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曲历史的高中教科书出笼

80年代中期，教科书问题再次出现新情况。经过1982年的教科书外交风波，自民党意识到难以与日教组对抗，与其纠正教科书的“偏向”，激怒国内民众恶化周边外交环境，不如转变战略编写反映本党观点的教科书取而代之。右翼“学识者”团体“保卫日本国民会议”（1981年10月成立）决定，从“确立正确的爱国心”着手促进修宪，把编写历史教科书作为“奉祝昭和天皇在位60周年的纪念事业”，此举恰好迎合了自民党的需要。

1982年10月，“保卫日本国民会议”召集“教育界人士”和“学识者”举行“教科书问题恳谈会”，主要讨论三个问题：（1）强化教科书审定制度；（2）向国定教科书过渡；（3）引进自由教科书制度。与会者对教科书的“偏向表述”表示特别忧虑，要求教科书表述“公正”。11月，文部省贯彻落实宫泽官房长官发表的“政府见解”，在审定标准中追加“邻国条款”。1983年3月，保卫日本国民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大会，决定成立历史教科书编撰委员会编写高中日本史教科书，实现“通过历史表述让青少年热爱国家”的目标。12月，又有一个名为“教科书正常化国民会议”的团体宣告成立。在保卫日本国民会议运营委员长黛敏郎的组织下，朝比奈正幸（原京华商业高中校长、文部省教学科目图书调查审定会委员、负责审定社会科教科书）、山口康助（帝京大学教授、原文部省教科调查官、负责审定课程设置）、村松刚（筑波大学教授、文艺评论家）、小堀桂一郎（东京大学德国文学专业教授）等人，担任战后第一本右翼教科书的主要执笔者，文部省教科书调查官村尾次郎等人，担任“高级顾问”。[10]这伙右倾文人按照三项方针编写教科书：第一，“古代史部分不仅利用考古资料，还要通过神话使学生理解日本‘建国’”；第二，“培养对皇室的敬意”；第三，“近代史不能把日本片面地写成加害者”，“独自进行写作和研究活动”。[11]1985年8月29日，美化侵略历史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原稿《新编日本史》，通过原书房申请文部省审定。[12]

日本主流媒体批判《新编日本史》“再现皇国史观的亡灵”，但文部省却如获至宝，宣称它弥补了“教科书的不足”，“我们应保护这个新生事物”。为了使这部教科书通过审定，文部省教科书调查官破例将供内部阅览的“内阅本”作为审查稿，对其过于张扬右翼主张的部分，如“有关天皇的表述太多”等提出了数百条修改意见。编纂方也配合文部省反复修改，1986年5月27日《新编日本史》获准“合格”。5月24日，《朝日新闻》发表社论批判这部“‘复古格调’的日本史教科书”，中国、韩国、朝鲜、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亚洲邻国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媒体也对其展开抨击。中国政府对《新编日本史》否定南京大屠杀表示强烈不满。6月7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约见日本驻华大使递交外交部照会，要求日本政府遵守1982年的承诺修正右翼教科书。6月11日，韩国政府也与日本进行交涉。在这种情况下，中曾根首相指示文部相藤尾正行，按照1982年宫泽官房长官发表的“政府见解”，重新研究已经通过审定的教科书。于是，文部省又追加了一次修改，根据《人民日报》和韩国文教部提出的问题，对《新编日本史》内有关“满洲事变”、日中战争、南京大屠杀、“3·1运动”、震灾中屠杀朝鲜人、江华岛事件等史实的表述，提出了30项共80余处的修正要求，[13]文部省要求将“日华事变”一类的文字一律改为“侵略”。[14]

《新编日本史》的编撰者迫于国内外压力，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修正美化侵略罪行的表述。例如，文部省最初审定合格时，关于“大东亚战争”的表述是，“日本将这场战争的名称定为‘大东亚战争’（所谓太平洋战争），称这场战争的目标是，在日本领导下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从亚洲驱逐欧美列强的统治。”经中韩两国交涉，按照文部省的要求修正后的表述为：“日本将这场战争的名称定为‘大东亚战争’（所谓太平洋战争）。”删除了美化日本侵略亚洲罪行的部分。[15]又如，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表述经过四次反复修正才通过审定，尤其引人关注。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表述的四次修改如下。

（第一次）送审原稿：“南京攻防战极为激烈。中国以日军此时犯下对中国民众的大屠杀为由，强烈要求日方反省。关于这一点，我国围绕其真伪有争论，在学术上尚未解决。”

（第二次）按照文部省审定意见修改后的“内阅本”：“南京攻防战极为激烈。关于这时中国军民遭受的牺牲（所谓南京事件），中国强烈要求日方反省。我国人战后才知道这一事件，此后也在进一步追究真相，继续进行资料和相关者口述记录等研究。”

（第三次）经文部省审定“合格”后制成的教科书样书：“南京攻防战极为激烈。关于失守后中国军民遭受的牺牲（所谓南京大屠杀），中国强烈要求日方反省。”

