制度，各校教师还是能够从多种教科书中选择适合自己教学的一种。[5]中央教育审议会的最终报告，在国家控制教科书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大步，表明文部省仍旧继续推行自民党的文教政策。

日本少数右翼分子并不甘心失败。1984年6月，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死的南京大屠杀罪魁、原陆军大将松井石根的私人秘书、右翼分子田中正明，纠合一伙原侵华日军军官，召开“‘南京大屠杀’参战者作证”座谈会，用他们亲身经历的“事实”，对《南京大屠杀证词》进行恶毒攻击，为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翻案。参加这一座谈会提供“证词”的原侵华日军军官，都为否定南京大屠杀作了充分准备。例如，原第十军独立轻装甲车第二中队小队长亩本正己，自1982年夏发生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后，先后对150名旧军人进行“调查”，询问是否发生过“南京大屠杀”，亩本据此宣称：“绝对没有发生屠杀20万或30万人的事情”。又如，原第六师团通讯队小队长鹈饲敏定，在长期积累和研究中国（包括台湾地区）和日本公开的战史资料的基础上，主张日军占领南京后并未“滥杀俘虏”。“不能相信”在南京江东门、上新河一带关于日军屠杀的证词和葬尸记录。至于在雨花台附近发生的大规模屠杀，“可以断定完全是虚构的”。并说中方《南京大屠杀证词》刊载的中国证人朱有才的证词不过是“为了使一切顺理成章”，日本证人中山重夫关于目睹日本士兵长达4小时屠杀俘虏的证词“可以肯定完全是谎言”。原第九师团第十九联队第四中队长土屋正治甚至宣称，日军入城扫荡中国败兵时，南京市内“住宅未毁坏一间，屋瓦没掉下一片，连一只猫也没看见”。为彻底推翻日军犯下的抢劫、放火、强奸、杀人的暴行记录，土屋“作证”说：进入南京以前，松井石根司令就发布了严肃军纪的命令，“士兵们没有进入民宅，默默地忍受着饥饿”，只不过在两三天内由于后方给养未到而奉命四处“征用粮食”，在此期间，“也许多少有些过分行为”。他甚至将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的纵火行为，反诬为中国败兵和“第五纵队”所为。亩本也狡辩说：“日本士兵军纪非常之好”，因为他们怕做出非分之事受处罚而不能回国，因此，“说部队军纪败坏，见人就杀，见妇女就强奸，我感到非常遗憾”，“日本军队不是那样荒唐的军队”。所以，“中国政府出版的这本书（《南京大屠杀证词》）是错误的”。此外，这个由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加害者参加的座谈会，还攻击日本进步学者和新闻界关于中国的相关报道“歪曲事实，是迎合中国夸大宣传的胡话”。[6]

在右翼势力的猖狂反扑面前，众多日本进步人士不断加入支援家永教科书诉讼的正义活动，历史学界的研究者深入开展史实调查与实证研究，用不容否定的事实回击右翼的诽谤。家永诉讼运动同时也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以80年代初期的教科书风波为契机，关于日本在15年战争期间的加害责任的研究，在深入研究家永第三次教科书诉讼的争执点的过程中取得进展。[7]截至60年代，日本史学界对广义的中日战争时期（1931—1945）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问题上，特别集中在日本的法西斯化、军国主义化问题。进入70年代以后，有关日本殖民地及占领区的统治，特别是经济统治的研究取得相当多的成果。中日战争期间日军的残暴行为，如屠杀事件、活体实验、使用毒气等问题都被视为最重要的研究问题之一，这些也是文部省审定教科书的重点。

学界研究的进展，带来中日战争历史分期的变化。战后日本学界流行“二分法”，自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为“中日战争时期”，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为“太平洋战争时期”，把后者看成是主要以美国为对手的战争。“二分法”分期是日本统治集团仅承认“对美战争责任”的思想渊源。50年代后期日本学界出现不同观点，将战争的起点回溯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认为从中日全面战争到太平洋战争是连续的“15年战争”，批判割裂日本对华战争与对美战争的认识方法。关于“15年战争”的研究，努力明确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责任，从60年代后期开始受到日本史学界的重视，70年代后期，相关著作陆续问世。但多数日本人对中日战争的本质和意义仍然认识不足，很多年轻人不但对日本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损害茫然无知，甚至有人完全不知道有过这样一场战争。[8]经过80年代初期的教科书外交风波，日军在中日战争中的残暴罪行作为教科书审定的焦点，同时也作为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受到空前重视。“15年战争”历史分期的出现，表明日本史学界在追究对华侵略战争责任的研究领域取得巨大进步。1982年以后，日教组也在努力加强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尤其是中日15年战争史的研究，通过历史教育、和平教育反映学术研究的成果。[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