（第四次）文部省接受邻国抗议追加修正要求后的最终版本：“南京攻防战极为激烈。关于失守后日军杀伤了多数中国军民的事情被报道，受到国际上的谴责（所谓南京大屠杀）。”[16]

上述修改过程表明，编撰者美化历史的手法非常狡猾：在（第一次）送审原稿内，把南京大屠杀说成中国单方面主张并要求日本反省的事件，事件是否属实存在“真伪”之争，至今仍无结论，以此表明日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这一表述在文部省审定中受阻。（第二次）修改后的“内阅本”包含三层用意：一是抹去“大屠杀”三字，改换“南京事件”，淡化这一举世罕见的暴行。二是说事件真相并未“追究”清楚，还在继续研究之中。三是篡改日军屠杀的对象，把“对中国民众的大屠杀”偷换成“中国军民遭受的牺牲”，事件的直接动因则是“南京攻防战极为激烈”。其险恶用心一目了然———既然是激烈的攻防战，中国军民遭受牺牲在所难免，中国有什么理由“强烈要求日方反省”？这种明目张胆否定史实的表述仍未过关。于是，编撰者再次修改“内阅本”（第三次）：“中国强烈要求日方反省”的“所谓南京大屠杀”，是指“失守后中国军民遭受的牺牲”，“南京攻防战极为激烈”是事件的前提和动因，以此混淆事件的性质，为日军占领南京后大规模屠杀俘虏和平民的暴行开脱罪责。经过三次修改后“内阅本”获准“合格”。在邻国抗议和中韩政府的交涉下，文部省又追加了一次修改。第四次修改后的最终版本有所改善：“南京攻防战极为激烈。关于失守后日军杀伤了多数中国军民的事情被报道，受到国际上的谴责（所谓南京大屠杀）。”[17]但是，这一表述仍然不能满足中方的要求。因为编撰者采取客观描述的手法，强调“南京大屠杀”是“报道”出来的，因此才受到“国际上的谴责”，从而回避了日本是否承认南京大屠杀的问题。而且，“杀伤了多数中国军民”根本不能正确反映屠杀的规模。上述四次修改过程，充分展示了日本右倾文人玩弄文字的高超技巧。无论是“中国强烈要求”的，“被报道”的，还是“真伪有争论”、“在进一步追究真相”，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通过教科书为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翻案。1986年7月7日，文部省再次审定这册存在严重问题的教科书“合格”。

尽管如此，文部相藤尾并未善罢甘休，他于7月26日会见记者发泄不满：“挑毛病的家伙”，“在世界史上不是也干了那种事情吗？”此言一出，立即遭到中韩两国政府和人民的猛烈抨击。8月12日，藤尾又在日本记者俱乐部讲演，声称“世界史就是一部侵略史、战争史，必须纠正那种认为只有日本进行过侵略的错误看法”。随后，藤尾还在“8·15”战败纪念日公开表示，远东军事法庭判处东条英机等战犯死刑“是不正确的”。藤尾在提前出版的《文艺春秋》杂志10月号中，再次为日本军国主义辩解，称南京大屠杀是“不明不白的事件”，日军屠杀中国人是“为了排除抵抗”，“战争就是要杀人”。[18]藤尾一再公然否定侵略行为的言论，不仅遭到亚洲国家的一致谴责，也受到日本国内舆论的严厉批判。9月8日，中曾根首相罢免藤尾文部相的职务，这是战后以来内阁首相第一次行使罢免内阁成员的权利。内阁官房长官就此发表谈话指出：“藤尾大臣的讲话，与我国利用各种机会一直表明的对过去战争的反省，以及在此基础上为和平友好而努力的决心不相称”，“谨向中国、韩国表示歉意”。[19]

在上述审定过程中，文部省采取了什么立场？文部省初中级教育局长西崎清久发布消息说，文部省主要根据“各国的批判和要求等特别情况”，破例对《新编日本史》采取了违反文部省审定规则的“超法规措施”。理由是，中国政府提出要求，按照1982年宫泽喜一谈话的精神，对该教科书进行妥善处理；在此前后，中曾根首相两次指示重新研究这个问题。外务省等机构接受上述首相指示，希望文部省重新研究。“虽然，审定规则中没有要求审定合格后的‘内阅本’重新修改表述内容的规定，但是，如果有各国提出批判和希望等特殊情况，为了得到更好的教科书，文部大臣有权限、有责任，不按程序采取措施”。[20]诚然，不应否认文部省在审定《新编日本史》过程中作出的“破例”努力。但是，同时也必须看到，文部省自始至终按照“保护新生事物”的既定方针，无论如何也要推出这册右翼教科书，落实自民党“应该由持正确见解的学者和教师编写教科书”的政策，实际上为右翼势力篡改历史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新载体。藤尾文部相与《新编日本史》编撰者，在歪曲和篡改历史的政治立场上息息相通。直至1986年7月，藤尾还在朝日电视台的节目中喋喋不休：“战后教育是毁灭日本的教育”，“占领政策下的教育目的是，一定不能让日本重新站起来的、否定日本民族性和轻视传统的教育”，声称“应该恢复《教育敕语》教诲的道德法则，夺回精神秩序”。[21]有如此顽固坚持为日本侵略罪行翻案的文部相掌权，不难理解为何存在严重问题的右翼教科书最终仍被审定“合格”。在第二次教科书攻势中，极力恢复天皇制意识形态、否定侵略历史的保卫日本国民会议、保卫日本之会等右翼团体，已经成为自民党、文部省篡改教科书的得力帮凶，这一动向预示教科书问题正在发生新变化———右翼组织开始带有“学术”色彩，打着“国民运动”的旗号扩大影响。

综观第二次教科书攻势，铃木首相和中曾根首相考虑日本与邻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接受邻国要求，在1982年增加“邻国条款”、1986年采取“破例”措施并解除文部相的职务，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通过编撰和审定教科书篡改侵略历史的势头，抑制了政要人物公开否定侵略事实的活动。这些都与中曾根内阁致力于实现日本政治大国化的目标———建设“国际化国家”的发展战略有着直接关系。特别是，中曾根政府在政治及文化领域努力提高日本的国际影响，致力于将日本文化推向世界，大力促进日本传统文化的“国际化”，1983年提出至21世纪初吸纳10万名外国留学生的目标。与此同时，中曾根也在极力推进“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政治目标，一面按照中韩两国的要求指示修改右翼教科书，一面开创“首相公务参拜靖国神社”的先例，这些互相矛盾的表象，不过是其“平衡”内政外交的举措，“协调”外交关系与其在国内政治中的“建树”之间并无矛盾。

教科书问题之所以没有发展到严重恶化中日关系的程度，中国领导人积极开展对日外交活动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82年5月，中国总理应邀访问日本，在与铃木首相的会谈中，中方提出了进一步发展中日经济关系应当遵循的三项原则，受到日方欢迎。[22]事隔一个月，发生教科书外交风波。1983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赴日进行友好访问，在与中曾根首相的会谈中，再次确认中日友好三原则并增加“相互信赖”一项。从此，“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相互信赖”四项原则与《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胡耀邦总书记特别对日本明确表示：发展中苏双边关系决不会妨碍和损害中日友好关系，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日本政府的疑虑。中曾根首相建议成立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保证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成为21世纪乃至世世代代牢固发展的关系，得到中方的积极支持。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对中国进行回访，双方关于“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名称、任务和组成达成一致意见。3000名日本青年应中国政府邀请前来访问，两国青年交流事业取得显著进展。中日首脑外交与民间交流活动，无疑对中日关系起到修复作用，对中曾根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

另一方面，日本右翼势力仍在继续歪曲、粉饰历史。1988年4月22日，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公务参拜靖国神社并会见记者，宣称“日本一直不是一个侵略国家”，“日本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而发动战争”。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在国会提出质询，要求政府表明对侵略战争的认识。竹下登首相在国会答辩时表示：奥野诚亮的言论属于“个人观点”。5月9日，奥野又在国会发表言论：“在日中战争中，日本没有侵略的意图”，东京审判是胜者强加给败者的惩罚，否认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是罪犯。日本各在野党纷纷批判奥野讲话是“对历史的重大错误认识”，要求罢免其职。亚洲邻国也严厉谴责奥野的言论。奥野终因一再发表谬论而辞去国土厅长官一职。日本媒体发表评论说，奥野由于美化侵略战争而辞职是“常识性胜利”。[23]《朝日新闻》指出，中国等亚洲国家谴责奥野的言论，似乎也不满意竹下首相和小渊惠三官房长官仅仅重复以往的“政府见解”，没有表明内阁的“历史观”。[24]此后不到一年，1989年2月15日，竹下首相在国会表示，日本过去的战争“是不是侵略战争有待于后世史家判断”，立即遭到《中国青年报》、韩国《朝鲜日报》等亚洲媒体的批判，泰国《曼谷邮报》于2月22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出现这样的言论是没有希望的。……如果没有教科书审定制度，东南亚对日本战争犯罪的批判会少得多。迄今为止，教科书审定产生了许多误解和没有结果的批判。”

80年代，围绕教科书和否定侵略历史问题，日本国内政治斗争交错，藤尾、奥野先后被罢免、辞职，铃木、中曾根、竹下三位首相或刷新参拜靖国神社纪录或发表不承认侵略历史的言论，受到国内外的强烈反对。从发动第二次教科书攻势，到右翼教科书登场，得到财界支持的自民党，在与日本民众及亚洲邻国的周旋中，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在“恢复民族传统”的幌子下，逐步将战败后被日本民主化改革铲除的“军国主义教育”的部分内容，重新塞进教科书中。1989年文部省修改后的新《学习指导要领》规定，小学六年级社会科教科书表述的历史人物应该包括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25]于是，参加中日甲午战争的“浪速号”舰长、日俄战争时打败俄国巴尔切克舰队的“大功臣”东乡平八郎在1992年使用的小学教科书的正文中“复出”。此外，《古事记》中的神话也重返教科书，[26]战败初期用墨笔涂黑的内容“起死回生”。